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呂小康（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社會(hui) 心態是一定時期內(nei) 多數社會(hui) 成員共享的價(jia) 值理念、社會(hui) 態度、社會(hui) 情緒和社會(hui) 需求等社會(hui) 心理內(nei) 容的集合。社會(hui) 心態治理是特定國家在特定曆史階段依據其主導價(jia) 值理念，對妨礙或促進國家意誌實現和社會(hui) 秩序締結的社會(hui) 心態進行治理的全過程。智能社會(hui) 作為(wei) 網絡社會(hui) 和數字社會(hui) 縱深發展的新形態，對社會(hui) 心態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智能化提升社會(hui) 心態的治理可見性

　　智能社會(hui) 是正在生成中的社會(hui) 形態。其當下特征主要表現為(wei) 網絡化或數字化，主要標誌是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hui) 生活中的普遍應用；其遠期圖景則包括人之外的智能體(ti) 等行動主體(ti) 的興(xing) 起及相應的治理變革。以應對數字化的近期挑戰為(wei) 重心，承啟未來智能形態的治理模式，是探索智能社會(hui) 治理範式的合理方式。

　　就社會(hui) 心態治理而言，社會(hui) 智能化的直接結果在於(yu) 全麵提升了社會(hui) 心態的可見性，使得社會(hui) 心態治理成為(wei) 一個(ge) 相對獨立的治理議題。社會(hui) 心態作為(wei) 一種社會(hui) 意識，本身具有非實體(ti) 性，它易感而難測、可意會(hui) 難言傳(chuan) ，難以把握其存在形態與(yu) 演變規律。但在智能時代，個(ge) 體(ti) 越來越多地在智能終端及其連接的網絡空間中抒發個(ge) 人情感、發表公共觀點，主動展示並聚合社會(hui) 心態，增加了後者的顯示度。同時，瀏覽記錄、登錄信息、位置信息等痕跡數據，也不斷被社交平台和智能終端采集匯聚，成為(wei) 人們(men) 使用算法推斷個(ge) 體(ti) 或群體(ti) 特征及其內(nei) 隱心態的素材與(yu) 證據。平台、城市大腦等主體(ti) 對社會(hui) 心態的非介入性采集和洞悉，增強了後者的透明度。

　　一旦某種社會(hui) 心態成為(wei) 可見的社會(hui) 事實，就再難脫離治理視野。換言之，社會(hui) 心態的物理可見性直接提升了治理意義(yi) 上的可見性，即它本身正更多地被以政黨(dang) 和政府為(wei) 代表的行動主體(ti) 定義(yi) 為(wei) “待治理”的議題。社會(hui) 心態治理由此成為(wei) 一種全球性的趨勢。在我國，這一治理主題的湧現也突破了傳(chuan) 統國家治理主題中關(guan) 於(yu) 經濟、政治、社會(hui) 等治理領域的劃分，加強社會(hui) 心態治理正逐漸成為(wei) 一種治理共識。

　　　智能化對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新挑戰

　　智能社會(hui) 的演進模糊了社會(hui) 心態與(yu) 社會(hui) 行為(wei) 的邊界，呈現出線上線下虛實共生、心態風險與(yu) 行動風險交織纏繞的特征。這對社會(hui) 心態的治理策略與(yu) 治理工具提出了新的挑戰。

　　智能化促成了零散心態向共享心態的演化。社交軟件的分享機製，文本或視頻的時長限製，算法推薦的範圍、內(nei) 容、頻率等規律，都以相關(guan) 平台對人類心理特征的精準利用為(wei) 前提。此類技術往往把人類互動過程的複雜性簡化為(wei) 點讚、轉發等二元化的態度立場或簡單行為(wei) 。這雖便利了個(ge) 體(ti) 的觀點表達，卻也可能導致網絡行為(wei) 高度兩(liang) 極化。由於(yu) 缺少真實人際互動中的麵部表情、語音語調等生理線索對個(ge) 體(ti) 情緒表達的抑製作用，虛擬世界中的情感渲染往往顯得更為(wei) 直接、迅速、不計後果，並在情感驅動下把多種複雜信息異化為(wei) 某種偏離個(ge) 體(ti) 本意、趨於(yu) 非此即彼的態度立場。這極大壓縮了社會(hui) 的多元性和人類認知的複雜性。許多事實錯誤但情緒飽滿的虛假信息或不實信息能在網絡世界快速傳(chuan) 播，正是這一規律的體(ti) 現。這已成為(wei) 網絡空間治理的一大頑疾。

