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伊始，全國文物局長會(hui) 議上傳(chuan) 來消息，2023年將籌備啟動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

　　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介紹，“第四次全國文物普查計劃用3到4年的時間全麵掌握不可移動文物的數量、分布、特征、保存現狀、環境狀況等情況，建立國家不可移動文物總目錄，為(wei) 係統廓清我國文物資源家底、準確判斷文物保護形勢、科學製定文物保護政策提供依據。”

　　截至目前，在國務院統一部署下，全國共進行了三次文物普查和一次可移動文物普查。

　　“前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是針對不可移動文物，而可移動文物的普查是從(cong) 2012年開始的。”原北京市文物局文保處處長王玉偉(wei) 解釋。資料顯示，文物可分為(wei) 可移動文物和不可移動文物兩(liang) 大類，不可移動文物包括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築、石窟寺、石刻、壁畫、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等；可移動文物指的是曆史上各時代的重要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圖書(shu) 資料等。

　　去年8月，北京市文物局黨(dang) 組書(shu) 記、局長陳名傑出席2022新京報貝殼財經夏季峰會(hui) 時表示，“北京作為(wei) 世界著名古都，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860多年建都史，7處世界文化遺產(chan) ，3840處不可移動文物，還有501萬(wan) 件（套）文物藏品。這些豐(feng) 富的文物資源，就是講好文物故事的最好素材。”

　　簡短幾個(ge) 數字，凝聚著幾代文物普查人員的成果。對於(yu) 北京這樣一座千年古都來說，文物普查可是一件大事，難度可想而知。

　　第一次“亮家底”兩(liang) 項全國第一

　　“北京的文物有幾個(ge) 特點：數量多、等級高和覆蓋麵廣。無論從(cong) 文物總數還是珍貴文物的數量來看，北京都屬於(yu) 全國領先。”北京博物館學會(hui) 秘書(shu) 長哈駿說，“就我自己而言，能夠經曆一次全過程的可移動文物普查，感到十分幸運，因為(wei) 有機會(hui) 接觸如此多精美珍貴的文物，幾乎每一個(ge) 大型博物館的庫房我都去過，特別幸福，能學習(xi) 很多東(dong) 西。”

　　2012年底，在國務院統一部署下，北京市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啟動。“當時，市裏對這項工作高度重視和支持，成立了工作專(zhuan) 班，累計投入近九千萬(wan) 元，采取了社會(hui) 招標的方式，最終中國文物信息谘詢公司中標，負責這項工作的具體(ti) 實施。”當時的哈駿，是這項工作的責任處室負責人。

　　“招標結束後，工作人員就進入了非常緊張的工作中。由於(yu) 數據量巨大，需要梳理清洗，任務異常繁重。第一次摸底，我們(men) 把朝陽區作為(wei) 試點，發出了五六千張調查問卷，得到的反饋是一些中央單位、大型博物館、企業(ye) 都有文物藏品，最終鎖定了文物收藏量較大的200多家重點單位，作為(wei) 此次普查的重點對象。”

　　哈駿表示，普查過程中，最辛苦的時候是數據匯總。“5年前網絡還不像現在這麽(me) 發達，有時傳(chuan) 一組數據可能要花好幾天的時間。數據來了，工作組人員就要加班加點清洗入庫，還要做細致煩瑣的檢查工作。在公布普查數據前，甚至連續工作24個(ge) 小時，確保向社會(hui) 公布的數據準確。”

　　經過近4年的摸底，北京曬出了亮眼的成績：新發現、新認定文物藏品總數2884873件（套），其中文博係統內(nei) 新發現有1947767件。北京藏的珍貴文物數、新認定文物藏品數均位列全國第一。

　　一些亮點文物引發了社會(hui) 的廣泛關(guan) 注，如故宮博物院發現22463件殷墟甲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藥材、昆蟲也分別在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和國家動物館被找到。同時，北京還發現了34件《蘭(lan) 亭序》拓本。

