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機遇與(yu) 新可能：數字人文視野下的曆史學

　　【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極大改變了人文學科的研究範式、教學手段與(yu) 成果呈現方式。數字人文就是數字技術和人文學科互動下誕生的新興(xing) 學術領域，在文獻數字化基礎上，以文本挖掘、量化統計、地理信息係統、社會(hui) 網絡分析、可視化等為(wei) 代表的數字人文方法給曆史學帶來了很大變化，也逐漸成為(wei) 我國史學界的關(guan) 注熱點。盡管認識尚有差異，但數字時代已然來臨(lin) ，人文學科麵臨(lin) 著如何數字化的問題。本刊組織幾位作為(wei) 數字人文引入曆史學科的見證者、參與(yu) 者和推動者的青年學者，圍繞數字人文與(yu) 曆史學發展這一主題進行研討，從(cong) 理念到方法再到實踐，回顧數字人文引入曆史學的曆程和得失，展望未來的新可能，以期對深化相關(guan) 研究與(yu) 探討有所助益。

　　與(yu) 談人

　　彭凱翔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潘 威 雲(yun) 南大學曆史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員

　　趙思淵 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副教授

　　主持人

　　申 斌 廣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院曆史與(yu) 孫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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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與(yu) 思維：數字人文與(yu) 史學的不期而遇

　　主持人：數字人文從(cong) 本質上說究竟是一種技術工具，還是一種思維方式呢？如果是前者，那麽(me) 我們(men) 應該堅持學科本位，用數字人文技術來解決(jue) 自身問題。但如果數字人文是一種因應於(yu) 數字化時代的思維方式，那麽(me) 它將會(hui) 給史學等傳(chuan) 統人文學科帶來哪些深刻影響呢？

　　潘威：在我看來，數字人文集中體(ti) 現了計算機科學對人類思維方式的影響。目前，對數字人文較為(wei) 主流的定義(yi) 為(wei) ：以計算機、互聯網等信息化工具為(wei) 主要手段，通過數字化、可視化、量化等處理方法，對人文社科問題進行研究的方向或者領域。

　　數字人文作為(wei) 新興(xing) 交叉領域，不同學科、不同領域、抱有各自具體(ti) 目的的學者進入這一領域後，產(chan) 生不同的看法很正常。數字人文的本質應當是更偏向一種思維方式，因為(wei) 技術體(ti) 係不能脫離具體(ti) 的研究問題而存在，至於(yu) 它是否會(hui) 顛覆性重構傳(chuan) 統人文學科，我認為(wei) 不能簡單地回答“是”或“否”。作為(wei) 學術研究而言，傳(chuan) 承與(yu) 變革往往同時存在於(yu) 我們(men) 的工作之中。數字人文如果僅(jin) 僅(jin) 是用另一種表達方式重複已有的認識，那注定發展空間有限。但如果說一定會(hui) 顛覆傳(chuan) 統研究，也不可能。比如，在曆史自然地理研究方麵，“黃河八百年安流期”“唐代氣候特征”“明清小冰期與(yu) 中國曆史走向”等，都是長期被關(guan) 注的重大課題，需要信息化技術的支持，數字人文如果能推動這些傳(chuan) 統問題的解決(jue) ，其生命力才能更為(wei) 持久。

　　彭凱翔：數字人文首先是一種技術工具，但它的確會(hui) 影響看問題的方式——尤其是研究議題的選擇。因為(wei) 每一種工具都有自己處理起來最有效率的問題，可以把這些問題推到學術前沿，甚至成為(wei) “一代之學術”。就數字人文而言，它一方麵是將人文學科的文本、圖像等信息以數字化的方式儲(chu) 存及利用，通過“E考據”等方式提高傳(chuan) 統人文學科研究的效率；但更具革命性的方麵在於(yu) ，它將信息聚合在一起，進行歸類、編碼、匹配等處理，使信息轉化為(wei) 可比或可關(guan) 聯的數據，最終讓研究者能夠從(cong) 信息中發現或檢驗某些趨勢、某些關(guan) 係，為(wei) 我們(men) 從(cong) 更高維度、以更貫通的方式解釋信息提供了契機。在傳(chuan) 統的學科劃分裏，人文學科更偏重特定信息的詮釋，而對通過趨勢、因果關(guan) 係等來進行理論探討關(guan) 注不夠。數字人文有助於(yu) 打破這一劃分，促進社會(hui) 科學、自然科學與(yu) 人文學科的交叉，解決(jue) 一些難點問題（如製度變遷、環境變遷等）中的數據“瓶頸”。如果說曆史學原本就有一些和社會(hui) 科學、自然科學交叉性較強的分支（如經濟史、曆史地理等），數字人文給這些分支的發展提供了新機遇，比如提供了更有趣的呈現方式。

