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湧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

　　最近，中辦國辦印發了《關(guan) 於(yu) 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作為(wei) 一個(ge) 伴隨著古籍整理成長的學人，感到很振奮。

　　1981年3月，我大學畢業(ye) 後從(cong) 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義(yi) 烏(wu) 文化館從(cong) 事館藏四萬(wan) 多冊(ce) 古籍的整理編目，單身一人，麵對撲滿灰塵的幾萬(wan) 冊(ce) 古書(shu) ，孤單寂寞，開始不免感到有些迷茫。當年9月，中央發出《關(guan) 於(yu) 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給了我很大鼓舞，讓我明白了傳(chuan) 承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性，堅定了我一輩子從(cong) 事古籍工作的決(jue) 心。通過近三年的辛勞，四萬(wan) 多冊(ce) 古籍的編目工作完成了，我的古籍方麵的知識也隨之大大提高。1984年9月，我考上了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後來又讀了四川大學的古典文獻學博士，做了北京大學的我國第一個(ge) 古典文獻學博士後。1997年1月，我博士後出站後，繼續回到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副所長、所長，一直在從(cong) 事古籍的整理與(yu) 研究工作。相關(guan) 古籍整理著作曾獲國家出版政府獎圖書(shu) 獎、國家圖書(shu) 獎提名獎、宋雲(yun) 彬古籍整理圖書(shu) 獎，並有兩(liang) 種著作被評選進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首屆向全國推薦的91種優(you) 秀古籍整理圖書(shu) 之列。確實可以說，我從(cong) 古籍中找到了精神的涵養(yang) ，古籍整理伴著我成長。

　　四十一年後的今天，中央再次出台古籍工作的文件，對新時代古籍保護、整理、研究、出版工作作出了全麵部署，站位更高，措施更有力，也對我們(men) 古籍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作為(wei) 一個(ge) 從(cong) 事文化遺產(chan) 整理研究的學人，我想談一點自己的體(ti) 會(hui) 和想法。

　　係統梳理先賢留存的古籍遺產(chan) ，打造中國古代典籍大型書(shu) 庫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文獻典籍，浩如煙海。自先秦至民國，曆代先賢撰作了浩繁的圖書(shu) 典籍，孕育了多元燦爛的中華文化。這是一筆無比珍貴的精神財富，確實值得我們(men) 努力傳(chuan) 承和弘揚。然而麵對如此巨量的文化遺產(chan) ，如何找書(shu) 、讀書(shu) 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代編《四庫全書(shu) 》，收書(shu) 3462種，這是我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圖書(shu) 結集。20世紀末，國家組織編纂《續修四庫全書(shu) 》，收書(shu) 5213種，規模達《四庫全書(shu) 》的1.5倍。但即便如此，被這兩(liang) 種大型總集所收載的古籍仍不足傳(chuan) 世古籍的十分之一（前幾年編纂的《中國古籍總目》著錄古籍書(shu) 目約20萬(wan) 種），由此可見，有待搜集的文獻數量仍然十分龐大。試以浙江省為(wei) 例，據統計，浙江古代著述就達近2萬(wan) 種之多（包括1912年前浙籍人士著作與(yu) 浙江地方文獻），數量比《四庫全書(shu) 》《續修四庫全書(shu) 》的總和還多一倍多。曆代有識之士，在浙江文獻的搜集整理上，做出過不少貢獻，如清代胡鳳丹、胡宗懋父子編的《金華叢(cong) 書(shu) 》《續金華叢(cong) 書(shu) 》，民國張壽鏞編的《四明叢(cong) 書(shu) 》，劉承幹編的《吳興(xing) 叢(cong) 書(shu) 》，等等，但都局限於(yu) 一郡一邑，且有較多的遺漏。本世紀初，浙江大學浙江文獻集成編纂中心為(wei) 主組織編纂了“浙江文獻集成”，目前已出版《沈括全集》《黃震全集》《楊簡全集》《盧文弨全集》《朱彝尊全集》《夏丏尊全集》《鬱達夫全集》《徐誌摩全集》《陳望道全集》等大家全集十多種，但由於(yu) 涉及新編、標點、校勘等整理工作，進度較慢；浙江古籍出版社則編纂出版了“浙江文叢(cong) ”183種800冊(ce) ，速度較快，但係統性有所欠缺。另外浙江文獻集成編纂中心組織編纂了整理點校的《義(yi) 烏(wu) 叢(cong) 書(shu) 》。此外，還有影印的《重修金華叢(cong) 書(shu) 》《衢州文獻集成》《寧海叢(cong) 書(shu) 》《浙學未刊稿叢(cong) 刊》等。這些叢(cong) 書(shu) 的編纂，為(wei) 浙江地方文獻的編纂提供了範例。其他各省市古代著述整理的情況大抵相仿，也都或多或少推出過若幹匯編性的中小型叢(cong) 書(shu) 。但對留存的巨大的文獻總量來說，這些匯編整理工作都還僅(jin) 僅(jin) 是局部的、少量的，文獻利用不便的問題依然存在。另外，紙壽千年，紙本文獻可保存的時間總是有限的，亟須采取更徹底的可傳(chuan) 之久遠的解決(jue) 辦法。

