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指出，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並係統闡述了中華文明的五個(ge) 突出特性，對我們(men) 深刻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具有重要指導意義(yi) 。本文從(cong) 考古學視角，對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略作闡釋。

　　連續性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cong) 源遠流長的曆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連續性也就是綿延不斷，這是中華文明有別於(yu) 世界其他古老文明最突出的特點。埃及文明、兩(liang) 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以及瑪雅文明、印加文明，雖然都盛極一時，但這些古老文明最終都沒能擺脫湮滅的命運。唯有中華文明不斷延綿，薪火相傳(chuan) ，曆久彌新，直至今日仍然欣欣向榮。

　　縱觀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yu) 發展的曆史，可以看出，雖然發展的過程曆經坎坷，雖然王朝的更迭頻繁，雖然開創各個(ge) 王朝的民族主體(ti) 有所不同，但是她們(men) 最終都融入了以漢民族、漢文化為(wei) 主體(ti) 的大熔爐之中，成為(wei) 中華文明連續發展的環節與(yu) 組成要素。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發展的曆程中形成了豐(feng) 富的文化基因和獨特的民族精神，一直成為(wei) 保持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內(nei) 生動力和堅強基石。

　　反映中華文明連續性最突出的文化符號非漢字莫屬。商代的甲骨文已經是非常成熟的文字體(ti) 係，具備了象形、指事、會(hui) 意、形聲等造字方法，顯然經曆了漫長的文字起源、形成和早期發展的曆程。從(cong) 甲骨文到西周金文，再到秦篆、漢隸、魏碑、楷書(shu) 、行書(shu) 、草書(shu) 等，雖然書(shu) 體(ti) 不斷變化，但萬(wan) 變不離其宗，一直延綿至今，不曾中斷。

　　表現中華文明連續性的不隻是漢字，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至今的許多理念、習(xi) 俗、製度之中無不蘊含著這種連續性。例如，“中”的觀念源遠流長。作為(wei) 其表現形式的擇中建都、擇中立宮的城市規劃原則，建築的中軸線規劃理念，左右對稱、前後幾進院落的高等級建築格局，在被學術界認定為(wei) 夏代後期都城的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的布局中已有明確體(ti) 現，在距今5300年被學術界認為(wei) 是河洛古國首都的河南鞏義(yi) 雙槐樹遺址也已初見端倪。

　　仁德、忠義(yi) 、崇禮、誠信，以及以民為(wei) 本、以和為(wei) 貴等價(jia) 值觀，一直在中華民族的思想觀念中延續，成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精髓。此外，在民間流傳(chuan) 的很多習(xi) 俗，如除夕、春節全家團圓吃年夜飯、守歲、放鞭炮，正月十五鬧花燈，清明節為(wei) 逝去的親(qin) 人掃墓，端午節吃粽子、劃龍舟，中秋節全家團圓吃月餅賞月，重陽節登高為(wei) 老人祈福等日用而不覺的風俗習(xi) 慣，都起源很早，世代相傳(chuan) ，體(ti) 現著中華文明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連續性。中華文明的連續性，使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保持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秉持著深沉的文化基因，在不斷變化的社會(hui) 環境中始終堅持自身的文化傳(chuan) 統不迷失，不動搖，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沿著自身的曆史軌跡不斷發展。

　　創新性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複古的進取精神，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於(yu) 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華民族是聰明勤奮、不斷進取、不斷創新的民族。創新性始終是推動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

　　早在距今一萬(wan) 五六千年前，由於(yu) 植物性食物在人們(men) 生活中所占比例的增加，需要盛放、煮炊，於(yu) 是中華先民發明了陶器。中國是世界範圍內(nei) 最早製作陶器的地區。在距今1萬(wan) 年前，華北地區的先民們(men) 發明了栽培粟和黍，長江中下遊的先民發明了栽培稻。農(nong) 業(ye) 的出現使人們(men) 過上了定居生活，手工業(ye) 技術也不斷進步，人們(men) 的精神生活日益豐(feng) 富。