　　智能化加速了從(cong) 社會(hui) 心態到社會(hui) 行為(wei) 的轉化。網絡空間天然的相對匿名性，加劇了個(ge) 體(ti) 的“法不責眾(zhong) ”心態，使得網絡中的“圍觀”“人肉搜索”“罵戰”等現象屢見不鮮。此類現象不宜理解為(wei) 隻是一種觀點或情緒表達，而應視為(wei) 一種具有現實影響力的真實社會(hui) 行為(wei) 。把想法變為(wei) 行動本需多種邊界條件，而萬(wan) 物互聯的趨勢則極大降低了邊界的門檻，由心態直接觸發行為(wei) ，造成積極或消極影響的情況愈發普遍。在未來學意義(yi) 上的“元宇宙”中，個(ge) 體(ti) 甚至可以完全憑借主觀意誌、通過虛擬增強技術展示多種角色行為(wei) 、締結“社會(hui) 關(guan) 係”、創設“社會(hui) 規則”。這樣，內(nei) 在心理活動將取代外在行為(wei) 的主體(ti) 位置，成為(wei) “元宇宙”中的主要治理內(nei) 容。這將預示著整個(ge) 社會(hui) 心態治理內(nei) 容的革命性變化。僅(jin) 就當下現實而言，因被網絡暴力導致個(ge) 體(ti) 抑鬱甚至自殺的案例也屢見報端，充分體(ti) 現出所謂“虛擬行為(wei) ”對真實行為(wei) 的外溢作用。這提醒社會(hui) 心態治理應高度重視治理的邊界與(yu) 起點問題。

　　智能化推動了社會(hui) 心態治理場域的重心轉換。其表現是網絡空間取代現實空間成為(wei) 社會(hui) 心態的主導治理空間。在前網絡時代，社會(hui) 心態的治理場域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往往隻能以“察勢觀風”的形式進行粗放式和暗箱式的治理；進入網絡時代，網絡空間逐漸成為(wei) 社會(hui) 心態的集中容納器，其治理屬性初步顯現；進入智能時代，網絡空間不僅(jin) 成為(wei) 社會(hui) 心態的容納器，還是社會(hui) 心態的生成器，無數的傳(chuan) 感器和智能終端以及時刻運轉的智能算法，不間斷地展示、製造、聚合新的社會(hui) 心態，並催化著新的社會(hui) 行為(wei) 。此時，網絡空間已成為(wei) 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主要空間。其中，以社交平台為(wei) 主要代表的智能平台作為(wei) 聚合社會(hui) 心態的主要中介，又進一步成為(wei) 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主要陣地。空間的轉換也必然意味著空間治理術的轉換。如何在智能時代劃定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行動邊界、創新工具組合、更新績效指標，都需要新的理論想象力並為(wei) 之提供循證依據。

　　　提升社會(hui) 心態的智能治理水平是當務之急

　　智能技術的興(xing) 起提升了國家對社會(hui) 心態的判別與(yu) 幹預效能，但硬件設施落後、算法智能不足、數據孤島效應等因素仍製約著社會(hui) 心態的智能治理水平。在政府治理能力上，以市民電話熱線、政務平台留言板等渠道把握市民心態的傳(chuan) 統方式仍離智能化較遠，對此類數據的采集與(yu) 分析更多依賴人工統計而非人工智能，這阻礙了對老百姓“急難愁盼”心態的掌握度及其背後問題的識別率。在平台治理能力上，智能產(chan) 品的友好度和滲透性仍有不足，限製了智能設備的覆蓋範圍和社會(hui) 心態的感知範圍，老年人、盲人等群體(ti) 往往被排斥在社會(hui) 心態的采集範疇之外，縮小了平台賦能的輻射半徑。在突發事件後的輿情治理與(yu) 心態引導上，處理輿情信息的及時性、精準性和有效性極大考驗著政府和平台的智能治理能力，因智能覆蓋率、使用率不足而造成“智能失靈”的情況還普遍存在，疫情期間因健康碼行程碼定位不準、更新不及時而造成風險誤判的情況偶有發生，而個(ge) 別濫用此類智能技術進行一刀切管理的現象更是引發了諸多負麵社會(hui) 情緒。

　　為(wei) 此，應通過更高水平的智能化應對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技術挑戰。這包括：推進智能基礎設施建設，使更多智能平台及技術覆蓋更多人群、更多場景、更多時段，通過更高強度的接觸頻率、更高密度的信息采集、更高精度的識別能力去主動發現、甄別和引導社會(hui) 心態；優(you) 化智能應用的人性化和適齡化設計，解決(jue) 老年人、未成年人、盲人等特殊群體(ti) 的使用“痛點”，提升其社會(hui) 心態的可見性，以更好地發現並滿足其美好生活需要；集成不同智能平台的脫敏數據，在確保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個(ge) 人隱私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更多非介入性的數據采集和推斷方式把握網絡輿情和網民心態，並為(wei) 社會(hui) 心態的在線幹預創造條件；建立更為(wei) 有效的網絡謠言實時識別、及時阻斷和自動辟謠的在線聯動係統，以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等類似應急事件的過程中，為(wei) 謠言治理進行智慧賦能；前瞻“元宇宙”等未來情境下的社會(hui) 心態智能治理趨向，為(wei) 更新形態的智能社會(hui) 治理提供理論指導。