　　趙思淵：我感覺對人文學科來說，數字人文首先改變了研究環境。從(cong) 迄今為(wei) 止數字人文的發展來看，特別是在曆史學領域，多數個(ge) 案研究的核心議題、提問仍然來自曆史學的傳(chuan) 統話題，甚至研究方法也未必超出原本以量化或結構化方法處理史料的方法論。換言之，曆史學總是以史料學為(wei) 基礎的，這一點不論任何時代都不會(hui) 發生變化。不過，數字人文的確改變了整理、分析史料的工作環境，也令一個(ge) 曆史學家所能處理的史料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數字人文要麵對不同人文學科傳(chuan) 統和多種區域文化傳(chuan) 統，這意味著數字人文本身可以有多重理解，有不同的研究脈絡。

　　主持人：今天的曆史學教學、研究、大眾(zhong) 傳(chuan) 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處於(yu) 數字人文環境下，數字人文是怎樣一步一步介入史學研究的具體(ti) 過程呢？

　　潘威：我認為(wei) ，數字人文最初被引入史學領域還是出於(yu) 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減輕學者在查閱、檢索龐雜史料時的勞動強度，其實這也將是數字人文長期發揮作用的方向。在計算機普及之前，學者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賴圖書(shu) 館，個(ge) 人工作必須適應公共資料管理方式；計算機的普及為(wei) 建立學者個(ge) 人資料管理體(ti) 係提供了可能；高性能個(ge) 人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成熟進一步降低了構建個(ge) 性化資料管理體(ti) 係的資金成本和人力成本。數字人文進入史學領域很重要的一個(ge) 契機，就是順應了史學研究中對個(ge) 性化信息管理的需求。今後，史學研究更需要跨越學科領域、跨越學者單位，形成複合型的、模塊化的研究團隊，數字人文進一步深入史學就需適應這一趨勢，在發展個(ge) 性化資料管理體(ti) 係的基礎上，形成基於(yu) 互聯網的“資料交互網絡”。

　　彭凱翔：數字人文最核心的理念是對信息進行係統歸類、編碼，而不限於(yu) 數字化。如果這樣來理解的話，中國傳(chuan) 統文獻中的類書(shu) 、譜牒之屬，可謂先聲。但真正給這種工作提供動力，是來自近代社會(hui) 科學、自然科學的需要。以20世紀前期的國內(nei) 史學為(wei) 例，傳(chuan) 統史學工作者的譜錄編纂固然活躍，但更能反映風氣之變的當屬有社會(hui) 科學關(guan) 懷的湯象龍、梁方仲等學者對經濟史料的表格化整理，以及氣象學家竺可楨將文字記錄轉化為(wei) 曆史氣候數據等工作。20世紀中期以後，一些國家級的工程又振其餘(yu) 緒，如譚其驤主編《中國曆史地圖集》，中華書(shu) 局《二十四史》點校中的人名和地名標注，中央氣象局組織繪製的《全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等。至於(yu) 相對格式化、規模化的地方誌、族譜等史料，海內(nei) 外學者也在20世紀中期前後就開始不懈耕耘，爬梳其中的農(nong) 業(ye) 、人口等方麵資料，並嚐試進行數據化。

　　最近20多年，由於(yu) 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及，文獻的存儲(chu) 與(yu) 利用逐步電子化，於(yu) 是產(chan) 生了數字人文的提法。存儲(chu) 與(yu) 利用形式的改變固然影響麵極廣，但如果沒有20世紀以來對史料的編碼化處理作基礎，今天的數字人文或許就僅(jin) 僅(jin) 是數字化，而不能真正實現數據化，也難以產(chan) 生我們(men) 所看到和期待的深刻影響。

　　趙思淵：就數字人文與(yu) 中國史領域結合而言，項潔主編的《數字人文研究》叢(cong) 書(shu) 出版（2010—2016）可能是一個(ge) 值得關(guan) 注的事件。此後中文曆史學界有關(guan) 數字人文的討論逐年增加，以“大數據”或“數字人文”為(wei) 主題的會(hui) 議，在2015年之後也顯著增加。