　　農(nong) 業(ye) 的出現、定居的生活，導致家畜飼養(yang) 的出現。距今接近8500年前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發現了迄今年代最早的家豬和釀酒的證據。還出土了多件用鶴類尺骨製作的7孔骨笛，可以演奏7聲階的樂(le) 曲。這在世界範圍內(nei) 是最早的，是中華先民的創新發明，改寫(xie) 了世界音樂(le) 史。

　　同樣是在距今8000多年前，中華先民發明了琢玉的工藝技術，製作出玉玦、玉墜等較為(wei) 精致的玉器。此後琢玉技術不斷發展創新，距今5500~5000年期間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和長江下遊的淩家灘文化的玉龍、玉鳥、玉龜製作都極為(wei) 精致。到了良渚文明時期，琢玉工藝技術達到了高峰。良渚文化的玉琮神徽紋飾一毫米的寬度內(nei) 竟然有5至6條刻線，可以說是極其精細的。

　　大約距今4000年前，長江下遊的先民們(men) 發明了以瓷土為(wei) 原料，用1000多度高溫燒造的最初的瓷器，也叫原始瓷器。此後瓷器的製作技術不斷創新發展，多樣的瓷窯各具特色、爭(zheng) 奇鬥豔，使瓷器工藝成為(wei) 中華文明物質層麵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

　　絲(si) 綢也是中華文明創新性的代表成就之一。山西夏縣西陰村和師村遺址，曾出土距今6000年前的蠶繭和用石或陶製的蠶蛹；在河南鄭州滎陽青台遺址，曾出土了距今5300年的絲(si) 織品殘片，表明在距今6000年前黃河中遊地區的先民已經發明了養(yang) 蠶繅絲(si) 。此後，絲(si) 綢織造技術不斷進步。長江中遊地區春秋時期的楚墓出土了多件絲(si) 織品。到了漢代發明了提花機，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的素紗單衣重不到100克，堪稱奇跡。中國古代的絲(si) 綢有綾羅錦緞綺等十餘(yu) 個(ge) 品種，養(yang) 蠶繅絲(si) 技術通過絲(si) 綢之路傳(chuan) 播到世界各地。

　　距今5000~4500年前中華先民接受了西亞(ya) 地區的冶金術。當時，西亞(ya) 和中亞(ya) 地區的冶金術多是鑄造簡單的工具和武器。中國古代工匠結合高溫燒製陶器的技術，發明了用陶範鑄造青銅容器的方法。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出土了銅爵、銅斝、銅盉、銅鼎等形體(ti) 較大、造型複雜的青銅器，製作技術十分精湛。冶鐵術也有類似情況。大約在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時期，鐵器和冶鐵術經中亞(ya) 傳(chuan) 入中國黃河中遊地區。中華先民吸收借鑒銅器鑄造的方法，發明了範鑄法鑄造鐵器技術。針對鑄鐵製品含碳量很高、缺乏韌性的缺陷，發明了鑄鐵脫碳技術，促進了鐵製工具的普及。這一技術發明比歐洲早1000多年，是冶鐵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yi) 的創新。與(yu) 此同時，鋼鐵鍛造和熱處理工藝技術在春秋戰國時期取得了顯著進步。漢代以後，中華先民又發明了炒鋼、灌鋼等工藝技術，都比歐洲早上千年。

　　中華先民的創新精神在數學、醫學等方麵也多有表現。在商代已經出現了十進位計數法；約成書(shu) 於(yu) 西漢時期的《周髀算經》說明中國人在西周早期就已經掌握了勾股定理的基本原理。《九章算術》中首次提到分數、負數及加減運算的法則。南北朝時期的數學家祖衝(chong) 之將圓周率精算到小數點後第七位，表明當時中華先民掌握的數學知識達到世界領先水平。在中醫藥方麵，以《黃帝內(nei) 經》、張仲景《傷(shang) 寒雜病論》、李時珍《本草綱目》等醫藥著作和以扁鵲、華佗、張仲景、孫思邈等為(wei) 代表的高超醫術，都是中華先民不斷總結經驗、不斷創新的結晶。至於(yu) 享譽中外的四大發明，更是中華文明創新性的卓越體(ti) 現。

