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記者蔣安傑 日前，由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主辦的“反網絡暴力立法項目專(zhuan) 題研討會(hui) ”在北京舉(ju) 行，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法製工作委員會(hui) 刑法室副主任許永安、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盧春龍分別致辭，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劉豔紅教授主持。

　　本次會(hui) 議圍繞網絡暴力治理法治化、反網絡暴力立法、網絡暴力多元共治等重點問題進行深度研討，來自實務機關(guan) 和重點高校的40多位專(zhuan) 家、學者應邀參會(hui) ，為(wei)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體(ti) 係下的網絡暴力治理建言獻策。

　　網絡暴力治理應以法治化為(wei) 基本方向，首先需要明確反網絡暴力立法的規範對象，厘清網絡暴力的內(nei) 涵和特征。第一，對於(yu) 網絡暴力的內(nei) 涵界定。有學者認為(wei) 生活意義(yi) 、意識形態的網暴應進一步明確，“網暴”的內(nei) 容不限於(yu) 故意捏造和虛構的信息，也可能是真實的信息，且“網暴”的對象可能包括隱私、企業(ye) 和社會(hui) 組織形象等。也有學者指出網暴對象不應包括組織，而應僅(jin) 針對個(ge) 體(ti) 人身權利，這是因為(wei) 網絡暴力治理當前處於(yu) 摸索期，針對個(ge) 人能夠更聚焦。第二，對於(yu) 網絡暴力的特征。有學者提出網暴行為(wei) 方式、暴力表現、行為(wei) 主體(ti) 均體(ti) 現出不同於(yu) 傳(chuan) 統暴力的獨特性。網絡暴力包含三大特征：一是社會(hui) 危害性嚴(yan) 重，即網絡暴力不僅(jin) 摧殘被害人身心，還擾亂(luan) 社會(hui) 正常秩序；二是法律規製欠缺，網絡暴力治理的專(zhuan) 項法律和配套製度不足，且現有的法律規範之間缺乏有機銜接機製，極大影響網絡暴力治理效能的發揮；三是網絡暴力凸顯了強烈的社會(hui) 戾氣。第三，對於(yu) 網暴治理與(yu) 平台責任的關(guan) 係。有學者提出在反網絡暴力立法層麵要審慎行事，避免賦予平台企業(ye) 過重的責任，損害其權益及創新動力。在推進立法與(yu) 治理的同時，還必須充分考慮技術應用與(yu) 平台企業(ye) 權益等問題，即在運用技術手段時，需要明確其法律定性，不能隨意擴大平台企業(ye) 責任，以維護法治精神。

　　網絡暴力治理法治化背景下亟待進行反網絡暴力專(zhuan) 門立法，有必要對“反網絡暴力立法的重點與(yu) 難點問題”展開深入討論。其一，對於(yu) 網暴追責的協助取證問題。有學者提出解決(jue) 取證難問題的兩(liang) 個(ge) 方案，方案一即通過反網絡暴力專(zhuan) 門立法細化協助取證的工作機製，確保基層單位落實協助取證，明確法院對公安要求協助求證的性質、效力，避免公安、法院銜接不順暢。在此基礎上觀察檢察機關(guan) 立案監督的效果，若實踐效果不佳，則應采取方案二，對於(yu) 侮辱、誹謗等“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也可以作為(wei) 公訴案件，被害人決(jue) 定追訴後，可借助公權力機關(guan) 的力量解決(jue) 取證的難題。也有學者認為(wei) 《關(guan) 於(yu) 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規定的“協助取證”模式，仍局限於(yu) 自訴案件中，這種協助實際上是一種立案審查製，即在是否受理上要求公安機關(guan) 去提供協助，然而在立案之前要求公安機關(guan) 進入協助是於(yu) 法無據的，且對於(yu) 公安機關(guan) 收集的證據，出示證據、質證主體(ti) 難以確定。其二，對於(yu) 自訴和公訴兩(liang) 種追訴模式，有學者提出應當重新解釋“告訴才處理”，“告訴”隻是啟動公訴程序的條件，“告訴”的詞源並不等於(yu) 單純向法院告知，將“告訴”作為(wei) 啟動公訴案件的條件符合讓渡權理論和我國刑訴法立法沿革，既可以確保被害人的控製力，由被害人決(jue) 定是否追訴，也可以在被害人決(jue) 定追訴後，借助公權力機關(guan) 的力量解決(jue) 取證的難題。也有學者進一步指出目前公訴案件與(yu) 自訴案件涇渭分明，但應建立自訴轉公訴的銜接機製，對於(yu) 被害人已經提起自訴的案件，若案件或技術不斷發展，可能發展為(wei) 公訴案件，法院應中止審理，交由公安機關(guan) 偵(zhen) 查。

