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2日電 題：陳平原：從(cong) “發凡起例”到“有聲的中國”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鵬遠

　　很多年來，陳平原一直有個(ge) 念想，希望可以躺在自家的沙發上休息。早先居住條件有限，願望奢侈難及，後來房子大了，他便特意買(mai) 了一張四人位的L型沙發放在客廳。

　　可惜夢想還是沒能成真。這張沙發如今隻能坐下兩(liang) 個(ge) 人，其餘(yu) 的地方全被堆疊成摞的書(shu) 籍占據了。有人問過陳平原，家裏到底有多少冊(ce) 書(shu) ，他答不上來，因為(wei) 根本沒有統計過。這倒很正常，畢竟夫妻兩(liang) 人都是北大學者，陳平原現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更被外界熟知的身份是曾經的北大中文係主任。

　　隻是書(shu) 攢得久了終究不免成為(wei) 一種負擔。最為(wei) 惱人的是，愈發雜亂(luan) 之中往往找不到眼下需要的那一兩(liang) 本，對陳平原而言，翻箱倒櫃的徒勞更是常有，因為(wei) 他的研究與(yu) 寫(xie) 作總是會(hui) 在不同的話題間來回穿梭。

　　漂移

　　最近，陳平原出版了一部新的論著《有聲的中國》，這是一次極具開創性的探索，在過往對現代中國的關(guan) 注中，聲音是一個(ge) 相對滯後甚至缺失的角度與(yu) 對象。也因此，這一探索進行起來頗為(wei) 不易，要麵對資料稀少等難題。

　　囿於(yu) 限製，關(guan) 於(yu) 演說的話題，陳平原最初的設想沒能全麵得以實現。同時一個(ge) 無奈的遺憾在於(yu) ，某些牽涉現實的內(nei) 容，由於(yu) 暫時無法展開，也隻能先按下不表。

　　盡管如此，這本最終隻有兩(liang) 百餘(yu) 頁篇幅的《有聲的中國》，依然被陳平原視為(wei) 自己在“聲音”研究方麵的總結之作。“這本書(shu) 現在隻能做到這個(ge) 地步，我隻是做一個(ge) 個(ge) 案、開一條新路，然後大家再往前來發展。”陳平原說，9月份，他會(hui) 組織召開一個(ge) 二十人左右的討論會(hui) ，邀請學生以及學界同仁一起從(cong) 聲音入手討論現當代中國的可能性。

　　“發凡起例”，這是陳平原幾十年來一以貫之的治學思路。倘若換成一句更為(wei) 普及的說法，即“但開風氣不為(wei) 師”。一定程度上，也正是在這種自覺意識的導引下，他才主動地從(cong) 文學視野中跳出，不斷開辟新的領域，在多元的未知中努力嚐試拓展學科疆界。

　　作為(wei) 中國現代文學專(zhuan) 業(ye) 的標誌性學者，他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開始轉向學術史研究，從(cong) 學人精神到學科體(ti) 製再到述學文體(ti) ，完成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作為(wei) 學科的文學史》《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ti) 》三部扛鼎之作。也是從(cong) 這裏，他捕捉到演說對白話文形成與(yu) 現代教育的作用和影響，開始思索“有聲的中國”。

　　與(yu) 此同時，陳平原的研究觸角還延伸到大學、都市和圖像——由北大的百年往事入手逐步追蹤出愈發豐(feng) 滿的晚清以降大學史，從(cong) 個(ge) 人的北京記憶出發提出了“都市想象與(yu) 文化記憶”的係列課題，以晚清畫報為(wei) 契口發掘了近代以來圖像敘事與(yu) 低調啟蒙的知識轉型過程。所以近二十餘(yu) 年，他每一次帶著新鮮的著述出現在學界與(yu) 讀者麵前時，都像是一次全新的登場。

　　對此，陳平原自己很是謙虛：“其實對學者來說，不斷漂移不是一個(ge) 好的事情。但我又是一個(ge) 老師，必須往前走，然後給學生開出不同的路。”

　　感慨

　　陳平原的“發凡起例”如今已激起不少回聲，尤其是由他發起的都市文化研究。從(cong) 2003年起，他與(yu) 哈佛大學學者王德威合作，聯合近百位跨領域的國內(nei) 外學者，分別在北京、西安、香港、開封召開以“都市”為(wei) 對象的國際會(hui) 議，產(chan) 生了一係列兼及文學、史學、考古、地理、建築、繪畫、電影、音樂(le) 等多重視角與(yu) 思路的議題，一批年輕學人也推出了自己的專(zhuan) 著。

　　相比自己的研究成果，這樣共同參與(yu) 、思考和討論的局麵是陳平原更為(wei) 看重的價(jia) 值，也是他在學術追求以外從(cong) 一開始就想要推動的現實意義(yi) 。