　　在製度文明層麵，中華先民們(men) 也不斷創新。例如，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實行郡縣製，各地的官吏直接由中央王朝派遣，從(cong) 而從(cong) 根本上實現了中央王朝對各地方的穩固統治。西漢王朝實行削藩和鹽鐵官營等措施，鞏固了中央王朝的統治。具有深遠意義(yi) 的製度還有北魏開始實施的均田製，避免了土地被豪強大族兼並，對促進農(nong) 業(ye) 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科舉(ju) 製不僅(jin) 對中國古代曆史的影響至為(wei) 廣泛，在近代西方文官製度建立之前，是世界公認的先進選才製度，也是中國古代對世界產(chan) 生廣泛影響的製度之一。

　　統一性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各民族文化融為(wei) 一體(ti) 、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決(jue) 定了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luan) 、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決(jue) 定了國家統一永遠是中國核心利益的核心，決(jue) 定了一個(ge) 堅強統一的國家是各族人民的命運所係。”早期中華文明就體(ti) 現出“多元一體(ti) ”的特征，縱觀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曆史，可以看出，統一性始終是主旋律，具有久遠的曆史淵源。

　　距今1萬(wan) 年前，長江中下遊地區發明了栽培稻，華北地區發明了栽培粟和黍。距今8000多年前，水稻傳(chuan) 播到了淮河上遊。距今8000多年前的興(xing) 隆窪文化已經能夠製造較為(wei) 精致的玉石裝飾品組合——玉玦和條形玉墜。同類的玉製裝飾品組合在稍晚些的長江下遊地區河姆渡文化中也可以看到。形製特殊的玉玦，以及它和玉墜的組合，分別在中國的北方和南方出現，恰恰說明不同區域的史前文化存在著交流。在興(xing) 隆窪文化中，有來自黃海一帶蚌殼穿成串的裝飾，也說明內(nei) 陸地區與(yu) 沿海地區的人們(men) 存在交流。

　　距今6000多年前，黃河中遊地區出現了龍的信仰。在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現的一座仰韶文化墓葬中，屍骨的東(dong) 西兩(liang) 側(ce) 用蚌殼堆出龍和虎的形象，竟然與(yu) 漢代的四神中東(dong) 青龍西白虎的方位一致，或說明四神思想具有久遠的史前淵源。在距今5500~5300年的遼河流域紅山文化和同時期長江下遊的淩家灘文化中，都出土了身體(ti) 呈C形的玉龍，兩(liang) 地還出土了同樣的玉龜和姿勢相同的玉人。這不僅(jin) 說明龍的觀念在北至東(dong) 北西部、南至長江下遊已經廣為(wei) 流傳(chuan) ，也說明南方和北方的社會(hui) 上層存在著交流。

　　這種交流在陶器中看得更加清楚。在長江中遊距今8000年的史前文化中，可以看到具有來自淮河上遊賈湖文化和來自長江下遊跨湖橋文化因素的陶器。距今6000年前，黃河中遊地區的仰韶文化中期以花和鳥為(wei) 圖案的彩陶圖案逐漸向周圍擴展。到距今5300年左右的時候，這類彩陶圖案的分布範圍南達長江上中下遊，北至華北平原北部燕山山地的西遼河流域，西到甘青地區，東(dong) 抵黃河下遊，出現了第一次中原地區文化向周圍強烈影響的局麵，也有學者稱之為(wei) “最初的中國”。這一現象可能與(yu) 黃帝炎帝集團的興(xing) 起和影響範圍的擴展有關(guan) 。

　　從(cong) 上述考古發現可以看出，距今5000年前後，中華大地各區域的史前文化在各自基礎上獨自發展的同時，與(yu) 周鄰地區發生密切的聯係，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或可稱為(wei) “文化基因”。其發展的模式呈向內(nei) 凝聚式，長江流域、淮河流域、黃河流域和遼河流域初步形成了早期中華文化圈。

