誰是中國最成功的商人？每個(ge) 人可能會(hui) 有不同的答案。但如果將視線投入到中國遼闊的曆史中，晉商和徽商肯定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前茅。這兩(liang) 地的商人同是經商求財，所拜的財神卻不是一位。

　　晉商拜關(guan) 公，徽商拜朱熹。

　　雖然心中的財神不是一位，卻是一條殊途同歸的求財路。

　　晉商和徽商相繼興(xing) 起於(yu) 明代中葉，時有“北晉南徽”之說。晉商以地緣關(guan) 係為(wei) 基礎，徽商以血緣宗族關(guan) 係為(wei) 基礎；晉商推崇關(guan) 羽，徽商信奉朱熹。那麽(me) ，這兩(liang) 個(ge) 同一時期興(xing) 起的商幫，為(wei) 何會(hui) 有如此差異？

　　道中華：晉商和徽商作為(wei) 中國曆史上重要的兩(liang) 大商幫，是如何興(xing) 起的？各自主營的領域是什麽(me) ？

　　王晉麗(li) ：明清時期，全國統一市場逐步形成，晉商在這一時期興(xing) 起，主要經營鹽鐵，同時還兼有糧食、棉布、棉花、絲(si) 綢、茶葉、絨貨、顏料、煤炭、木材、煙草等商品貿易。

　　清中後期，晉商在全國商品市場大顯身手，票號也應運而生。山西省平遙縣龍躍村人雷履泰於(yu) 道光三年(1823年)創立了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此後，平遙陸續出現了20餘(yu) 家票號，這些票號在全國各地設有500餘(yu) 個(ge) 分號，涉及70餘(yu) 個(ge) 城鎮，北至包頭、張家口，西至迪化(今烏(wu) 魯木齊)、涼州(今甘肅武威)，南至香港，形成了一個(ge) 巨大的金融網絡，“匯通天下”。正因如此，梁啟超稱頌山西票號“執中國金融界之牛耳”。

　　徽州糧食產(chan) 量不足，也沒有得天獨厚的茶葉和木材生產(chan) 條件，徽州人便多外出經商謀出路。至明代中葉，徽商形成了鹽、典(當)、茶、木等四大主營行業(ye) 。

　　鹽在古代由官方控製，民間不允許製造和銷售食鹽，販賣私鹽是重罪。至朱元璋製定“開中法”，允許民間用糧食換官方食鹽。當然，開中法也有種種不便，商人需先去北部邊疆納糧，然後再去鹽場支鹽，來回奔波，成本較高。

　　明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shu) 葉淇進行鹽政改革，提出了用“開中折色製”代替了“開中法”的做法，史稱“葉淇變法”。至此，商人不用再到北部邊疆用糧食換鹽票，在內(nei) 地就可以到鹽運司用銀兩(liang) 換取鹽票。徽商離北部邊疆距離遙遠，原本在“開中法”下銷售食鹽不占優(you) 勢，但由於(yu) “葉淇變法”，讓原本的劣勢不複存在，徽商因此快速發展。

　　然而，至明萬(wan) 曆後期，戰爭(zheng) 連年不斷，徽商也因此遭受重創。

　　清中葉，全國市場相對繁榮，徽商憑著“徽駱駝”的精神，不辭辛苦外出經商，又重新發展壯大起來。

　　道中華：晉商避親(qin) 舉(ju) 鄉(xiang) ，而徽商以血緣和宗族關(guan) 係為(wei) 基礎；晉商推崇關(guan) 羽，而徽商信奉朱熹，為(wei) 什麽(me) 會(hui) 產(chan) 生這樣的差異？

　　王晉麗(li) ：晉商的商幫治理采取“東(dong) 夥(huo) 製”，即讓有能力、有經驗的掌櫃掌控經營權、決(jue) 策權，股東(dong) 隻負責資本投入，其用人核心是避親(qin) 舉(ju) 鄉(xiang) ，因此聚集了大批精明能幹、實在可靠的同鄉(xiang) 來經營管理。