　　“做這麽(me) 多嚐試，我不敢說我每個(ge) 專(zhuan) 業(ye) 都能成為(wei) 第一流的專(zhuan) 家，但我希望對每一個(ge) 話題都形成高等常識，然後重新在人文學的旗幟下做一點溝通、對話和整合。我想回到一個(ge) 話題：晚清以降，文、學分立留下來的巨大遺憾。20世紀中國學術的最大特點就是專(zhuan) 業(ye) 化，這是一個(ge) 巨大的進步，也是一個(ge) 巨大的遺憾，我們(men) 已經沒有能力再跟其他專(zhuan) 業(ye) 對話了。”陳平原說。

　　這抱負和期待頗具雄心，其背後動力，除了陳平原知識分子自覺的責任意識，也埋藏著來自其遙遠時光裏的一份美好記憶。

　　那是1985年在北京召開的一場“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hui) ”，在後來的當代文學敘述中，這次回憶也被稱作“萬(wan) 壽寺會(hui) 議”。

　　在一篇題為(wei) 《從(cong) 萬(wan) 壽寺到鏡泊湖》的文章中，學者王曉明這樣描繪那次會(hui) 議的情景：“那還是一九八五年的暮春時節，北京西郊的萬(wan) 壽寺裏，幾十個(ge) 神情熱烈的年輕人，正在七嘴八舌地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創新’問題。就在那座充當會(hui) 場的大殿裏，陳平原第一次介紹了他和錢理群、黃子平醞釀已久的‘打通’現、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基本設想。”

　　在王曉明的回憶裏，當時聽到陳平原的發言，自己和許多同行都受到了強烈的震動。幾個(ge) 月後，《文學評論》刊發了錢、黃、陳三人署名的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讀書(shu) 》也以六期雜誌連載了談話體(ti) 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1986年，日本學者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人和時任芝加哥大學教授李歐梵到訪北大，點名要與(yu) 他們(men) 三人座談。

　　真正令陳平原感慨和懷念的，是那個(ge) 時代合力奮進的精神以及熱情討論的氛圍。“三人談剛出來的時候，北大研究生會(hui) 組織過一個(ge) 討論會(hui) ，連數學係、物理係都一起來談，雖然沒有專(zhuan) 業(ye) 訓練，但是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

　　陳平原覺得，就學科的發展、學術的成熟度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言，20世紀90年代確實要比80年代有所進步。但同時互相之間的傾(qing) 聽與(yu) 交流也消失了，各人做各人的研究，各人寫(xie) 個(ge) 人的論文，不再關(guan) 心別人的思路和命題，“不要說文科、理科、工科、醫科不在一起討論話題，連文科裏麵的各個(ge) 院係也不討論，甚至一個(ge) 係裏不同(研究)時段的人也都不討論了。”而這背後，一個(ge) 更大的失落是，大家已經沒有了共同關(guan) 心的話題。

　　底色

　　其實，陳平原的治學思路自始至終都有著源自20世紀80年代的濃重底色。他自己也說：“我是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理想主義(yi) 、宏大敘事這些至今還在我身上留有精神印記。”

　　在公眾(zhong) 的既有印象裏，陳平原大抵屬於(yu) 學院派知識分子，既鮮見溢出胸懷的慷慨意氣，也沒有什麽(me) 登高一呼的驚人之語。甚至連他自己也“自白”：“不想驚世駭俗，但願能理得而心安。與(yu) 其臨(lin) 淵羨魚或痛罵魚不上鉤，不如退而結網。”但事實上，他隻是把心情“壓在了紙背”。在內(nei) 心深處，他一直都徘徊於(yu) 書(shu) 齋生活和社會(hui) 關(guan) 懷之間。

　　因此，無論是從(cong) 學生時代到十年前始終參與(yu) 刊物和叢(cong) 書(shu) 的編輯，還是絲(si) 毫不遜於(yu) 專(zhuan) 業(ye) 論著的隨筆和雜感寫(xie) 作，他始終保持著“兩(liang) 副筆墨”。同時在學術的思索中也總是隱藏著強烈的現實觀照：做學術史，意在為(wei) 社會(hui) 轉型期走向分化的學界重新喚起“學者的人間情懷”；做大學史，旨在叩問何為(wei) 大學，並思索教育的未來走向及命運；做都市文化研究，背後指向的是對城市發展的反思……

　　同樣作為(wei) 回應的，還有對“五四”的不斷解讀。除了《觸摸曆史與(yu) 進入五四》和《作為(wei) 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兩(liang) 部專(zhuan) 著以及與(yu) 妻子夏曉虹合著的《觸摸曆史——五四人物與(yu) 現代中國》，在陳平原幾乎所有研究中，“五四”都是一個(ge) 須臾不曾缺席的身影。

　　不過，對舊有印記的持守並不意味著一種懷舊或自我沉醉。恰恰相反，他一直強調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五四”在“生氣淋漓”“眾(zhong) 聲喧嘩”的同時也是“泥沙俱下”的。在許多公開的談論中，他還反複提醒著要重新審視“我們(men) 這一代”。

　　在他看來，自己這代人固然擁有跌宕起伏的人生，卻隻是趕上了連續轉彎的大時代，無非努力順應了時勢而已。所以在回首時，務必要多點悲憫與(yu) 自省，捫心自問“到底取得了哪些值得誇耀的成績，錯過了哪些本該抓住的機遇，留下了哪些無法彌補的遺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