　　到了堯舜時期，以山西襄汾陶寺遺址為(wei) 代表的黃河中遊先民，廣泛吸收周鄰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力量不斷壯大，對周圍地區影響的範圍也不斷增大。到了大禹時期，中原文化對周圍的影響進一步增強。這一時期的長江中下遊地區可以清晰看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夏代後期，二裏頭文化出現了一係列新的變化，幾種本來是武器或工具的玉器被賦予表明等級和通神的功能，成為(wei) 玉禮器。在繼承堯舜時期銅器製作技術的基礎上，發明了青銅容器的製作技術，製作出爵、斝、盉、觚等青銅酒器和銅鼎；在宮室製度方麵，初步形成了以中軸線、左右對稱、前後幾進院落等為(wei) 特征的宮室製度。這些製度尤其是玉禮器的一種——玉璋向周鄰地區輻射，其分布範圍達到東(dong) 南沿海的福建南部和香港地區，向西南到達成都平原，在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成都金沙遺址都可見到，西北到達隴東(dong) 地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文化的強烈輻射。中華早期文明從(cong) 各區域文明獨自起源，發展為(wei) 中原王朝引領的局麵。

　　商王朝建立後，繼承了夏王朝青銅容器和玉禮器製度，並賦予其新的內(nei) 涵，工藝技術也更加熟練高超。在這一階段，冶金術向周圍廣大地區傳(chuan) 播，長江上中下遊、黃河上遊下遊和遼河流域相繼進入青銅時代。各地都出土了與(yu) 中原青銅禮器相似，而又具有各自特色的青銅器。周朝風格的青銅器在各個(ge) 諸侯國出土，反映出周王朝的宮室製度、埋葬製度以及禮樂(le) 製度在各諸侯國普遍實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原王朝對周圍廣大地區實行穩定控製的局麵。

　　春秋戰國時期，周王朝勢力衰微，各諸侯國群雄並起，相互競爭(zheng) 兼並，先後出現了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最終，秦始皇統一了中國。通過實施一係列統一政策，如統一文字、度量衡，在全國建馳道，特別是在全國推行郡縣製，中央王朝的政令可以得到徹底貫徹，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大一統局麵。七國之亂(luan) 後，西漢總結經驗教訓，采取削藩和鹽鐵官營等措施，擴大郡縣製範圍，鞏固了國家統一。

　　此後無論是統一王朝還是多民族政權並存，無論和平時期還是戰亂(luan) 紛爭(zheng) ，文化傳(chuan) 統仍然保持延續，統一仍是曆史的主旋律。雖然建立王朝的主體(ti) 民族有所變化，但是萬(wan) 變不離其宗，他們(men) 都大量承襲了中原思想、文化和政治製度，各少數民族也不同程度吸收了漢文化及政治製度，以華夏後裔相標榜，目標都是要一統天下，建立全國統一的王朝，共同促進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在中華民族悠久曆史中，統一始終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中華民族向心力、凝聚力始終強大，成為(wei) 維護國家統一的內(nei) 生動力，是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鞏固、發展的重要基因。

　　包容性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曆史取向，決(jue) 定了中國各宗教信仰多元並存的和諧格局，決(jue) 定了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的開放胸懷。”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過程中，都始終秉持兼收並蓄，開放包容，在交流互鑒中發展。

