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書(shu) 者說】

　　毛筆是傳(chuan) 統書(shu) 寫(xie) 工具中最為(wei) 重要的工具，而由於(yu) 時代變化，今日大眾(zhong) 對它的了解日漸生疏，再加上“重道輕器”的傳(chuan) 統，導致對毛筆的研究與(yu) 重視不足。筆者致力於(yu) 中國古代毛筆研究有年，於(yu) 是誕生了著書(shu) 立說，為(wei) 毛筆“正名”的想法。近日，筆者的小書(shu) 《古筆》由中華書(shu) 局出版。

　　本以為(wei) 書(shu) 的賞音難覓，不意卻得到了媒體(ti) 垂顧，邀我簡述毛筆的曆史意蘊和文化內(nei) 涵。實則繁易而簡難，下筆踟躕，勉強拉雜，絮叨如下。

　　筆源於(yu) 畫

　　從(cong) 廣義(yi) 上說，將一束毛料修整後，根部紮緊或粘固，然後插入相應的筆杆腔內(nei) ，就應該算是一支“毛筆”了。因此，西方繪畫所用的油畫筆、水彩畫筆，乃至女士們(men) 描眉用的眉筆，都可納入這個(ge) 範疇。而狹義(yi) 的“毛筆”，指的是中國古人的創造。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毛筆除了用於(yu) 繪畫外，更用於(yu) 寫(xie) 字——這是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區別。中國毛筆的日常之用，讓它成為(wei) 中華文化的造就之器與(yu) 點睛之筆，並由此衍生出一個(ge) 博大精深的書(shu) 法藝術世界。

　　以往探討毛筆的起源，最喜歡說的是秦將蒙恬造筆，意即為(wei) 了加快軍(jun) 情傳(chuan) 遞的速度，蒙恬情急之下以紅纓蘸染顏料書(shu) 寫(xie) 替代了以刀契刻文書(shu) 。但有見識的古人未必相信這種傳(chuan) 說。《禮記·曲禮》雲(yun) ：“史載筆，士載言。”唐代類書(shu) 《初學記》的編纂者就據此認為(wei) “秦之前已有筆矣”。《莊子·田子方》中記載了宋元君“受揖而立，舐筆和墨”的故事。這是“秦之前已有筆”的文獻佐證。

　　自商代甲骨文算起，漢字已有三千多年的曆史。甲骨上的文字多是先寫(xie) 後刻，這比上述文獻認定毛筆產(chan) 生的時間要提前許多。但即便如此，也隻是說明商代毛筆已經存在，也不是毛筆的起源時間。人們(men) 喜歡將筆與(yu) 文字聯係起來，忽視了它與(yu) 繪畫的淵源——在四五千年前原始社會(hui) 晚期的彩陶上，就出現了毛筆劃過的痕跡。毛筆的產(chan) 生最初和繪畫有關(guan) ，因而很接近於(yu) 廣義(yi) 的“毛筆”。後來文字出現了，與(yu) 毛筆的關(guan) 係越來越密切。最終，中國書(shu) 法越來越固化了毛筆的形象，其狹義(yi) 性逐漸取代了廣義(yi) 性。

　　筆有其史

　　要想了解毛筆的前世今生，考諸文獻是一種途徑。而另一條途徑是實物研究，出現得較晚。明清以來的毛筆傳(chuan) 世很多，宋代的筆也陸續有發現，日本正倉(cang) 院所藏的“唐筆”，也是珍貴的實物資料。

　　然而，這些實物多有助於(yu) 明其流，而不足以溯其源。追本溯源，要更多地依靠唐代以前的實物資料，這就要完全倚仗近代的考古成果。

　　1931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團員、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內(nei) 蒙古額濟納土爾扈特旗破城子遺址發現了一支東(dong) 漢初期的毛筆，後來被馬衡先生命名為(wei) “漢居延筆”。這讓人們(men) 第一次見到了唐以前毛筆的實物。兩(liang) 漢時期的毛筆，後來隨著我國考古事業(ye) 的發展多有出土。除了甘肅敦煌地區外，湖北的江陵、山東(dong) 的臨(lin) 沂、江蘇的連雲(yun) 港地區都陸續有所發現。依照這些實物，我們(men) 發現，漢代的毛筆製作已相當成熟，筆毛主要由兔毫製成，有的還披有羊毛以增加吸水量。