　　就曆史學內(nei) 部來說，曆史地理是最早自覺引入各種數字技術的領域，這與(yu) 曆史地理學的研究特色分不開。而經濟史領域因為(wei) 處理量化資料，也很早就引入統計分析軟件，並且建設數據庫。不過，對中國古代經濟史來說，進一步開發適用的數字人文工具也存在一些困難。雖然傳(chuan) 統中國史料中也包含大量經濟相關(guan) 的數字，但要把這些數字轉化為(wei) 可分析的數據麵臨(lin) 諸多瓶頸。僅(jin) 就最基本的價(jia) 格與(yu) 度量兩(liang) 類數字來說，銀兩(liang) 有多種不同的成色、計重，各類貨物的稱重、體(ti) 積也都有各種不同的表示方法。如果這些數字不能進行統一的換算，就很難應用現有的數字人文工具進行分析。當然，這也推動我們(men) 去思考如何結合史料與(yu) 研究主題的特性，開發有針對性的數字人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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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檢索：數字人文在曆史學應用的新進展

　　主持人：目前，不少曆史學者對數字人文的認識還停留在文獻題錄和史料全文檢索數據庫層麵，對量化曆史數據庫、曆史地理信息係統、文本挖掘、社會(hui) 網絡分析等了解不深。諸位可否結合具體(ti) 工作介紹一下數字人文在史學研究應用中的新進展呢？

　　潘威：對於(yu) 我所從(cong) 事的曆史自然地理研究而言，環境和社會(hui) 信息都非常複雜，要呈現其關(guan) 係就更為(wei) 困難，建立一種能夠清晰呈現自然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輔助我進行決(jue) 策的工作環境非常必要。2016年，我們(men) 提出了“數字曆史河流”概念，其核心是實現“曆史時期地表水文過程及人文因素影響機製模擬方法”，對這一理念的試驗是“數字曆史黃河”平台，包含6個(ge) 方麵：高精度的三維微地貌，水利工程與(yu) 地形模型的融合方案，河道三維形態的複原，地表水曆史時期的運動過程模擬與(yu) 展示，曆史時期的降雨特征重建，曆史時期河流—水利管理方式。而“數字曆史黃河”作為(wei) “數字曆史河流”理念的實踐，不僅(jin) 是一個(ge) 展現曆史時期黃河河道時空變化的可視化成果，而且是專(zhuan) 業(ye) 曆史資料管理平台+一個(ge) 專(zhuan) 題數據集+一係列曆史信息分析和展示功能，是將地理信息係統、工程建模、水文模擬、文本結構分析、社會(hui) 網絡分析等多種技術手段進行融合的一個(ge) 嚐試，同時，也是對既有黃河曆史研究中資料體(ti) 係的重大突破，我們(men) 所使用的史料有相當一部分是前人未曾使用過的新史料。目前，這一平台已經建設了“清代水環境數據庫”“清代河工用銀數據庫”“清代河務官僚數據庫”和“民國黃河上中遊水利工程數據庫”等。我們(men) 計劃讓這一平台提供一種工作環境，這一環境以三維方式展現曆史時期黃河的水利工程營建場景和運作場景，包括曆史時期的水文環境、水利工程三維模型、國家管理製度的可視化等主要組成部分，使用者可以在這一虛擬環境中“觀察”曾經發生的黃河故事，也可以通過調整要素（比如增高堤防、抬高水位、增加民夫數量等）重新思考曆史記錄中的黃河水患和工程營造的過程。

　　彭凱翔：對曆史的理解可以通過對曆史事實按一定的時空關(guan) 係排比敘述來建構，但無論是時間上的先後關(guan) 係還是空間上的區域範疇，本身都不足以構成因果性的解釋。另一種理解曆史的方式是，將它視為(wei) 多個(ge) 變量相互影響產(chan) 生的一個(ge) 過程，史料則是這個(ge) 過程給觀測者呈現出來的某些記錄（或樣本）。在後一種方式裏，每條記錄都在某種程度上向我們(men) 透露變量間的關(guan) 係，而我們(men) 則要努力拚合記錄中的信息，來找出變量間最可能的關(guan) 係。為(wei) 此，就需要將曆史記錄結構化，把樣本中的信息分解為(wei) 若幹變量的取值或編碼，形成數據庫。在以往的曆史數據庫建設中，較常見的是將原本就是數據形式的史料進行匯編或電子化。湯象龍、梁方仲等對財政、糧價(jia) 等數據的整理工作，王業(ye) 鍵主持整理的清代糧價(jia) 數據庫，近年來吳鬆弟主持的海關(guan) 數據整理等，均屬此類。也有的數據庫是對原始數據進行某種處理後得到的，如曹樹基研究團隊中的人口數據建立在考辨史料、分析製度背景的基礎上，中央氣象局的曆史災害數據則根據文字記錄進行災害等級的編碼。近年來的一大進展是越來越多的人物、製度等方麵非數值但結構化較高的史料得到整理，形成了《中國曆代人物傳(chuan) 記數據庫》《明清人名權威資料庫》《遼寧多代人口數據庫》《清代縉紳錄數據庫》等成果。