　　大約在1萬(wan) 年前，長江中下遊的先民們(men) 發明了稻作農(nong) 業(ye) 。距今8000多年前，位於(yu) 淮河上遊、河南東(dong) 南部的賈湖文化就從(cong) 長江流域接受了稻作農(nong) 業(ye) 。大約在6000多年前，黃河中遊地區的仰韶文化在繼續粟和黍旱作農(nong) 業(ye) 的同時，從(cong) 淮河流域接受了稻作技術。到了距今4300~4100年，山西襄汾陶寺等中原地區積極吸收周圍地區先進的文化因素，包括南方的稻作、黃河下遊地區大汶口文化的木質棺槨製度和陶製酒器、長江下遊良渚文化的玉琮和玉璧、長江中遊特色玉飾……中原地區如此大量地吸收各地文化因素的現象生動反映了其文化包容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從(cong) 西亞(ya) 地區經中亞(ya) 地區和中國的西北地區吸收了小麥的栽培技術，從(cong) 南方地區吸收了水稻，並發明了大豆的栽培，加之北方地區傳(chuan) 統的粟黍栽培，中原地區形成了五穀齊備的狀態。在家畜飼養(yang) 方麵，在繼續以家豬和狗為(wei) 主的基礎上，從(cong) 西亞(ya) 、中亞(ya) 地區引進了黃牛、綿羊。正是五穀齊備，多種類家畜飼養(yang) ，使得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顯著增強，為(wei) 文明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上述現象表明，黃河中遊地區之所以後來成為(wei) 中華文明的引領者，與(yu) 其所具有的兼收並蓄的包容性，積極吸納周圍先進的文化因素密不可分。

　　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在西周時期也有清晰反映。大約距今3000年前，西周時期的黃河中遊地區從(cong) 西亞(ya) 地區接受了鐵器和玻璃器及其製作技術。為(wei) 戰國到西漢時期冶鐵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對佛教的吸納，也突出地反映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東(dong) 漢明帝時期，佛教從(cong) 印度傳(chuan) 入中原，但本土的道教並未被擯棄，而是兩(liang) 者長期並存，在民間甚至相互融合，都成為(wei) 信仰的對象。西漢張騫通西域，極大地促進了漢王朝對中亞(ya) 西亞(ya) 地區文化的交流互鑒，豐(feng) 富了漢文化的麵貌。唐代更是將包容性發揮到極致。在唐王朝的宮廷樂(le) 舞中，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舞蹈，如高麗(li) 樂(le) 、天竺樂(le) 、龜茲(zi) 樂(le) 等。唐王朝的開放包容體(ti) 現在各個(ge) 方麵。在唐朝，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來到長安。2004年在西安出土的日本第十次遣唐使井真成的墓碑就是例證；還有中亞(ya) 的粟特人曾在唐長安城經商做官；我們(men) 也經常可以看到唐三彩俑中胡人牽駱駝的形象。唐代，從(cong) 西亞(ya) 等地區引進種植的水果、蔬菜、香料等更是數不勝數。由此可見，包容性確實是中華文明的一個(ge) 突出特性。

　　和平性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從(cong) 根本上決(jue) 定了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決(jue) 定了中國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而不搞文化霸權，決(jue) 定了中國不會(hui) 把自己的價(jia) 值觀念與(yu) 政治體(ti) 製強加於(yu) 人，決(jue) 定了中國堅持合作、不搞對抗，決(jue) 不搞‘黨(dang) 同伐異’的小圈子。”縱觀中華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雖然也經曆過戰火紛飛的年代，但我們(men) 可以看到，中華民族始終是一個(ge) 愛好和平的民族，從(cong) 未依仗強大的武力大肆進行領土擴張。原因之一就是因為(wei) “以和為(wei) 貴”的理念始終滲透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正是由於(yu) 有這樣的文化基因存在，所以即便在非常強大的漢王朝和唐王朝等時期，中華民族也並未通過軍(jun) 事擴張手段來擴充自己的領土和勢力範圍，而是實行睦鄰友好的政策，通過羈縻政策來經略王朝直接控製區之外的廣大地區，也就是通過冊(ce) 封的方式來承認各地酋帥對自己勢力範圍的控製。在《後漢書(shu) 》和《三國誌》中可以看到，東(dong) 漢和魏國的皇帝冊(ce) 封日本列島九州北部的倭奴國王和倭國女王，並賞賜絲(si) 綢、銅鏡等大量物品的記載。在日本九州北部福岡(gang) 縣誌賀島出土了東(dong) 漢皇帝賞賜給“漢委奴國王”的龜鈕金印，與(yu) 古代文獻記載恰相吻合。以日本古墳時代(公元三至七世紀)的關(guan) 西地區為(wei) 中心，豪族墓葬中往往都出土有中國風格的銅鏡，與(yu) 《三國誌》記載的魏國皇帝賞賜給倭女王卑彌呼銅鏡百枚的記載相吻合。