　　《意見》提出要“加強傳(chuan) 世文獻係統性整理出版，推進基礎古籍深度整理出版”“推進古籍文獻通代斷代集成性整理出版”，為(wei) 古籍文獻的係統性、集成性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我們(men) 應抓住這一有利時機，乘勢而上，乘勢而為(wei) ，在摸清家底、係統梳理的基礎上，各省市分工合作，通過影印、建設數據庫等形式，編纂超越《四庫全書(shu) 》《續修四庫全書(shu) 》的更大規模的古代文獻叢(cong) 書(shu) ，打造中國古代典籍大型書(shu) 庫，並上網向全世界公布，使珍稀圖書(shu) 化身百千，從(cong) 圖書(shu) 館走進普通百姓的家裏，促進優(you) 秀文化的普及和弘揚，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精粹代代相傳(chuan) 。

　　實施文化遺產(chan) 真跡回歸工程，促使流散海外的珍稀文獻重返故裏

　　1840年鴉片戰爭(zheng) 開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沿海的大門，使中國開始淪為(wei)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hui) ，一步一步喪(sang) 失了獨立自主的地位，中國的曆史進入了最黑暗的一章。與(yu) 此同時，西方各國的探險隊也紛至遝來，在搜集軍(jun) 事情報的同時，肆無忌憚地掠取我國古代的文化遺產(chan) ，特別是在陝西、新疆、甘肅、內(nei) 蒙古等絲(si) 路沿線一帶，盜取了大量珍貴的古代文物文獻。比如，上個(ge) 世紀初在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以唐五代寫(xie) 本為(wei) 主體(ti) 的敦煌文獻，總數近7萬(wan) 號，但其中的絕大部分（4萬(wan) 多號）卻被英、法、俄及日本等國的探險家劫掠而去。又如19世紀末以來在新疆吐魯番地區晉唐古墓葬群中所發現的寫(xie) 本文獻，總數達5萬(wan) 號左右，20世紀初在內(nei) 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發現的北宋至北元時期寫(xie) 本、刻本文獻，總數約2萬(wan) 多號，多數也被英、德、俄、日等國的探險家所攫取。如此等等，大批我國珍貴的古代文獻被國外的公私藏書(shu) 機構所收藏，而留在國內(nei) 的，乃劫餘(yu) 之物，多為(wei) 殘卷斷片，誠如陳寅恪所說，“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yu) 異國，即秘藏於(yu) 私家”，乃“吾國學術之傷(shang) 心史也”（《敦煌劫餘(yu) 錄》序）。

　　上個(ge) 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國學的全麵複蘇，推動了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獻陸續影印出版。以敦煌寫(xie) 本為(wei) 例，隨著《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法藏敦煌西域文獻》《俄藏敦煌文獻》《英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敦煌遺書(shu) 》《台東(dong) 區立書(shu) 道博物館所藏中村不折舊藏禹域墨書(shu) 集成》《敦煌秘笈》（日本杏雨書(shu) 屋藏敦煌文獻）《大穀大學所藏敦煌古寫(xie) 經》等大型出版物先後出版，流散在海外的敦煌文獻絕大部分已公之於(yu) 世。這些大型圖書(shu) 的出版，為(wei) 各國學人查閱敦煌文獻提供了條件。但由於(yu) 上述出版物都是按各地館藏流水號影印出版的，沒有分類，編排雜亂(luan) ，讀者使用起來很不方便。更糟糕的是，這些影印出版物大多是黑白圖版，印刷效果欠佳，文字多有漶漫不清，原卷中比比皆是的朱筆所作的各種符號，在黑白影印的圖版中字跡暗淡，甚至蹤跡全無，從(cong) 而對讀者深入研究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有鑒於(yu) 此，最近二三十年來，學術界持續呼籲敦煌文獻文物的回歸，但由於(yu) 種種原因，目前尚難實現。其他流散在海外的古代文獻也麵臨(lin) 同樣的情況。