　　與(yu) 此同時，近20年來，一個(ge) 突出的現象是經濟學者介入了曆史數據庫工作。他們(men) 一方麵將曆史學家已整理的數據按時空單元匹配起來，形成多變量的數據庫，另一方麵也對一些未結構化的史料進行整理，建立新的數據庫。以我參與(yu) 建設的利率史數據庫、刑科題本借貸案件數據庫為(wei) 例，都需要對各種形式的文本史料進行結構化編碼，產(chan) 生出包含數十個(ge) 定性與(yu) 數值變量的數據庫，並盡量將每條數據的時空單元精確到年—府縣級，以便具體(ti) 研究時能和災害、糧價(jia) 等其他數據進行匹配。另外，還有一些近代史料，本身已是數據庫，但結構太複雜，它們(men) 作為(wei) 數據庫的價(jia) 值也需要在社會(hui) 科學工作者的努力下才能更好發揮。

　　主持人：那麽(me) 諸位認為(wei) 未來數字人文還可能對史學研究有哪些重大改變呢？

　　潘威：如同當年“數字地球”與(yu) “信息高速公路”理念為(wei) 曆史地理信息化的起步提供了基礎條件一般，“大數據”和“移動互聯網”也為(wei) 曆史地理信息化的進一步發展準備好了必要條件。但要將這一機遇轉化為(wei) 實際的創新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jue) 。最重要的就是營造好技術創新環境，數字人文建設需要經費、場地、設備、培訓，這些都需要投入，也需要加強管理。至於(yu) 具體(ti) 技術方麵，“人工智能”是可以預見的一項具有重大意義(yi) 的創新，目前，包括我們(men) “數字曆史黃河”在內(nei) 的多個(ge) 海內(nei) 外團隊都在摸索其應用方式。

　　彭凱翔：史學界的數字人文目前還較少應用人工智能和雲(yun) 計算。人工智能也可以理解成人工+智能。史料的數字化直到現在主要還是依靠人工，也通過人工在文本識別、點校、標注等方麵提供了堪稱海量的數據積累，為(wei) 邁向智能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雲(yun) 計算是和人工智能相輔助的。相信將來我們(men) 不僅(jin) 能夠在互聯網上方便地查閱史料，還能利用人工智能來更有效地找出我們(men) 真正需要的史料。另外，目前民間文獻的數字化還很不夠。對於(yu) 內(nei) 在結構較特殊的賬簿、族譜等史料的數字化，學界恐怕還要做不少探索，一旦民間文獻的數據庫工作鋪開，中國史研究乃至社會(hui) 科學研究都可能發生驚人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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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視與(yu) 期許：從(cong) 史學學科傳(chuan) 統展望數字人文的未來

　　主持人：任何一種技術、方法都有其適用對象、適用限度，須與(yu) 其他研究方法技術相配合。數字人文熱之下，更需要我們(men) 回到曆史學學科傳(chuan) 統進行冷靜的審視與(yu) 反思，以更好地發揮數字人文的作用。請就此談談看法。

　　潘威：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結合是我一貫的主張，否則研究工作就成了“無源之水”，技術方案自然也就“無的放矢”。就我個(ge) 人的經驗和認識而言，數字人文隻是改變了曆史敘述的方式，輔助研究者進行史料辨析、建立因果鏈條等，數字人文並不能代替研究者的決(jue) 策地位。至於(yu) 曆史感的形成和升華還是需要依托傳(chuan) 統方式，閱讀、寫(xie) 作、經曆、田野考察等才能真正培養(yang) 曆史感，數據庫、地理信息係統等技術手段能夠使這些方法的運作更為(wei) 有效，但無法從(cong) 根本上改變曆史感的培養(yang) 方式。

