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玉坤（北京大學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氣候變化是我們(men) 時代所有國家共同麵臨(lin) 的一個(ge) 嚴(yan) 峻挑戰。減緩和適應堪稱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不可或缺並且緊密關(guan) 聯的兩(liang) 個(ge) 支柱。將減緩和適應整合起來，形成有利於(yu) 可持續發展的氣候韌性，已成為(wei) 一個(ge) 迫在眉睫的當務之急。

　　1、減緩與(yu) 適應是一枚硬幣的兩(liang) 麵

　　氣候變化是人類迄今所麵臨(lin) 的影響最深遠也最複雜的全球性危機。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zhuan) 門委員會(hui) 3月份剛剛通過了“教科書(shu) 級”的第六次評估《綜合報告》，並逐行批準了其《政策製定者摘要》。聯合國秘書(shu) 長古特雷斯在發布會(hui) 的視頻致辭中開門見山地指出：“人類正如履薄冰，這層薄冰正在融化，世界必須更快地作出回應。”他進一步警告：“氣候定時炸彈正在滴答作響。”力主將減緩與(yu) 適應整合起來促進氣候韌性發展的這份權威報告，被視為(wei) “拆除這顆氣候定時炸彈的一個(ge) 指南”，更被當作“人類生存的一個(ge) 指南”。

　　減緩與(yu) 適應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缺一不可且密切關(guan) 聯的兩(liang) 個(ge) 基石。回望曆史，1992年在裏約會(hui) 議上開放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就將減緩和適應確立為(wei) 兩(liang) 個(ge) 應對戰略。減緩與(yu) 適應雖有交疊之處，但兩(liang) 者目的截然有別。減緩旨在降低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ti) 所導致的全球暖化；適應則意在抵禦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負麵影響。有效的深度減排可起到“釜底抽薪”斬斷升溫源頭的作用，有助於(yu) 降低投資於(yu) 適應的成本。沒有大幅減排，適應努力恐將變得徒勞無功。但不可否認的是，縱然立刻停止了所有溫室氣體(ti) 排放，也未必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溫控效果。

　　在全球氣候治理模式中，減緩和適應恰似一枚硬幣的正反兩(liang) 麵。適應雖不能取代雄心勃勃的深度和快速減排，但適應行動有可能避免或最小化當前和未來的損失和損害。為(wei) 防範極端天氣事件做好應急預案，建立多災害預警係統，植樹造林以及構築韌性基礎設施等，均能發揮不容小覷的作用。不過，減緩與(yu) 適應終究不是治本與(yu) 治標的關(guan) 係。讓減排先行，為(wei) 減排讓路，或者一味減排而漠視適應等，顯然都失之偏頗、不合時宜。果斷采取適應行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無可辯駁。

　　縱覽過去30年，氣候減緩與(yu) 適應行動之間的失衡由來已久。長期以來，減緩得到了政策製定者、科學家和實踐者的優(you) 先關(guan) 注和資金支持。各種幹預往往主要圍繞節能減排“做文章”。在國際主流敘事和話語體(ti) 係中，減緩有時被等同於(yu) 應對氣候變化，適應則時常被窄化為(wei) 防災減災——適應的行動空間因而受到了嚴(yan) 重擠壓。

　　適應在全球氣候議程中的重要性近年來日漸凸顯。2015年通過的《巴黎協定》被公認是全球氣候治理的一個(ge) 分水嶺。178個(ge) 締約方共同簽署的這份國際協議，首次促成各方共同致力於(yu) 實現本世紀內(nei) 將全球氣溫升幅控製在較工業(ye) 化前水平不超過2攝氏度，並努力限製在1.5度以內(nei) 的宏偉(wei) 目標。這個(ge) 全球藍圖還第一次提出了一個(ge) 全球適應目標，即“提高適應能力，增強韌性並降低氣候變化的脆弱性，以期對可持續發展有所貢獻”。盡管姍姍來遲，氣候適應絕不意味著被動地“坐以待斃”或隨波逐流，而是為(wei) 迎接當下和未來的更大考驗未雨綢繆。因此，裏程碑式的《巴黎協定》被譽為(wei) “我們(men) 與(yu) 子孫後代以及整個(ge) 人類大家庭訂下的盟約”。