　　哈駿表示，盡管這些新發現的文物讓人欣喜，但並非毫無心理準備。“在普查之前，我們(men) 也大致了解到，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曾經對馬王堆出土的醫書(shu) 進行過解讀，在調查走訪時，了解到屠呦呦在研究青蒿素的過程中，參考了馬王堆漢墓醫書(shu) 裏關(guan) 於(yu) 青蒿素使用的記載，進一步感受到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深厚積澱。”

　　首鋼工業(ye) 遺址被納入第三次文物普查

　　相比之下，我國不可移動文物的普查要早得多。20世紀50年代起，第一次不可移動文物普查開始，那時普查規模小，不規範，沒有留下統計數據。2007年至2011年，在國務院統一部署下，全國開展了第三次文物普查。那時，北京正值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和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文物普查麵臨(lin) 許多新的挑戰。

　　“一方麵，我們(men) 要對過去已經列入的文物進行複核，數據規模大；另一方麵，文物保護單位的變化也很大，有消失了的，也有拆改、遷移等情況。”時任北京市文物局文保處處長的王玉偉(wei) 說。

　　數據顯示，“三普”中，北京共調查登記不可移動文物3840處，其中古建築數量最多，達到1556處，其他還有古遺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等。新發現不可移動文物1219處，複查不可移動文物2621處。

　　普查過程中，首鋼舊址、茅台酒廠、長春一汽製造廠等工業(ye) 舊址都被登記在案，引發廣泛關(guan) 注。王玉偉(wei) 介紹，工業(ye) 遺產(chan) 、近現代建築此前也有，但很少。“相比之前，‘三普’的範圍和類別都有了很大擴充，基本‘拉開網了’，向著全麵保護的方向前進。”

　　時任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辦公室副主任的劉小和表示：“首鋼舊址年代比較久遠，其保存下來的鍋爐等設備，代表了當時那個(ge) 年代中國最好的鋼鐵冶煉技術，所以應該加以保護。與(yu) 其等這些遺址瀕臨(lin) 毀壞或消失後受重視，還不如現在就保護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從(cong) 2006年4月開始，北京市曆時兩(liang) 年多，途經35個(ge) 鄉(xiang) 鎮、143個(ge) 行政村，最終完成了明長城北京段的調查測量工作，共調查長城敵台1510座、烽火台165座。為(wei) 此次文物普查奠定了基礎，也為(wei) 此後的長城總體(ti) 保護提供了數據支撐。

　　“大家有時雙休日也在工作，整理資料到很晚，加班是常態。有時還要下到屬地，身處荒郊野外，當天根本回不來。”時隔十餘(yu) 年，王玉偉(wei) 還能回憶起當時的細節。

　　文物保護需要全社會(hui) 廣泛參與(yu)

　　“不可移動文物的普查，遠郊區難點是地形複雜，點比較分散；近郊區的難度是管理單位比較複雜，涉及中央單位、機關(guan) 學校、部隊、工廠等。”王玉偉(wei) 表示，為(wei) 了順利完成普查，常常要和不同的單位打交道。

　　“一些部隊屬於(yu) 保密單位，既要符合人家的規定，又要達到普查的要求，這就需要做大量的溝通、協調工作；有些文物屬於(yu) 個(ge) 人，你跑到人家家裏去調查，要和人家溝通好，講清文物普查的意義(yi) 。”他說。

　　哈駿同樣表示，溝通是前期的主要工作。“因為(wei) 是第一次進行可移動文物普查，不知道文物的分布情況，隻能采取‘廣撒網、重點收獲’的方式，我們(men) 幾乎把每個(ge) 街道鄉(xiang) 鎮以上的單位都篩了一遍。”

　　“有些單位你不知道人家有沒有（文物），隻能靠上報，一些單位的負責人甚至都不清楚自家有沒有，上報起來就很困難。我們(men) 要耐心細致地跟人家解釋，爭(zheng) 取對方最大的支持，才能如期完成工作。”哈駿說。

