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出土於(yu) 浙江浦江上山遺址的一粒“萬(wan) 年稻米”。它長逾3.7毫米、寬近1.7毫米、厚約1.7毫米，是稻作文化起源的實物見證。

　　這是迄今為(wei) 止我國水下考古發現的體(ti) 量最大的木質沉船——在長江口橫沙水域打撈出水的“長江口二號”。古船殘長38.1米，是海上絲(si) 綢之路的重要實證。

　　地處長江下遊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同時，這片區域也為(wei) 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在長三角探尋中華文明“根脈”，近年來公布的一個(ge) 個(ge) 重大考古發現給世人以不斷的驚喜和啟迪。

　　從(cong) 2020年起至2023年，距今約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外圍水利工程又相繼發現了約20條水壩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研究員王寧遠說，5000年前，良渚周邊水利係統極為(wei) 複雜，當地的水利開發程度遠超想象，這為(wei) 全麵認識良渚水利係統的完整結構提供了重要線索。

　　近年來，長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級考古機構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開展了“考古中國：長江下遊區域文明模式研究”的課題。良渚遺址聚落考古研究是這一課題的重點內(nei) 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方向明說，除了新發現水壩遺址之外，考古工作廓清了良渚遺址群經曆的三個(ge) 發展階段。這反映了良渚人群的聚落管理和城市營建理念、信仰體(ti) 係不斷成熟的演進過程，顯示出良渚文化在我國新石器時代文明起源過程中的重要意義(yi) 。

　　在“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安徽省郎溪縣磨盤山遺址榜上有名。這處遺址同樣列入“考古中國”的上述課題，至今仍在發掘中，發現了從(cong) 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錢山漾文化至夏、商、西周-春秋時期的連續文化堆積。它延續時間長，譜係完整，是長江下遊地區少有的持續近4000年的中心性聚落。

　　考古項目負責人、南京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趙東(dong) 升表示，這一遺址同樣對於(yu) 探究長江下遊地區史前社會(hui) 複雜化、文明化進程，青銅時代的中原化進程，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ti) 的演進方式具有重要價(jia) 值。

　　與(yu) 前兩(liang) 處遺址同屬“考古中國”相關(guan) 課題的，還有位於(yu) 江蘇省常州市天寧區的寺墩遺址。它與(yu) 良渚古城遺址年齡“相仿”，是一處距今5500年至4500年的中心聚落遺址，以崧澤-良渚文化遺存為(wei) 主體(ti) 。

　　從(cong) 2019年以來，寺墩遺址考古發現了崧澤時期的墓葬區、幹欄式建築、水井等大量遺址，以及良渚時期以圓形土墩為(wei) 中心，有10餘(yu) 處台地和雙重水係環繞的聚落形態。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員於(yu) 成龍說，這處遺址的變遷，生動反映了太湖地區史前社會(hui) 最終邁向早期國家形態的過程。

　　“長江下遊早期文明為(wei) 中華文明作出了多方麵的貢獻，涉及水稻栽培、獨木舟製作、犁耕技術、玉禮器和瓷器製作等多個(ge) 方麵。”著名考古學家、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曾表示，從(cong) 現有考古成果看，長江下遊文明化進程奠基於(yu) 約1萬(wan) 年前；像良渚發明的玉禮器係統，經過夏商王朝的吸收，向周圍進行了又一次強力的輻射和傳(chuan) 播。

　　長江奔流入東(dong) 海，長三角地區“向東(dong) 是大海”的文化基因在考古中也一再得到印證。位於(yu) 浙江省餘(yu) 姚市的井頭山遺址是我國沿海地區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井頭山遺址考古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孫國平說，考古證明，早在8000年前，先民就開始適應海洋、利用海洋了，體(ti) 現出了高超的智慧、能力和技術。

　　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的溫州朔門古港遺址在2023年又有新發現，新發現的一座古碼頭遺跡和一艘古代沉船進一步見證了這座海上絲(si) 綢之路古港的昔日繁華。而“長江口二號”古船已在黃浦江畔的上海船廠舊址1號船塢接受考古發掘和文物整體(ti) 保護。它猶如記錄長江黃金水道和海上絲(si) 綢之路繁榮景象的一枚“時間膠囊”，將帶給人們(men) 更多的驚喜。

　　上海博物館副館長、研究員陳傑說，如今的長三角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而從(cong) 最早距今約6000年的崧澤文化開始，江南文化就有了精致開放的特質，這種特質到了良渚文化時期就更為(wei) 鮮明。這是長三角“文化基因”對於(yu) 中華文明的巨大貢獻，而長三角一體(ti) 化也是一個(ge) 穿越古今的文化主題。

　　（記者馮(feng) 源孫麗(li) 萍蔣芳劉美子）新華社杭州4月2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