　　遏製氣候變化不僅(jin) 關(guan) 乎人類的生死存亡，也事關(guan) 唯一宜居之地球的健康。唯有深度而快速減排才有可能創造一個(ge) 更安全而可持續的世界。隨著氣候威脅與(yu) 日俱增，氣候風險的管理已變得更加複雜，也更為(wei) 困難。災難性的全球暖化，不單對我們(men) 這一代尤其是特別脆弱的國家和人口構成威脅，還將對未來世代構成更為(wei) 嚴(yan) 峻的挑戰。要“跑贏”氣候變化危機，強有力的適應幹預成為(wei) 一個(ge) 繞不過去的當務之急。

　　繼2013年出台第一個(ge) 《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22年6月，中國與(yu) 時俱進與(yu) 世界聯動，推出了升級版的《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這標誌著我國在“雙碳”行動目標開展得如火如荼之際，也揭開了氣候適應治理的新篇章。

　　2、氣候適應這一支柱緣何長期被忽視

　　將減緩當作主軸的全球政策路徑沿襲已久。標杆性的《巴黎協定》亦未能從(cong) 根本上重塑減緩與(yu) 適應的平衡關(guan) 係。自巴黎大會(hui) 以來，一場全球性的碳中和運動應運而生並日益壯大。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成為(wei) 當今世界最為(wei) 緊迫的一個(ge) 優(you) 先目標。相比之下，全球適應行動則呈現差強人意的緩進之勢。究其原因，不外乎主要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原本便是瞄準降低溫室氣體(ti) 排放的這個(ge) 全球目標而建構的。自從(cong)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將減緩確定為(wei) 第一支柱、適應為(wei) 第二支柱以來，這一政策導向逐漸固化。換言之，兩(liang) 者的不對稱，在全球氣候治理蹣跚起步之初就埋下了“伏筆”。不過，放在當時的時代曆史背景中去考察並不難理解。由於(yu) 曆史慣性，自上個(ge) 世紀90年代以來，不計其數的節能減排項目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相形之下，氣候適應迄今主要還囿於(yu) 國際一級自上而下的推動和國家層麵的有限回應，大規模的適應行動仍付之闕如。

　　關(guan) 於(yu) 氣候適應的敘事和話語長久充斥著各種迷思和誤解。比如，“傾(qing) 力於(yu) 適應會(hui) 分散對減緩注意力”的論調，在國際發展界和學術界一直頗有市場。美國前副總統阿爾·戈爾在其1992年問世的暢銷書(shu) 《瀕臨(lin) 失衡的地球》中就認為(wei) ，專(zhuan) 注於(yu) 適應可能會(hui) 破壞緩解氣候變化的努力，因為(wei) 這代表了“我們(men) 有能力及時想辦法上的一種懶惰，一種傲慢的信念”。這個(ge) 假設伴隨時間的推移雖有所弱化，但一直影響都在。可見，對適應缺乏正確的認知和理解，也致使減排的成效大打折扣。

　　適應作為(wei) 全球性挑戰尚未成為(wei) 一個(ge) 普遍共識。長久以來，減緩被公認為(wei) 是一項全球性挑戰，適應則被解讀為(wei) 國家或地區問題，尤其是脆弱國家和社區麵臨(lin) 的挑戰。適應還時常被貼上發展中國家問題的標簽，特別是與(yu) 處於(yu) 氣候變化前線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掛鉤。盡管質疑之聲不絕於(yu) 耳，但減排有望帶來全球益處，適應僅(jin) 使地方受益的慣性思維依然根深蒂固。這個(ge) 論調掩蓋這樣一個(ge) 不爭(zheng) 的事實，即不論南北抑或貧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ge) 國家能幸免於(yu) 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

