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振龍（信陽師範學院文學院特聘教授）

　　遊藝作為(wei) 一種文化藝術活動，從(cong) 其產(chan) 生時起就是中國文人文化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並且在不斷地發展變化。建安時期，遊藝在文人生活中的價(jia) 值和地位，有了明顯提高，其性質、內(nei) 容、形式都發生了新變。這一新變促成了遊藝文學的生成，豐(feng) 富了建安文學的類型，也標誌著遊藝對文學的影響進入了一個(ge) 新階段。

　　首先，文人遊藝的新變是建安遊藝文學生成的前提。“遊藝”一詞出於(yu) 《論語·述而》。文曰：“誌於(yu) 道，據於(yu) 德，依於(yu) 仁，遊於(yu) 藝。”朱熹解釋雲(yun) ：“遊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le) 之文，射、禦、書(shu) 、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遊焉，以博其義(yi) 理之趣，則應務有餘(yu) ，而心亦無所放矣。”從(cong) “遊藝”最早的用法來看，它與(yu) 儒家的六藝密切相關(guan) ，是士人通過對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六藝”的學習(xi) 和實踐體(ti) 悟“至理”，“玩物適情”的形式，目的是提升自我道德修養(yang) 。遊藝還肩負著政教功能，是執政者治國理政的工具。如投壺這一遊藝形式，在先秦就是一種禮樂(le) 活動。《禮記·投壺》載：“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鄭玄注曰：“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yu) 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秦漢時期，士人遊藝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逐步突破先秦儒家六藝的內(nei) 容而日趨多樣，但其地位和價(jia) 值並未發生根本改變，這由從(cong) 事遊藝的士人常被“以俳優(you) 畜之”不難看出。

　　至建安時期，文人遊藝在性質、內(nei) 容、形式等方麵均發生了新變。遊藝不僅(jin) 經曆了從(cong) 治國理政的工具到娛樂(le) 藝術、從(cong) 單一到綜合、從(cong) 以因襲為(wei) 主到以創新為(wei) 主的轉變，而且從(cong) 事遊藝的文人也得到了社會(hui) 的認可和尊重，遊藝開始邁入真正藝術化的新階段。如張華《博物誌》載：“馮(feng) 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yu) 埒能。”《吳錄》也說：“嚴(yan) 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cong) 子也，圍棋莫與(yu) 為(wei) 輩。”曹丕則在《典論·自敘》中表達了不得與(yu) 馬合鄉(xiang) 侯、東(dong) 方安世、張公子等人對弈的遺憾。所以，在建安文人看來，遊藝既是消遣娛樂(le) 的“遊”的活動，還是具有專(zhuan) 業(ye) 性、競技性、觀賞性和審美性的“藝”的活動，蘊含著“藝”的藝術特質和“清靈體(ti) 道，稽謨玄神”（王粲《圍棋賦》序）的文化意蘊。其地位和價(jia) 值有了根本性的提高，這是建安遊藝文學生成的重要前提。

　　其次，遊藝活動豐(feng) 富了建安遊藝文學的題材和內(nei) 容。建安時期，在曹氏父子的提倡和組織下，文人經常舉(ju) 行宴集、遊覽等遊藝活動，在遊藝中創作，在創作中遊藝。此時不少作品就是在文人宴集、遊覽等遊藝活動的影響下產(chan) 生的。這主要包括如下三種類型：

　　一是遊藝過程與(yu) 文學生成。這又分為(wei) 受命而作和即興(xing) 而作。前者一般是受遊藝組織者之命而作的。如陳琳《武獵賦》、王粲《羽獵賦》等，就是在從(cong) 武帝出獵時受曹丕之命所作。摯虞《文章流別論》載：“建安中，魏文帝從(cong) 武帝出獵，賦，命陳琳、王粲、應瑒、劉楨並作。琳為(wei) 《武獵》，粲為(wei) 《羽獵》，瑒為(wei) 《西狩》，楨為(wei) 《大閱》。”曹丕為(wei) 太子時，與(yu) 建安諸子在北園及東(dong) 閣宴集，也曾命其賦詩。《魏文帝集》雲(yun) ：“為(wei) 太子時，北園及東(dong) 閣講堂並賦詩，命王粲、劉楨、阮瑀、應瑒等同作。”後者是作者因遊藝的激發產(chan) 生靈感或衝(chong) 動而作。如曹丕的《戒盈賦》序雲(yun) ：“避暑東(dong) 閣，延賓高會(hui) ，酒酣樂(le) 作，悵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曹植的《娛賓賦》中也說：“文人騁其妙說兮，飛輕翰而成章”，都表現了文人宴集時彼此即興(xing) 唱和創作的景象。曹植、王粲、應瑒、劉楨等人的《公宴詩》，曹丕的《於(yu) 譙作》等，也是他們(men) 在雅集、遊覽等遊藝中的即興(xing) 唱和之作。據統計，這些作品現存可考的有30餘(yu) 篇。它們(men) 既是遊藝促發的結果，也是遊藝的組成部分，是遊藝和創作的有機統一。