　　在漢代毛筆實物不斷發現的同時，戰國及秦代的毛筆也陸續出土，而且出土實物貫穿了戰國早中晚三期。屬於(yu) 戰國早期的是河南信陽長台關(guan) 楚墓筆，是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一件毛筆實物；中期的則是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楚墓筆；晚期的有湖北荊門包山楚墓筆、江陵九店楚墓筆和甘肅放馬灘秦墓筆。屬於(yu) 秦代的有三支：兩(liang) 支發現於(yu) 湖北雲(yun) 夢睡虎地秦墓中，其中一支毛已朽；還有一支發現於(yu) 湖北荊州周家台秦墓中，僅(jin) 存筆杆。相較於(yu) 漢筆，戰國毛筆在形製及製作工藝上顯然要“原始”一些。但它們(men) 的發現，為(wei) 文獻中“秦之前已有筆”的觀點提供了堅碻的實物佐證。

　　筆者寫(xie) 《古筆》一書(shu) 主要著力於(yu) 溯源，故較少涉及唐代以後的毛筆。如果說唐以前的毛筆是“源”，以後的是“流”，那麽(me) 漢以後及唐代的毛筆就是綰結源流的中間環節。漢以後至唐以前的毛筆，亦略有出土。東(dong) 晉時期的有甘肅武威旱灘坡前涼墓筆、新疆阿斯塔那墓畫筆，以及江蘇江寧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唐代的有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木杆筆和葦杆筆。雖然這段時間內(nei) 出土的毛筆實物不是很多，但製作特征與(yu) 前後的差異卻十分明顯，有的筆毛中間纏繞著絲(si) 帛、有的筆杆前粗後細，最明顯的是筆毛和筆杆的直徑加粗。這些特征可以視為(wei) 中國毛筆製作技藝上的丕變與(yu) 革新，同時具有承上啟下的曆史意義(yi) 。

　　研究古代毛筆不外文獻和實物兩(liang) 個(ge) 途徑，它們(men) 彼此生發互釋，讓我們(men) 對毛筆曆史的了解更為(wei) 深入。通過考古實物的不斷發現，嚐試構建早期毛筆較為(wei) 清晰的曆史發展脈絡，目前已接近可能。筆者在《古筆》中卷特辟“圖說”，正表達了這一意圖。

　　筆誕書(shu) 法

　　盡管中國古代不乏“鉛筆”“竹筆”“木筆”之類的製作，但在東(dong) 亞(ya) 地區悠久的書(shu) 寫(xie) 傳(chuan) 統中，毛筆扮演了最為(wei) 重要的角色，並且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完善的技術製作體(ti) 係。在通常情況下，毛筆要與(yu) 其他的紙、墨、硯配合起來使用，構成所謂的“文房四寶”。托名王羲之的《題衛夫人筆陣圖》中說：“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槊)也，墨者鍪甲也，水硯者城池也。”但在實際的書(shu) 寫(xie) 實踐中，毛筆的作用是首要的。先秦時期，書(shu) 寫(xie) 尚處於(yu) “簡帛時代”，人們(men) 就已清楚地認識到筆是主要的書(shu) 寫(xie) 工具。前引《禮記·曲禮上》所說的“史載筆，士載言”，唐人孔穎達就解釋說：“不言簡牘而雲(yun) 筆者，筆是書(shu) 之主，則餘(yu) 載可知。”

　　燦爛輝煌的中國書(shu) 法藝術，無疑是毛筆的創造，以至有“書(shu) 之佳不佳，筆居其半”的說法(楊賓《大瓢偶筆》)。筆的形製，尤其能影響書(shu) 法藝術的發展。

　　戰國竹簡一般都在0.5厘米左右，那麽(me) 書(shu) 寫(xie) 這種載體(ti) 的毛筆就相應要尖細一些，從(cong) 實物上看也確實如此。秦漢的竹簡開始變寬，普遍在1.0至2.0厘米左右，漢代的毛筆，除了個(ge) 別特殊的製作，確實要比戰國筆要粗些。魏晉時期，由於(yu) 紙張開始普及，“大筆”也隨之普及。如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前涼(相當於(yu) 東(dong) 晉)文物裏的鬆木杆筆，鋒長4.9厘米，上端杆徑2厘米。再如江蘇省江寧縣下坊村東(dong) 晉磚室墓出土的“束帛筆頭”，鋒長約3.8厘米，徑1.4厘米。此類“大管豐(feng) 毛”的毛筆圖像，在唐宋繪畫中也經常能見到，與(yu) 戰國秦漢普遍細長的筆杆形成鮮明的對比。