　　在大量走訪、調查中，王玉偉(wei) 認識到，有時光講生硬的政策不行，還要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幫助別人解決(jue) 實際困難。

　　“比如，有些老房子要修，你告訴人家要按照文物的標準來修，什麽(me) 都不能動，但人家沒那麽(me) 多錢，這都是實際問題。政府部門能解決(jue) 的，我們(men) 都盡量去幫助，實在承擔不起的，列入計劃給予支持，還可以采取一些臨(lin) 時性措施，比如幫助對方解決(jue) ‘漏雨’問題。”他說。

　　王玉偉(wei) 深刻體(ti) 會(hui) 到，文物保護中，宣傳(chuan) 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如果這個(ge) 工作做不好，下一步就無法推進。“宣傳(chuan) 過程中，首先要讓別人了解文物普查的意義(yi) ，其次，要讓他知道作為(wei) 管理使用單位和使用人，需要盡到哪些義(yi) 務。”

　　“過去我們(men) 總認為(wei) ，文物保護是文物部門自己的事，這次普查，我們(men) 體(ti) 會(hui) 到，文物保護需要社會(hui) 的廣泛參與(yu) 。”他說，“在普查中，我們(men) 加大了宣傳(chuan) 力度，使文化遺產(chan) 保護全民化、社會(hui) 化，這是很大的一個(ge) 收獲。”

　　清點可移動文物如同“庫房裏考古”

　　在可移動文物的普查過程中，文物鑒定是一項難點和重點。

　　“由於(yu) 年代久遠，一些單位的文物藏品一時說不清是仿製品還是真跡，需要逐一甄別。”哈駿表示，然而，有些文保單位成立時間不長，缺少文物鑒定專(zhuan) 家，一時間需求上升，出現了人手不足的情況。“好在局裏有很多工作多年的老同誌，接觸文物比較多，在文物鑒定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北京的一個(ge) 優(you) 勢所在。”

　　據了解，可移動文物包括實物、藝術品、文獻、手稿、圖書(shu) 資料、代表性實物等，再加上本身北京文物資源較豐(feng) 富，工作人員常常需要在浩如煙海的文物資料中，開展“心細如發”的工作。

　　“比如，現代文學館當時大概有十幾萬(wan) 冊(ce) 書(shu) 籍、報刊、雜誌、手稿等，而專(zhuan) 家以前接觸的大部分都是古玩、字畫。為(wei) 了解決(jue) 這方麵問題，我們(men) 采取了‘以老帶新’的方式，讓老同誌和新同誌一起幹，最終完成了這項工作。說起來很簡單，看一個(ge) 人的手稿可能就需要幾個(ge) 月的時間。”哈駿表示。

　　由於(yu) 文物判定標準的變化，王玉偉(wei) 同樣也麵臨(lin) 一些問題。“焦點在於(yu) 一些碑刻、石構件、構築物，區別起來有一定難度。比如碑刻，以前的普查中，有些列入不可移動文物，有些列入可移動文物。此次普查過程中，我們(men) 明確了標準，已經進入博物館的，認為(wei) 是可移動文物，不在此次普查之列。”

　　“此外，過去的普查比較粗線條，有些文物在平麵圖中沒有標注，一些文物建築裏不是文物的附屬建築也畫上去了。這次我們(men) 就要求清晰標注出哪些是文物，哪些不是文物，為(wei) 以後的文物保護規劃提供支撐。”他說。

　　在哈駿看來，普查的過程，其實和考古有點兒(er) 像，不過是在庫房裏的“考古”。“在普查中，我們(men) 發現，有些書(shu) 本甚至幾十年都沒有整理過，在這個(ge) 契機下，博物館逐漸完善了規章製度，將沒有做過基礎編目的文物梳理出來，重新做了匯編；一些昆蟲標本多年來沒有得到很好的保管，通過此次清點，規範了保存環境和條件。”