　　彭凱翔：研究人員在麵對更加大量的數字化文獻時，的確可能會(hui) 在文本的咀嚼上不夠從(cong) 容，但並不意味著後者不重要。事實上，如果要對史料進行結構化編碼的話，就需要對史料的體(ti) 裁、筆法、製度背景等有係統的把握，這些都離不開考據上的積累。所以，現在構建新的曆史數據庫，同樣也要在史料辨析上先下足功夫，所謂“越多人工，越多智能”。另外，曆史學的傳(chuan) 統本身有多元性，專(zhuan) 門史等分支的交叉性一直就很強。隻是，曆史學者在最近的交叉研究中受技術等限製，往往局限於(yu) 史料或數據提供者的角色，這是有必要矯正的，交叉研究不應僅(jin) 是用其他學科比較華麗(li) 的技術重新印證已有的解釋，而是要讓曆史學也從(cong) 中開拓新領域，得到新發展。

　　趙思淵：如前所述，我始終還是相信，數字人文不會(hui) 改變曆史學所關(guan) 切的根本議題。但數字人文的確改變了曆史學家麵對曆史文獻的方式，隻是這種改變在曆史上也不止一次發生過。對曆史學家來說，也許當下更需要思考的是將來如何麵對原生數字化史料，盡管以數字人文處理傳(chuan) 統史料是當前較為(wei) 活躍的領域。此外，數字人文對曆史學的影響不僅(jin) 在於(yu) 研究方麵，也在於(yu) 教學以及麵對公眾(zhong) 的方式，可視化、人機交互等都是顯著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jin) 意味著如何講述曆史，也將改變曆史研究成果發布中學者與(yu) 讀者之間的關(guan) 係。

　　主持人：數字人文是一個(ge) 係統工程，想要持續、健康發展，必須在原始資料的收藏與(yu) 提供者（檔案館、圖書(shu) 館、博物館等）、資料的加工者與(yu) 數字人文產(chan) 品的提供者（商業(ye) 公司、收藏機構、科研機構、研究者）、數字人文產(chan) 品的使用者（研究者、公眾(zhong) ）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與(yu) 循環。其中，研究者兼有需求方和供給方雙重角色。諸位可否從(cong) 這兩(liang) 種不同角色來談談對數字人文產(chan) 品提供者有什麽(me) 期待以及數字人文基礎設施建設所麵臨(lin) 的問題與(yu) 可能的解決(jue) 途徑呢？

　　潘威：這個(ge) 問題非常值得討論，從(cong) 需求方而言，我們(men) 希望各級檔案管理部門能夠提供資料查閱和使用方麵的便利。從(cong) 數字人文的研製方而言，我認為(wei) 最重要的是建立有戰鬥力的工作團隊，特別是在史學研究機構推行實驗室建設。如果能有更多高校重視“數字人文”實驗室建設，將其納入學校統一的實驗室管理體(ti) 係，實驗室管理方式和運營方式的改變將會(hui) 極大改善數字人文的科研環境。

　　彭凱翔：目前在高校利用較多的是商業(ye) 化的數字人文產(chan) 品，主要形式是全文數據庫和可檢索的圖像數據庫。不過，這些產(chan) 品對於(yu) 深度的數字人文研究而言，還有不小的改進空間。例如，檢索效率不是太高，通常不支持跨庫的檢索，檢索結果的存取亦受很多限製，這些都不利於(yu) 進行大樣本的研究。一種比較徹底的改進思路是為(wei) 某些數字產(chan) 品提供主流數據分析軟件的應用程序編程接口，讓有需要的用戶可以自主調用。當然，配套的版權規範也要跟上。而方誌、族譜等基礎史料的數據化，其工作量既非某一團隊或機構所能勝任，其受益方也是整個(ge) 學界，最好有國家層麵的協調機製。

　　趙思淵：這裏可能有幾個(ge) 不同層次的問題需要考慮。第一，數字人文也是互聯網浪潮的一部分，開放，更開放，應當是數字人文發展中的追求方向。第二，對於(yu) 曆史學來說，如果我們(men) 將數字人文理解為(wei) 研究環境的轉變的話，這種轉變的驅動力既可以是研究者個(ge) 人，也可以是公藏機構與(yu) 學術單位，還可以是商業(ye) 機構。數字人文產(chan) 品的供給必然是多元的，如果能夠形成一些通用標準，對更多的研究者是有利的。比如說，各個(ge) 數據平台之間是否能夠設置通用的數據接入、轉換接口，或者在開放獲取方麵達成一些共識。第三，數字人文的確可能為(wei) 學者與(yu) 公藏機構的合作帶來新的可能性。我們(men) 已經看到，數字人文的發展為(wei) 公藏機構拓展自身的研究領域打開了新的空間。在這個(ge) 新的空間中，學者與(yu) 公藏機構唯有緊密合作才可能有新的創獲。進一步說，館藏資源的價(jia) 值與(yu) 影響力，將更多由關(guan) 聯研究所決(jue) 定，而不僅(jin) 是資源本身是否稀缺。