　　此外，晉商製定了嚴(yan) 格的“號規”，如號內(nei) 夥(huo) 計不得打架鬥毆，不得撥弄是非，必須聽從(cong) 指揮；禁止結夥(huo) 營私；掌櫃等高級人員一律不準攜帶家眷，夥(huo) 計等不準在營地結婚，戒嫖戒毒；不得向掌櫃或財東(dong) 送禮；不得在掌櫃或財東(dong) 家攀談閑坐；每三年可回家探親(qin) 一次等。晉商對違規被辭退的員工，也有很多懲戒機製，即被一家辭退後，其他晉商也不再錄用，使得商幫成員不敢輕易做出違規之事。

　　徽地受朱子理學影響，宗族意識濃厚，宗族製度固化成為(wei) 徽州人的日常行為(wei) 規範。徽商外出經商，宗族倫(lun) 理是其主要約束手段。

　　唐宋以來，關(guan) 羽的“忠義(yi) ”越來越被推崇，加封的諡號也越來越多。僅(jin) 宋徽宗就先後加封關(guan) 公為(wei) “忠惠公”“崇寧真君”“武安王”“義(yi) 勇武安王”等，關(guan) 公的地位達到極致，民間稱其為(wei) 關(guan) 帝、關(guan) 帝爺、關(guan) 夫子、關(guan) 聖帝君、協天大帝等。

　　與(yu) 關(guan) 公同鄉(xiang) 的晉商，便把關(guan) 公作為(wei) 保護神和精神偶像來膜拜，並據此塑造了其商業(ye) 倫(lun) 理中最基本的內(nei) 核，即以義(yi) 取利，以誠取勝，追求“利”要以“義(yi) ”為(wei) 前提，不做有悖於(yu) 義(yi) 的事情。因此，“義(yi) ”也成為(wei) 了晉商的代名詞。

　　徽州則是宋代理學家朱熹的故裏，自稱“新安朱熹”的朱子數次回鄉(xiang) 探親(qin) 並在此講學，其所倡導的“理”和“禮”對徽商的商業(ye) 秩序及個(ge) 人修養(yang) 產(chan) 生了很大影響。朱熹的理學思想是一種實用性的理學精神，顛覆了傳(chuan) 統文化中的輕商觀念，為(wei) 儒、商結合提供了理論支撐。

　　朱熹認為(wei) “正其義(yi) 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徽商謹遵朱熹教義(yi) ，不以功利為(wei) 急，而以仁義(yi) 為(wei) 天，“財自道生，利緣義(yi) 取”，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不失“仁風”，表現出商人的儒雅。

　　朱熹的禮學，徽人爭(zheng) 相學習(xi) ，徽商自不待言。徽商供奉朱子像，把大儒朱熹奉為(wei) 神明，在經商之餘(yu) ，朱子之書(shu) 不離左右。

　　道中華：無論是晉商還是徽商，很多人獲利致富後都回報家鄉(xiang) ，救濟鄉(xiang) 鄰、修路架橋、興(xing) 辦義(yi) 學。晉商和徽商背後有著怎樣共通的商業(ye) 文化？

　　王晉麗(li) ：晉商和徽商的輝煌程度在同一時期不相上下，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在義(yi) 利麵前，一定是“見利思義(yi) ”，這與(yu) 傳(chuan) 統儒家“義(yi) 利觀”息息相關(guan) 。

　　商業(ye) 倫(lun) 理中的義(yi) 利取舍，主要指物質利益和道德原則的關(guan) 係問題。儒家重義(yi) 輕利，並不是隻注重義(yi) 而忽視利，而是在義(yi) 與(yu) 利處於(yu) 對立狀態的時候，強調義(yi)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即在追求利益的過程中要以義(yi) 為(wei) 準繩，不損害他人和社會(hui) 利益。

　　晉商注重“以義(yi) 製利”，即麵對“義(yi) 利”衝(chong) 突，更為(wei) 徹底明確地強調“義(yi) ”；徽商注重“以義(yi) 求利”，即在追求利的同時不忘義(yi) 。徽商和晉商雖在經營管理方式上有差異，但從(cong) 根本上來說，儒家的“義(yi) 利觀”是兩(liang) 者共同的價(jia) 值取向，而這也正是中華商道獨特的智慧所在。

　　(受訪者簡介：王晉麗(li) ，中北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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