　　令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些博物館的“平時功夫”，對這次普查助益很大。“大型博物館一般有一套嚴(yan) 格的藏品管理製度，包括征集、入藏、登記、保管等，工作基礎好，數據準確，對此次可移動文物的普查起到了重要支撐作用。”哈駿介紹，“例如，在國家動物博物館，一個(ge) 科、種、目的動物標本就有幾百上千件，如果沒有平時的數據登記基礎，想在短時間清點清楚是不可能的。”

　　“摸清家底”走出文物“活化”第一步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多次提出，要係統梳理傳(chuan) 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深宮裏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chan) 、書(shu) 寫(xie) 在古籍裏的文字都活起來。怎麽(me) 讓文物“活起來”？哈駿覺得，首先要讓人們(men) 知道文物的存在。“好多文物在倉(cang) 庫裏一睡就是幾十年，不經過普查，大家根本不知道有，更談不上利用。這是讓文物‘活起來’的第一步。”

　　“文物普查是最基礎的工作，家底都不清楚，保護起來難度就很大。”王玉偉(wei) 說，“在普查過程中，你可以了解到哪些建築保存情況較好，哪些比較危險，從(cong) 而盡快製定搶險修繕計劃。通過普查，可以將對文物的‘被動性保護’變為(wei) ‘主動性保護’。”

　　普查之後，首先要保護文物的安全。“比如，一些碑刻在偏遠地區，叫‘田野文物’，如果沒有安全問題，我們(men) 盡可能采取原址保護的方式；如果存在安全隱患，暫時先把它集中保護起來，放在博物館或者文物保護所，不同的情況下要采取不同措施。”

　　“一些新的文物，發現以後先定為(wei) 不可移動文物，即‘尚未公布為(wei) 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不能隨意拆毀，之後再深入研究文物的價(jia) 值，依法確定是區縣級、省級還是國家級文物。”王玉偉(wei) 表示，定級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逐級上報，往往需要幾年的時間。“也可能保存環境改善了，夠國寶級標準了，最終被定為(wei) 國家級文物。”

　　據了解，在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中，北京還為(wei) 每個(ge) 文物發放了“身份證”，初步建立了一套比較全麵、準確的國有可移動文物數據檔案和大數據庫，進一步健全了文物登錄備案機製和文物保護體(ti) 係。

　　“有了身份之後，文物的管理、使用和保護就有了數據支撐，今後在對文物進行修複時，也有了依據。”哈駿說，“對於(yu) 博物館來說，能夠讓文物以嶄新的麵貌進行展覽，更好地發揮其文化傳(chuan) 承的作用。”

　　“以前從(cong) 來沒留過影像資料和相關(guan) 數據的一些珍貴文物，通過這次普查，既保留了影像數據，又保留了一些特殊信息，如采用三維掃描技術進行掃描，可以製作成各種數字產(chan) 品。”哈駿表示。

　　下一步，北京還將在全國可移動文物登錄網逐步公布文物數據，逐步公開符合公開條件的一般文物信息，定期公布文物資源總體(ti) 情況，發揮已登錄數據在文博創意產(chan) 業(ye) 、智慧博物館項目、博物館展陳、學術研究等方麵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8月，北京地區現存民族文字碑刻保護調查研究工作啟動。北京將摸清16區存在的民族語言碑刻“家底”，掌握碑刻文物的保存現狀和存在的問題，建立北京民族語言碑刻的基礎數據庫，製定保護措施。未來兩(liang) 年，專(zhuan) 項普查將一直持續，更多數量的碑刻文物將納入普查和保護範圍。

　　“文物保護最終目的是利用，把文物保護和城市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讓文物回歸大眾(zhong) 。”王玉偉(wei) 強調，“把‘文物放在倉(cang) 庫裏關(guan) 上門’，不放在博物館裏展示，那是一種‘冰凍式保護’，文物的價(jia) 值沒有發揮出來，最終還是要讓文物成為(wei) 激勵人們(men) 愛國主義(yi) 情懷、繼承發揚傳(chuan) 統文化，使它成為(wei) 地方社會(hui) 發展的一種驅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