　　適應之所以處於(yu) 下風還因為(wei) 氣候變化引發災難性後果的滯後性和不確定性。人們(men) 總是一廂情願地將氣候威脅當作遙遠未來的一個(ge) 威脅，即便各種極端天氣事件變得越發頻繁，潛在和實際的破壞日趨嚴(yan) 重。由於(yu) 林林總總的發展需求之間的平衡與(yu) 競爭(zheng) ，國際和各國政策製定者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及時將氣候適應當作亟待解決(jue) 的一個(ge) 優(you) 先事項。因短視或缺乏可持續性意識，有的決(jue) 策者不願意拿出“真金白銀”為(wei) 未來避免氣候災難或者保障子孫後代的福祉“埋單”。

　　氣候適應被淡化的深層次原因還可追溯到全球氣候治理場域中存在的結構性缺陷。眾(zhong) 所周知，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國家，往往也是最為(wei) 脆弱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在氣候變化第一線掙紮並付出慘痛的代價(jia) 絕非偶然。再說，在國際氣候舞台的博弈中，貧弱國家畢竟不占優(you) 勢，也缺乏充足的話語權。有影響力的發達國家一直抵製發展中國家提出的經濟賠償(chang) 要求，至今仍缺乏承擔起氣候融資道義(yi) 責任的強烈政治意願。

　　3、尋求全球適應突破已刻不容緩

　　減緩與(yu) 適應的長期失衡造成了許多負麵後果。毋庸置疑的是，我們(men) 不再有機會(hui) 在減緩與(yu) 適應之間二選一，適應已經成為(wei) 每個(ge) 國家都繞不過去的一個(ge) 時代課題。提振全球氣候適應的理由和正當性越來越充分。我們(men) 不妨從(cong) 以下幾個(ge) 維度展開分析：

　　人類迄今所采取的適應行動與(yu) 不斷升級的氣候風險完全不匹配。環顧今日世界，創紀錄的酷熱和旱情、百年不遇的突發性暴雨和洪水等極端氣候事件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2022年夏季，極端高溫和水旱災情互為(wei) 疊加，在世界多地同時上演。在巴基斯坦，毀滅性的特大洪水淹沒了全境三分之一的國土，受災者逾3300萬(wan) ，並吞噬了上千條鮮活的生命。而一些慢發事件的負麵影響絕不亞(ya) 於(yu) 極端天氣事件，包括海平麵持續上升、冰川加速融化以及生物多樣性喪(sang) 失等等。假如說30年前的氣候變化影響隻囿於(yu) 一時一地，那麽(me)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通過供應鏈、市場或人口流動等方式，氣候惡變還會(hui) 溢出國界，對遙遠的國家和地方產(chan) 生影響。像節能減排一樣，迄今我們(men) 所采取的適應行動遠遠不夠。

　　氣候變化不光是近在咫尺的現實挑戰，也預示了更為(wei) 嚴(yan) 峻的未來威脅。縱向來看，眼下的氣候變化及其負麵影響與(yu) 1992年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當前，全球平均升溫比前工業(ye) 化水平已高出約1.1攝氏度，氣候變化廣泛而危險的影響已是一個(ge) 不爭(zheng) 的事實。事實上，全球變暖比預期來得更快，“2030年以後，任何一年的全球地表溫度都有50%可能性比工業(ye) 化前高出1.5攝氏度”。任由這一趨勢發展下去，當代人和未來世代都將不得不吞下更苦澀的惡果。氣候變化的不可逆性注定了全球氣候適應治理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接力賽”。

　　突如其來的極端天氣事件對社會(hui) 經濟的重創會(hui) 拖累長遠的可持續發展。不可逆轉的氣候變化及其糟糕影響往往“禍不單行”，有的會(hui) 引發糧食、能源、水安全乃至公共衛生危機等連鎖反應，進而致使大眾(zhong) 健康、生命和財產(chan) 蒙受巨大損失。巨大的氣候災難會(hui) 使人們(men) 的生活和生計毀於(yu) 一旦，一個(ge) 國家來之不易的發展成果亦有可能付諸東(dong) 流。若不能及時有效地管控互相疊加的風險，還會(hui) 衍生出政治風險和動蕩，留下長久難以平複的“創傷(shang) ”。這與(yu)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的“不讓一個(ge) 人掉鏈子”的全球願景顯然背道而馳。