　　《意見》提出要“加強古籍搶救保護、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加快出土文獻整理研究成果出版利用”“推進古籍重大項目”。建議國家古籍辦會(hui) 同有關(guan) 部門，分門別類，在做好調研和前期準備工作的基礎上，分批爭(zheng) 取流散在海外的珍稀古代文獻彩色照片的回歸並授權分類出版，促成其事實上的“回歸”。

　　發掘古代文獻中最優(you) 秀的文化基因，推動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創新性發展

　　中國人遍及全球，中華學子譽滿天下，但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也會(hui) 有迷失的時候。如何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hui) 的征途中“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如何“實現精神富有”？如何在西方文化的侵蝕中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解決(jue) “我是誰？我來自何地？要去何方”的文化迷思？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先賢著作中去尋找答案，都需要文化的自信，都離不開精神的支撐。然而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浩如煙海，各類經典汗牛充棟，這裏有一個(ge) 讀什麽(me) 、怎麽(me) 讀的問題。《意見》提出要注重“古籍保護傳(chuan) 承和轉化利用”“做好古籍普及傳(chuan) 播”，都非常重要。我們(men) 有必要編纂一係列的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經典普及讀物（比如，浙江有關(guan) 部門正謀劃編纂每個(ge) 縣的人文讀本，把每個(ge) 縣各自曆代先賢著作中最優(you) 秀的作品匯為(wei) 一編；然後在此基礎上匯編每個(ge) 地區的人文讀本，最後編纂多卷本的《浙江人文讀本》），發掘提煉中華優(you) 秀曆史文化中最精華、最經典的部分，讓它們(men) 從(cong) 曆史文化經典、史乘、文集、筆記、家訓中走到最廣大的人民群眾(zhong) 中間，接地氣，揚正氣，激發每一個(ge) 炎黃子孫，尤其是青少年愛家、愛家鄉(xiang) 、愛祖國的熱情，從(cong) 而真正實現《意見》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ti) 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相結合，深入推進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總之，我們(men) 應該認真梳理先賢留存的文化遺產(chan) ，深入發掘古代曆史文化中蘊含的精髓，消化吸收，推陳出新，推進我國哲學社會(hui) 科學的發展，為(wei) 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與(yu) “思想能源”。

　　健全古籍工作的體(ti) 製機製，加強古籍學科專(zhuan) 業(ye) 的建設

　　現在國家層麵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但很多省市卻沒有相應的機構，從(cong) 而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這方麵的組織協調工作。《意見》提出要“加強古籍工作體(ti) 製建設”“各地要結合實際完善古籍工作體(ti) 製機製，加強省級古籍工作的統一領導和組織協調”。這項工作非常重要。隻有健全省級古籍工作的體(ti) 製機製，加強省級古籍工作的統一領導和組織協調，國家對古籍工作的重視才能落地生根，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另外，古典文獻學學科是古籍整理工作主要依托專(zhuan) 業(ye) ，但國家的學科目錄中卻把古典文獻學依附於(yu) 圖書(shu) 情報學之下，後者由圖書(shu) 情報學為(wei) 主導，跟古籍整理工作性質不同，研究內(nei) 容差別很大。各級政府部門項目評審、評獎也都沒有專(zhuan) 門的文獻學門類，申報或評審時隻能附屬於(yu) 圖書(shu) 情報學或曆史、文學或語言專(zhuan) 業(ye) ，似乎有一種到處不著邊的感覺，嚴(yan) 重挫傷(shang) 了古籍整理研究人員的積極性。《意見》提出要“推進古籍學科專(zhuan) 業(ye) 建設”，極其重要。希望能推動有關(guan) 部門設立獨立的古籍整理一級學科，或者把古典文獻學從(cong) 圖書(shu) 情報學獨立出來，這樣對人才培養(yang) 和提升古籍學科專(zhuan) 業(ye) 的地位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