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北京大學考古百年、新中國考古專(zhuan) 業(ye) 教育七十年的紀念活動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舉(ju) 行。

　　86歲的考古學家李伯謙在致辭時感慨：“北大考古100年的發展史，我有60多年參與(yu) 其中。”

　　李伯謙1956年進入北京大學曆史係學習(xi) ，1961年畢業(ye) 留校，開始教書(shu) 育人，多年帶學生田野考古實習(xi) ，即使後來忙於(yu) 授課、研究，每年也都會(hui) 抽空到考古現場。“考古必須以田野發掘為(wei) 出發點，沒有考古的調查、發掘，考古學研究就很難向前推進。”

　　從(cong) 昌平雪山文化遺址到偃師二裏頭再到安陽殷墟，從(cong) 盤龍城到曲沃曲村，從(cong) 夏商周到新石器，李伯謙的領域不斷延伸。上世紀70年代，江西吳城商代遺址發掘過程中出土的器物涉及不同文化，李伯謙分析後認為(wei) ，盡管其中有商文化的影響，但更多的是“土著”器物，於(yu) 是將其單獨命名為(wei) “吳城文化”，這也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學研究中的自覺運用。後來，他運用這個(ge) 方法相繼分析了多個(ge) 遺存。

　　“田野考古也離不開研究文獻。從(cong) 曆史文獻中找出要解決(jue) 的問題，通過考古學研究來分析問題，這是宿白先生經常教導我們(men) 的。”李伯謙說。

　　北大考古係的師生從(cong) 上世紀80年代起定期在天馬曲村遺址進行考古實習(xi) ，一批批考古學家從(cong) 這裏成長，一件件出土文物充實到各個(ge) 博物館，通過考古資料書(shu) 寫(xie) 了一部鮮活的晉國史。2022年是晉侯墓地發掘30周年，李伯謙對1992年的那次搶救性發掘記憶猶新：“發掘持續到2001年，我們(men) 共找到了9組19座大墓，出土了上萬(wan) 件珍貴文物，隨葬的青銅器上有多位晉侯的名字，確定其為(wei) 晉國第二代國君至第十代文侯共9位晉侯及其夫人的墓葬。觀眾(zhong) 走進今天的晉國博物館，還可以看到當年的發掘現場。”

　　因為(wei) 看過很多遺址出土的青銅器，10多年前，李伯謙和劉緒不怕辛苦、費時費力地組織出版了20卷的《中國出土青銅器全集》，為(wei) 社會(hui) 留下了一個(ge) 紮實可用的資料庫。

　　“中國古史的傳(chuan) 說時代，恰恰是考古學可以用力之處”

　　今年夏天，《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由科學出版社出版。這距離1996年至2000年開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已經過去了20多年。

　　李伯謙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四位首席科學家之一。這是國家“九五”重點科研項目，也是當時涉及學科最廣、參加人員最多的重大研究項目之一，2000年入選了全國十大科技成就。公布的三代年表，被各種工具書(shu) 和教科書(shu) 采用。

　　研究並沒有因為(wei) 工程的結束而結束，而是提出了更多的學術課題。為(wei) 此，2000年李伯謙主持起草了《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幾點設想》，成為(wei)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的主持人之一，探討進一步追溯中華文明源頭的考古思路。“當時覺得，我們(men) 至少應該把黃帝時代究竟有沒有進入文明階段弄清楚。”

　　隨後啟動並延續至今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從(cong) “預研究”的黃河中遊地區擴大到黃河下遊和上遊、長江上中下遊及西遼河流域；從(cong) 文明形成所需的自然環境、生業(ye) 經濟擴大到都邑、聚落、年代、精神的研究，囊括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各個(ge) 發展階段，涉及從(cong) 自然到社會(hui) 、從(cong) 物質到精神的方方麵麵。

　　“中國古史的傳(chuan) 說時代，恰恰是考古學可以用力之處。我年輕時見過顧頡剛先生，也聽過他的演講。早期曆史的保存形成，最初隻能是口耳相傳(chuan) ，等有了文字，將口述內(nei) 容書(shu) 寫(xie) 出來，就成為(wei) 傳(chuan) 說，它有合理的成分。”李伯謙說。

　　夏、商王朝曾經也是傳(chuan) 說，後來逐漸變為(wei) 信史，這是中國考古學的重大成果。登封王城崗遺址的持續考古，推動了夏文化的研究，李伯謙認為(wei) 這就是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也就是夏朝最早的都城所在地。“王城崗遺址、新砦遺址和二裏頭遺址，是夏文化不同發展階段前後相繼的三個(ge) 重要代表遺址。”

　　考古學的優(you) 勢在於(yu) ，挖出來的都是真實的。但考古材料也有弱點——常常支離破碎，而且不會(hui) 自己說話，需要研究解讀才能描述曆史。

　　“史學形成有三個(ge) 渠道。一是從(cong) 口耳相傳(chuan) 以及古代文獻中尋找曆史；二是通過考古發掘的實物材料書(shu) 寫(xie) 曆史；三是社會(hui) 學、人類學興(xing) 起後，從(cong) 人類學資料中尋找曆史線索。要獲取比較符合曆史實際的結論，必須把三者密切結合起來。”李伯謙說。

　　“重視曆史、研究曆史、借鑒曆史是中華民族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

　　近幾年，在河南新密新砦遺址、鄭州東(dong) 趙遺址、鞏義(yi) 雙槐樹遺址、南陽黃山遺址以及山西陶寺、陝西石峁等與(yu) 文明探源相關(guan) 的重要遺址，都可以看到李伯謙的身影。為(wei) 了研究方便，他索性搬到鄭州長住。

　　“傳(chuan) 統史學的三皇時代，大致對應考古學上舊石器時代至新石器早、中期，五帝時代大致對應新石器時代晚、末期。從(cong) 古國到王國再到帝國的三大階段，符合中國上古曆史的真相。”

　　什麽(me) 是“文明”？“文明”達到什麽(me) 狀況、什麽(me) 程度才算形成？不同研究者會(hui) 有不同回答，但都有一個(ge) 自己衡量的標尺。李伯謙認為(wei) 恩格斯“國家是文明社會(hui) 的概括”的說法最為(wei) 貼切。

　　過去西方學術界多以城址、大型禮儀(yi) 建築、青銅器、文字作為(wei) 判定社會(hui) 已進入國家階段的標準，後來又以聚落的多級分化作為(wei) 判定標準。李伯謙一直主張從(cong) 多個(ge) 方麵討論聚落等級。

　　“比如，聚落規模是否出現分化？大型、特大型聚落是否出現大型宗教禮儀(yi) 活動中心和建築？墓葬在規模上是否出現分化？是否發現有專(zhuan) 門的武器和象征最高權力的權杖、儀(yi) 仗等器物？是否發現了文字和少數上層人物壟斷文字使用的跡象？這些標準都與(yu) 中國考古遺跡現象緊密聯係。”

　　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道路及其特點等問題，不僅(jin) 是中國古代曆史研究的重大課題，也是世界曆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在研究中國文明演進曆程中，李伯謙一直注意總結文明發展對於(yu) 當下的啟示。

　　“重視曆史、研究曆史、借鑒曆史是中華民族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李伯謙始終堅信，在對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我們(men) 才能更好地走向未來。楊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