　　這種方式被廣泛用於(yu) 處理我國古代王朝與(yu) 周鄰國家和地區的關(guan) 係。對於(yu) 那些實力比較強大的部族集團，往往秉持以和為(wei) 貴的方略，采取加強交流的方式。著名的昭君出塞就是漢王朝采取這一政策的具體(ti) 體(ti) 現。這一政策成為(wei) 曆朝曆代的重要外交手段，對於(yu) 維持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對於(yu) 北方遊牧民族對漢地生產(chan) 的農(nong) 副產(chan) 品和手工業(ye) 製品的需求，通過開通茶馬互市的方式互通有無，以盡量避免其采取搶奪的方式獲取這些必要的生活物資。傳(chuan) 為(wei) 佳話的鬆讚幹布和文成公主的結親(qin) 也是唐王朝和吐蕃睦鄰友好的實證。在陝西唐章懷太子墓的壁畫中，可以看到來自外國的使臣向唐朝皇帝朝貢覲見的場麵。正是由於(yu) 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和平性，使中華民族避免了很多本有可能爆發的戰爭(zheng) ，減少了戰爭(zheng) 給民眾(zhong) 帶來的痛苦。

　　長城的興(xing) 建從(cong) 另一個(ge) 側(ce) 麵反映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戰國時期，燕齊趙楚等國紛紛建造長城，以防禦其他諸侯國的進攻。秦始皇修建萬(wan) 裏長城，是出於(yu) 防禦遊牧民族入侵的考慮。明代隆慶和議之後，長城沿線出現“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yu) 中原”的興(xing) 旺景象。憑靠長城的堅強護衛，遏製了遊牧民族軍(jun) 事上的侵擾，農(nong) 、牧民族在長期和平交往中彼此增進感情，消除隔閡，在思想文化、生活習(xi) 俗上也互相融合。

　　絲(si) 綢之路更是中華文明和平性的生動寫(xie) 照，處於(yu) 當時領先地位的漢朝，張騫奉漢武帝之命兩(liang) 次出使西域，開通了絲(si) 綢之路，打通了交通貿易的通道，推進了東(dong) 西方的互利合作。後來漢武帝派飛將軍(jun) 李廣鎮守絲(si) 路重鎮，也是為(wei) 了維護絲(si) 綢之路的暢通和商貿往來的順暢。明代鄭和下西洋，也是出於(yu) 開通海上絲(si) 綢之路的目的，加深了中國同東(dong) 南亞(ya) 、東(dong) 非國家的友好關(guan) 係。在東(dong) 非肯尼亞(ya) 東(dong) 部沿海地區曾發現中國風格的瓷器和自稱祖先是跟隨鄭和船隊而來的華人後裔。在南海多次發現的沉船中可以看到，船內(nei) 主要的貨物都是瓷器等生活用品，足見海上絲(si) 綢之路是友好之路、和平之路、貿易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中華文明這五個(ge) 特性之間是密切聯係的，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是互為(wei) 因果的。比如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連續性，5000多年綿延不斷，原因是多方麵的。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創新性使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湧現無數創新成果，同時並不滿足於(yu) 對外來先進文化因素的模仿，而是在積極吸收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創新。正是由於(yu) 中華文明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感召力，使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從(cong) 5000多年前滿天星鬥式的各區域文明起源形成發展，成為(wei) 不斷鞏固發展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華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使我們(men) 在幾千年文明發展過程中的絕大部分時段內(nei) ，保持著開放的姿態，積極吸收其他先進文明的先進因素，從(cong) 而使中華文明的內(nei) 涵不斷豐(feng) 富，始終保持活力。中華文明具有的和平性使我們(men) 一直秉持與(yu) 周鄰國家友好相處的睦鄰政策，世界大同的理想一直是中華先民的最高理想。這些共同促成中華文明綿延不斷、日益輝煌。

　　(光明日報 作者：王巍，係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大學特聘教授、中國考古學會(hui) 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