　　此外，還應注意統籌線上線下、網絡空間與(yu) 實體(ti) 空間的社會(hui) 心態治理，不能把智能技術作為(wei) 治理社會(hui) 心態的萬(wan) 能藥。具體(ti) 而言，不能以活躍網民的心態代替所有網民心態，進而以網民心態代替全民心態，避免以偏概全而誤判社會(hui) 心態的整體(ti) 狀況；不能拋棄傳(chuan) 統的民意調查、輿情引導和心態塑造機製，而應繼續發揮其作用，並與(yu) 智能治理形成優(you) 勢互補；樹立底線思維，防範因突發事件、極端氣候、地緣衝(chong) 突等因素造成電力中斷或能源危機而出現智能失靈甚至癱瘓的極端情況，確保此時仍能以替代方式進行社會(hui) 心態的風險識別與(yu) 有效治理。

　　　發揮“智治”優(you) 勢，達成“善治”願景

　　社會(hui) 心態的智能治理需在“用智能技術對社會(hui) 心態進行治理”和“對這種智能技術本身的治理”這兩(liang) 個(ge) 向度上同時發力。前者重在提高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效能，發揮“智治”優(you) 勢；後者旨在確保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正確價(jia) 值導向，達成“善治”願景。

　　智能技術應用催生了諸多倫(lun) 理和法律風險。人臉等生物信息的識別技術帶來的安全風險、隱私風險、歧視風險等，已引發諸多社會(hui) 憂慮；無限製地利用此類技術進行情緒識別、人格畫像和前置幹預，如使用智能設備判斷忠誠度、暴力程度、反社會(hui) 傾(qing) 向等，則可能進一步引發公眾(zhong) 恐慌；利用腦機交互等神經科學與(yu) 人工智能相結合的技術進行“讀腦”“解心”“情感增強”，還可能加劇人類對自身存在合理性、自主性、必要性的本體(ti) 性疑惑。除此之外，算法和智能本身所關(guan) 聯的平台、機構、個(ge) 人等行動主體(ti) 還有可能屈從(cong) 於(yu) 外部壓力而偏離其發展方向，衍生係列風險。

　　超越智能技術自身的社會(hui) 心態治理風險，應回到國家治理的全局視角求解。在頂層設計層麵，強化智能治理的立法應對，確保社會(hui) 心態的智能識別與(yu) 智慧治理運行於(yu) 法治軌道之上；持續整治網絡暴力、網絡水軍(jun) 、網絡黑公關(guan) 、網絡色情等不良網絡行為(wei) ，通過淨化網絡內(nei) 容涵養(yang) 網民心態，並減少網絡不良行為(wei) 對整體(ti) 社會(hui) 心態的負麵外溢影響。在平台治理層麵，提升政府的平台監管能力，督促平台履行內(nei) 容審核、信息分發、痕跡保留的主體(ti) 責任，防止平台為(wei) 逐利而濫用算法推薦、流量導入等智能技術；完善平台內(nei) 部治理機製，提升平台對自身信息內(nei) 容的治理力度和治理水平，規範其痕跡數據采集、匯聚和推斷行為(wei) ；提升平台的自我管理水平，主動識別並糾正其所管理的個(ge) 人或機構用戶販賣焦慮、製造恐慌、挑唆矛盾等誘導不良心態的網絡行為(wei) 。在社會(hui) 治理層麵，擴大公眾(zhong) 對智能治理的知情權、參與(yu) 權、決(jue) 策權，使智能治理的技術研發、市場推廣、政策製定全過程都受到文化倫(lun) 理和社會(hui) 規範的有力約束，最大程度避免算法和智能的暗箱化，增強公眾(zhong) 對智能社會(hui) 心態治理的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提升公眾(zhong) 的智能素養(yang) ，構建與(yu) 智能社會(hui) 相匹配的社會(hui) 心態，使其發揮智能社會(hui) 發展的助推器功能，為(wei) 智能社會(hui) 治理提供內(nei) 生動力和心理支撐。

　　要言之，社會(hui) 心態治理應以善治願景匯聚智治要素，並以智治促進善治，從(cong) 而創造以人為(wei) 本而非以算法為(wei) 本、人人遂生樂(le) 業(ye) 且心態和諧的智能社會(hui)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醫患社會(hui) 心態的網絡空間治理研究”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