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仰鬆，是考古學界和民族學界公認的中國民族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考古文博學院每年都要請李先生來給本科生上一課，講講自己的考古學之路。每年在特定的節日，學院高年級學生到暢春園看望李先生，成為(wei) 雷打不動的慣例。已逾鮐背之年的李先生是學院一“寶”。

　　1950年，18歲的李仰鬆從(cong) 陝西省華縣鹹林中學畢業(ye) ，考入北京大學文學院博物館專(zhuan) 修科（後來並入北大曆史係考古專(zhuan) 業(ye) ）。1954年，李仰鬆留校任教，擔任著名考古學家安誌敏與(yu) 民族學家林耀華所開新石器時代考古、原始社會(hui) 史與(yu) 民族誌兩(liang) 門課程的助教。林先生是民族學界的學術權威，或許正是受他影響，李仰鬆日後對民族學產(chan) 生了濃厚興(xing) 趣，最終成為(wei) 民族考古學家。

　　2022年慶祝北京大學考古百年、新中國考古專(zhuan) 業(ye) 教育70年時，李仰鬆和嚴(yan) 文明、原思訓、李伯謙、趙朝洪等幾位先生一起接受教學貢獻獎。

　　在3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差不多每隔一年李仰鬆就要帶學生進行田野考古實習(xi) ，幾乎走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在西安半坡、洛陽王灣、鄭州二裏岡(gang) 、濮陽西水坡等遺址，都留下了李仰鬆的身影。由李仰鬆指導的洛陽王灣遺址的考古發掘，成功揭示了由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轉變的過程，終結了關(guan) 於(yu) 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早晚關(guan) 係的長期爭(zheng) 論。李仰鬆執筆的《洛陽王灣：田野考古發掘報告》，成為(wei) 他的考古學重要成果。“我所研究的課題，若涉及仰韶文化的經濟生產(chan) 、社會(hui) 生活、文化習(xi) 俗，首先使用的一把標尺是半坡遺址，若涉及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課題，就使用青海貴南尕馬台墓地這把標尺，若涉及長江中遊地區新石器文化的課題，就使用江西清江築衛城遺址這把標尺，因為(wei) 我曾經參加、主持過這些遺址的調查和發掘，掌握第一手資料，心中有底，不會(hui) 是紙上談兵，不會(hui) 太離譜。”這是他的肺腑之言和學問之道。

　　20世紀50年代，西安半坡、寶雞北首嶺、臨(lin) 潼薑寨等遺址的考古工作，在田野考古實踐中均進行了重建古代社會(hui) 的探索。在考古發掘中碰到新石器時代考古文化的一些現象，如何科學解釋？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hui) 發展比較緩慢，是很好的參照。1956年，配合中央民委的少數民族社會(hui) 曆史調查組雲(yun) 南分組的佤族社會(hui) 曆史調查，李仰鬆來到雲(yun) 南西盟佤族村寨，詳細調查當地居民的原始製陶、穀物釀酒等。製陶工具及其用途、陶土來源、製陶步驟、燒陶過程、陶器種類與(yu) 紋飾、價(jia) 格和銷售地等各個(ge) 環節，他均進行了仔細觀察和記錄，撰寫(xie) 成《雲(yun) 南省西盟佤族製陶情況》和《我國古代陶器製作上的幾個(ge) 問題》。過去有人提出，仰韶文化籃紋陶上的籃紋，是用編好的籃條印上去的，李仰鬆的調查否定了這一說法。如今，仰韶文化陶器的紋飾係拍印而成，已成為(wei) 毋庸置疑的鐵論。

　　1973年，李仰鬆完成了《原始社會(hui) 與(yu) 民族誌》試用講義(yi) 。20世紀80年代末，李仰鬆率隊前往雲(yun) 南西北的獨龍族、傈僳族、普米族、怒族和納西族等民族聚居地進行民族考古調查。依據我國獨龍族、高山族人們(men) 使用雙連杯舉(ju) 杯共飲的習(xi) 俗，他將河南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雙連壺解釋為(wei) 一種雙人共飲時使用的酒器，得到不少學者的讚同。李仰鬆在雲(yun) 南獨龍族調查時，對當地交通不便的體(ti) 會(hui) 十分深刻。回到北京之後，他與(yu) 林耀華、楊堃等10餘(yu) 名著名民族學家聯名寫(xie) 信向中央有關(guan) 部門反映這一地區的交通困境。後來，這一問題得到解決(jue) ，結束了獨龍族人世世代代沒有公路的曆史。

　　20世紀90年代初，李仰鬆已近退休之年，仍帶領研究生前往海南島黎族和苗族地區進行民族考古學調查，獲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在李仰鬆的心中，考古工作和學術研究是無止境的，他也不斷把做學問的真諦傳(chuan) 授給學生。

　　《 人民日報 》（ 2024年04月13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