　　毛筆的粗細變化直接影響到了書(shu) 法創作形式和風格的變化，促進了書(shu) 法藝術性的發展。這也是今後書(shu) 法研究中可深入持續探討下去的一個(ge) 議題。

　　筆有其意

　　“重道輕器”是中國傳(chuan) 統思想觀念中的一個(ge) 鮮明特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已然將“道”與(yu) “器”分出了高下。三國“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就說“凡學者大義(yi) 為(wei) 先，物名為(wei) 後，大義(yi) 舉(ju) 而物名從(cong) 之”(《中論·治學》)。

　　毛筆研究在學術層級上自屬“器”的範疇，是“物名”，而不是“大義(yi) ”之“道”，或說是基礎性研究。但筆者認為(wei) ，有些看似高明的書(shu) 法研究者喜談“書(shu) 法之道”“筆墨之道”，或是“筆墨”與(yu) 某種“文化”的關(guan) 係等宏大議題。但由於(yu) 對筆的基礎性研究並不重視，往往會(hui) 有錯訛。

　　例如有一類觀念，認為(wei) 中國之所以產(chan) 生毛筆這樣的書(shu) 寫(xie) 工具，是和儒家“尚柔”的意識有關(guan) 。那筆者不禁要問，儒家學派的老祖是孔子，孔子在沒有創造儒家文化之前，中國人難道用的不是毛筆？何況孔子生前並不得誌，甚至自謙“若喪(sang) 家之犬”，他的學說其實要到漢代才被正式確立。如此，是否還要到漢代才有毛筆？

　　可見，毛筆研究不可輕視。而古人對毛筆的研究時見於(yu) 文字。

　　古人首先重視的是毛筆的政治功能。東(dong) 漢蔡邕《筆賦》宣揚道：“夫製作上聖，立則憲者，莫先乎筆。”西晉成公綏《棄故筆賦》說：“治世之功莫尚於(yu) 筆。筆者，畢也，能畢舉(ju) 萬(wan) 物之形，序自然之情也。即聖人之誌，非筆不能宣，實天地之偉(wei) 器也！”國家的政策法規和治理要依靠筆來完成，而文化脫離不了政治，毛筆的文化意義(yi) 和文化功能實已蘊含其中。近代學者胡韞玉在《筆誌·重筆》中就演繹了成公綏的觀點，將毛筆的重要性從(cong) 文化功能和意義(yi) 上予以了揭示：“古今之事，非文莫詳；文字之繁，非筆莫紀。筆者，畢也，能畢舉(ju) 萬(wan) 物之形，而序自然之理，誠文人之至寶，天地之偉(wei) 器也。筆之有功於(yu) 世，安可以文房清供而小之？”古代曆史人文及自然之理都是通過毛筆記錄描述的，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它不僅(jin) 僅(jin) 是文人雅士書(shu) 齋中的玩物。

　　由於(yu) 毛筆是日用品，大多數人並不會(hui) 太在意其存在的意義(yi) ，正如成公綏所說的“日用而不寤(悟)”。故明人李詡曾告誡說：“筆墨二事，士人日與(yu) 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概也。”(《戒庵老人漫筆》)千百年過去了，今天的筆已從(cong) 鋼筆、圓珠筆，變為(wei) 鼠標、鍵盤，大致相當於(yu) 往時“士人”的當代知識分子們(men) ，於(yu) “筆墨二事”更為(wei) 疏遠，這似乎已是大勢所趨。但回顧曆史，毛筆對中國文化，乃至東(dong) 亞(ya) 文化的形成，作用是相當巨大的。如今日本、韓國等國家仍相當多地保留著毛筆文化傳(chuan) 統，中國知識分子也對“書(shu) 法”有著獨特的熱情。這說明，作為(wei) 日用品的毛筆退出了曆史舞台，作為(wei) 創造藝術與(yu) 審美的工具，毛筆依然發揮著廣泛而巨大的作用。

　　英國曆史學家埃爾頓在《曆史學的實踐》一書(shu) 中寫(xie) 道：“曆史想要存在，它就必須被寫(xie) 作和研究。”毛筆的曆史若明若晦，有的行將消逝，筆者的任務是盡力將毛筆文化，像撿拾散落的珠子那樣，盡可能地多撿回來些。

　　(作者：王學雷，係中國書(shu) 法家協會(hui) 會(hui) 員，蘇州大學第二實驗小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