　　公平而有效的全球氣候治理亟待落實公平正義(yi) 原則。對全球碳排放貢獻最小的最脆弱國家，眼下處於(yu) 氣候危機的前線，也受到了氣候變化的最大衝(chong) 擊。據世界銀行對189個(ge) 國家的一項研究，每個(ge) 國家幾乎無一例外都麵臨(lin) 洪水風險，但暴露於(yu) 洪水風險中的人口中，大約九成（占89%）生活在中低收入國家。全球有約15億(yi) 人口直接暴露於(yu) 強洪水風險，逾三分之一為(wei) 貧困人口。例如，非洲的碳排放微不足道，卻是全球變暖最快的一個(ge) 大陸。肯尼亞(ya) 、索馬裏和埃塞俄比亞(ya) “非洲之角”三國正深陷旱災泥潭難以自拔。可以肯定的是，非洲大陸不會(hui) 是自然災害引發嚴(yan) 重人道主義(yi) 危機的“最後一站”。確保氣候變化不會(hui) 危及貧窮國家的發展和穩定顯然對全人類都是利好之舉(ju) ，任何一國“掉鏈子”都會(hui) 影響到整個(ge) 地球村。秉持國際合作精神，增強脆弱國家氣候適應能力和韌性，儼(yan) 然是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出路。

　　對已知氣候風險越早進行管理，幹預的成本就越低，成功的概率也越大。與(yu) 深重災害帶來的巨大代價(jia) 相比，適應管理的回報更為(wei) 可觀。據全球適應委員會(hui) 的旗艦報告，為(wei) 天氣和氣候信息服務每投入1美元，就有望產(chan) 生4到25美元不等的收益。對不斷逼近的風暴或熱浪，隻需提前24小時發出預警，就可將隨之而來的損失降低30%。回眸曆史，1970年發生在孟加拉國的博拉颶風奪走了約30萬(wan) 人的性命。此後，由於(yu) 加大了預警力度，各地氣候之災奪走的生命已少了許多。

　　切實可行的適應舉(ju) 措還可為(wei) 減排作出不可或缺的重要貢獻。通過協調一致的全球行動，2030年之前“基於(yu) 自然的解決(jue) 方案”，能為(wei) 實現2攝氏度全球溫控目標所需的減排作出超過三分之一的貢獻。很多經驗證據表明，將減緩和適應明智整合起來有望實現協同增效效應。不僅(jin) 如此，適應幹預若與(yu) 《巴黎協定》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有效對接，還能助力消除貧困、保護環境、降低災害風險，性別平等以及促進社會(hui) 公平等可持續發展目標。

　　僅(jin) 從(cong) 上述幾個(ge) 維度來考量，提振氣候適應行動信心並增強氣候韌性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言自明。

　　4、氣候適應治理的挑戰與(yu) “瓶頸”

　　在一個(ge) 相互依存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不斷升級的全球氣候變化已構成人類有史以來最嚴(yan) 重的一大威脅。但迄今為(wei) 止，沒有證據表明人類已為(wei) 應對全球快速暖化引發的衝(chong) 擊做好了充分準備。更何況，即便采取了有力的氣候行動，也無法阻擋我們(men) 已經以及未來將遭遇的所有損失和損害。

　　當前，全球氣候適應治理麵臨(lin) 許多挑戰。譬如，如何將全球適應目標可操作化？如何理性地平衡減緩與(yu) 適應？如何超越全球氣候政治中的南北分歧與(yu) 博弈，攜手努力將凝聚全球共識的國際議程落到實處？如何整合碎片化的適應幹預？如何以包容性方式取代各個(ge) 利益相關(guan) 方各自為(wei) 戰？如何激發私營部門投資於(yu) 適應的動機和意願？如何增進廣大民眾(zhong) 的理解和參與(yu) ？如何增強轉型性適應的緊迫感？如何可持續地提供適應融資與(yu) 技術支持？所有這些都凸顯了全球氣候適應治理中急需關(guan) 注的缺陷和“短板”。