　　二是遊藝追憶與(yu) 文學生成。這些作品通常是在遊藝結束之後的某一時間，由文人之間的交流或文人獨處時的聯想而完成的追憶之作。多回憶昔日遊藝情景，懷念遊藝中的美好體(ti) 驗，寄托和表達自己的情思。如曹丕《與(yu) 朝歌令吳質書(shu) 》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其《與(yu) 吳質書(shu) 》也雲(yun) ：“每至觴酌流行，絲(si) 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都非常典型。又如曹植、劉楨、應瑒、王粲的同題《鬥雞詩》，應瑒的《馳射賦》《校獵賦》，王粲的《彈棋賦》《圍棋賦》，丁廙的《彈棋賦》，楊修的《節遊賦》等，也是這類文學的代表。此類作品現存可考的共計40餘(yu) 篇。

　　三是遊藝研究與(yu) 文學生成。此時文人文學創作中出現了邯鄲淳的《藝經》《投壺賦》、應瑒的《奕勢》、王朗的《塞勢》、王粲的《投壺賦》和曹丕的《彈棋賦》等專(zhuan) 門書(shu) 寫(xie) 遊藝知識的作品。這些作品不是文人因受某一次或幾次具體(ti) 遊藝活動的觸發而創作的，而是受該期遊藝風尚綜合影響的結果。因為(wei) 遊藝之風的盛行，文人喜愛遊藝的同時，也產(chan) 生了對遊藝的理性思考。所以對遊藝的類別及其曆史、形製、技法、技巧和娛樂(le) 審美功能等進行理論總結，為(wei) 遊藝的進一步發展提供指導，也就成為(wei) 文人的任務之一。這樣文人創作的專(zhuan) 門書(shu) 寫(xie) 遊藝知識的作品也就應運而生了。如邯鄲淳的《藝經·棋品》就對圍棋這種遊藝所達到的境界進行了劃分與(yu) 總結，把圍棋分為(wei) 九個(ge) 品第：“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體(ti) ，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鬥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其《投壺賦》則對投壺的曆史、形製、技法、技巧和娛樂(le) 審美功能等進行了係統介紹。這反映出建安文人的遊藝觀念已經超出了簡單的技術和技能，開始從(cong) 學理的高度揭示遊藝的本質及遊藝之道，同時也說明文人對遊藝的競技性和專(zhuan) 業(ye) 性需求，已不止滿足於(yu) 技術和技能的層麵，而要追求“藝”之道的更高境界。這類作品達40餘(yu) 篇，構成了建安文學的另一景觀。

　　再次，文人遊藝及其文學生成的價(jia) 值。建安時期的文人遊藝培養(yang) 了文人的藝術趣味，催生了真正意義(yi) 的遊藝文學，使遊藝文學走向了獨立，成為(wei) 古代文學中眾(zhong) 多文學題材類型之一。據筆者統計，建安時期現存創作遊藝文學作品的文人不少於(yu) 22位，作品110餘(yu) 篇。其代表作家三曹、七子，皆有書(shu) 寫(xie) 遊藝的作品傳(chuan) 世。遊藝文學不僅(jin) 內(nei) 容豐(feng) 富，題材廣泛，涉及圍棋、田獵、六博、百戲、鬥雞、彈棋、投壺、樗蒲、蹴鞠、投壺、秋千、塞樂(le) 舞等各種遊藝活動，而且所運用的文體(ti) 多種多樣，有詩、賦、銘、書(shu) 信等。這些書(shu) 寫(xie) 實踐充實和豐(feng) 富了文學的意蘊，從(cong) 此我國文學史上文人的遊藝文學書(shu) 寫(xie) 也步入了獨立發展時期，遊藝文學也成為(wei) 古代文學百花園中一朵奇葩。建安文人對遊藝的文學書(shu) 寫(xie) ，也對文人的遊藝產(chan) 生了推動作用，在使文人遊藝借助於(yu) 文學得到及時傳(chuan) 播的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文學與(yu) 遊藝的聯係，開啟了古代文學發展史上二者互動關(guan) 係的新局麵，對後世文人遊藝和遊藝文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積極的影響。如西晉的金穀宴集、東(dong) 晉的蘭(lan) 亭之會(hui) 、唐代大曆浙東(dong) 詩人群體(ti) 與(yu) 浙西詩人群體(ti) 之間集會(hui) 唱和等等，在一定意義(yi) 上皆是對建安文人這一傳(chuan) 統的繼承和發展。其價(jia) 值和地位值得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