　　網絡暴力治理是一項綜合性領域治理工程，需要法律治理和社會(hui) 綜合治理手段齊頭並進，形成多元共治與(yu) 協同發展的合力。首先，對於(yu) 網絡暴力的治理方式。有專(zhuan) 家提出綜合治理手段比僅(jin) 依靠刑法打擊更為(wei) 關(guan) 鍵，需要從(cong) 技術治理、平台治理等多方麵努力，不能過於(yu) 依賴作為(wei) 最後手段的刑法。也有學者主張對於(yu) 網絡暴力的治理，需發揮社會(hui) 綜合治理手段，既要強化刑法、刑訴法、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銜接與(yu) 配合，同時也應在法律領域之外強化社會(hui) 治理手段運用，調動政府、平台、社會(hui) 組織、公民參與(yu) ，在全社會(hui) 範圍形成反網絡暴力的合力和共識。還有學者提出要構建網絡暴力的分層係統治理方式，基於(yu) 不同責任主體(ti) 進行體(ti) 係化的分層治理，如對故意製造網絡暴力者追究刑事責任、對過失帶來網絡暴力者追究民事責任和對受雇參加的網絡水軍(jun) 以及其他情節輕微者追究行政、民事責任，對普通網民的點擊、留言評論行為(wei) 開展網絡暴力知識預防性教育。其次，對於(yu) 網絡暴力的治理路徑。有專(zhuan) 家指出在網暴治理過程中，程序法和實體(ti) 法同等重要，應製定網絡暴力案件辦理的明確程序和標準。在推進網絡暴力治理的過程中，考慮到刑事製裁的影響巨大，應審慎使用刑事手段。也有學者認為(wei) 網絡暴力和家庭暴力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不同於(yu) 傳(chuan) 統暴力的認定機製，網絡暴力具有場域影響極大、微小累積的特征，故對於(yu) 長時間實施、多次參與(yu) 網暴但未違法的行為(wei) 人，可以采取類似家庭暴力告誡書(shu) 的“掛號”機製，若多次參與(yu) 或情節嚴(yan) 重而達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上升為(wei) 違法行為(wei) 。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王誌遠教授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對網絡暴力治理進行了歸納。首先，網絡暴力的泛濫與(yu) 以流量經濟為(wei) 代表的互聯網產(chan) 業(ye) 鏈有密切關(guan) 聯，大量網暴行為(wei) 伴隨著對流量、點擊量、關(guan) 注度的追逐而具有明顯的逐利性。其次，在網絡暴力治理上需擺脫集成現象思維的影響，回歸網絡暴力行為(wei) 本身，從(cong) 原點出發展開對網絡暴力的根源打擊。

　　本次研討會(hui) 聚焦反網絡暴力立法相關(guan) 前沿問題，與(yu) 會(hui) 專(zhuan) 家、學者圍繞會(hui) 議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和交流，在學術研究與(yu) 司法實踐的良性互動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推動網暴立法凝聚廣泛共識，為(wei) 進一步完善網絡暴力立法的章節結構設置及具體(ti) 條文設計提供了明確的方向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