　　全球氣候適應治理最為(wei) 棘手的一個(ge) 挑戰莫過於(yu) 解決(jue) 發展中國家氣候融資與(yu) 分配這個(ge) 關(guan) 鍵性“瓶頸”。須知，最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脆弱國家和人口，當前正處於(yu) 氣候變化與(yu) 發展方式的十字路口。它們(men) 對全球碳排放的貢獻最小，卻不成比例地受到了氣候變化的最大衝(chong) 擊。尤其是位於(yu) 氣候變化第一線的最不發達國家和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弱勢人群備受極端天氣事件帶來的持久旱情、水資源稀少及糧食不安全與(yu) 匱缺的折磨。據統計，從(cong) 1991年到2020年，非洲大陸每年約發生50起較大的自然災害，其中洪災數量增加了5倍。亟須及時落實適應舉(ju) 措的脆弱國家，卻最無能力憑自身財力付諸實踐。經得起時間和氣候考驗的大規模適應幹預，比如新建抑或重建韌性基礎設施，既耗時又費力，還需要投入巨資。這勢必會(hui) 對財政原本就捉襟見肘的貧困國家造成巨大壓力。

　　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正在擴展並放大橫亙(gen) 在貧窮國家和富裕國家之間的發展鴻溝。脆弱的發展中國家急需外來財政支持以滿足其適應需求。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提出財政補償(chang) 訴求，直到2009年第15屆締約方大會(hui) 時，對全球升溫負有更大曆史責任的富裕國家才首次承諾，自2020年起每年籌集1000億(yi) 美元用於(yu) 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動。不過遺憾的是，發達國家至今仍未完全兌(dui) 現承諾。2022年舉(ju) 行的第27屆締約方大會(hui) 終於(yu) 敲定為(wei) 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ge) 損失與(yu) 損害的新基金，但將其真正落到實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不搬除氣候融資這塊“絆腳石”，適應行動將流於(yu) 空談，也難以“對症下藥”。

　　值得注意的是，對氣候適應和富於(yu) 韌性的全球投資存在著巨大的缺口。聯合國環境署的《2020年適應差距報告》就全球的四大氣候與(yu) 發展基金做了一個(ge) 統計分析，全球環境基金、綠色氣候基金、適應基金和國際氣候倡議過去20年投資於(yu) 氣候變化項目的資金累計共有940億(yi) 美元，僅(jin) 120億(yi) 美元用於(yu) 基於(yu) 自然的解決(jue) 方案等適應活動。令人擔憂的是，全球氣候適應融資遠遠趕不上適應成本的快速增長。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21年適應差距報告》揭示，發展中國家需要700億(yi) 美元融資滿足其適應需求。到2030年，將激增為(wei) 1400至3000億(yi) 美元，2050年進一步飆升為(wei) 2800至5000億(yi) 美元。氣候融資規模和結構上的“軟肋”與(yu) 不斷升級的氣候危機顯然完全不成正比。難怪，相關(guan) 國際組織尤其是以聯合國為(wei) 核心的多邊機構近來頻頻發出強烈信號：適應的資金流應與(yu) 減緩持平。世界銀行等少數多邊開發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已作出了確保氣候資金的50%用於(yu) 適應和韌性建設的承諾。

　　一言以蔽之，我們(men) 正邁入不得不適應氣候變化的一個(ge) 時代。與(yu) 其被動等待，毋寧主動采取強有力行動構建具有韌性的社會(hui) 經濟形態，以降低人類和自然係統對氣候影響的脆弱性。為(wei) 了一個(ge) 綠色和可持續的未來，各國決(jue) 策者須不失時機地從(cong) 全人類和各國利益出發，展示非凡的政治意願與(yu) 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