　　■專(zhuan) 家點評

　　王濤（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數字史學研究中心主任）：作為(wei) 曆史學者，我們(men) 也要用曆史的眼光看待當前數字人文方興(xing) 未艾的現實。從(cong) 曆史的維度來看，曆史學研究領域出現方法的更新、觀念的變革，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這不僅(jin) 讓曆史學獲得不斷發展的動力，延續其生命力，而且能夠讓曆史學的麵目變得更加鮮活多樣。比如趙思淵提到數字人文的技術儲(chu) 備可以帶來曆史書(shu) 寫(xie) 的改變，就是數字人文提供的各種可能性之一。

　　雖然當下數字人文成了一個(ge) 非常流行的概念，但它也隻是一種路徑而已，不能代表曆史學研究的全部內(nei) 容。數字人文不謀求取代，也沒有能力顛覆整個(ge) 傳(chuan) 統曆史學科的方法論與(yu) 問題域。哪怕是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曆史學研究者，是積極擁抱數字人文，還是恪守傳(chuan) 統方法論，都是一種合理的個(ge) 人選擇。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時期，數字人文與(yu) 傳(chuan) 統曆史學將和平相處。不過，我們(men) 也需要意識到，不管是主動還是消極地看待數字人文，它作為(wei) 一種方法與(yu) 一種理念將長期存在，甚至會(hui) 以愈加彌散的方式影響到曆史學的方方麵麵。所以，我們(men) 始終要用一種探索的、開放的心態去看待數字人文。探索性與(yu) 開放性也正是數字人文的應有之義(yi) 。為(wei) 此，數字人文的後半場需要落實到對年輕學子的教育層麵。當然，數字人文的教育不單純是讓學生掌握某種技能，真正核心的競爭(zheng) 力是數字素養(yang) ，一種能夠觸及靈魂的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心，這才能充分調動年輕一代的研究熱情，讓更多具有原創性的曆史成果麵世。

　　胡恒（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數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數字人文被引入曆史學的時間雖然不長，但近年來相關(guan) 機構不斷設立，學術活動日趨火爆，這時更需冷眼看熱潮，方可行穩致遠。數字人文對傳(chuan) 統史學而言，不是顛覆重構，而是如虎添翼。一些曆史學者對數字人文存在的非議，特別是在史料收集與(yu) 考證方麵，嚴(yan) 格來說，是將數字人文較為(wei) 狹隘地理解為(wei) 檢索工具所致。數字人文對曆史學的助力，不僅(jin) 是技術工具的外部衝(chong) 擊，而且也是曆史學科發展的“內(nei) 部理路”所致。

　　回歸“宏大敘事”。近40年來，史學研究碎片化日益突出，學界已有較多反思，並不斷呼籲要重建曆史學的“宏大敘事”。但這種回歸應是在新的高度、方法上的再回歸。這一進程並非易事，它需要理論思想的駕馭，但數字人文亦將成為(wei) 重要工具，幫助我們(men) 更好地嫁接起碎片化的經驗研究與(yu) 富有想象力的結構研究之間的有機聯係，將整體(ti) 與(yu) 個(ge) 案、定性與(yu) 定量相結合，催生新的宏大敘事。

　　強化“問題導向”。當今世界正不斷麵臨(lin) 超越地域、國家和學科的重大問題，僅(jin) 靠單一學科顯然無法有效回應時代和社會(hui) 需求，未來學術發展應該以問題為(wei) 導向，打破學科壁壘。數字人文為(wei) 曆史學的這一轉向提供了新的可能，它在人文科學、社會(hui) 科學與(yu) 自然科學間建立起互聯互通的平台，並在這一融合中以曆史學的人文特性改善技術的工具化取向，亦將大大擴大曆史學的學科影響。

　　培養(yang) “文理兼通”人才。我國學生多自高中時代即已文理分科，曆史學從(cong) 文科生中選拔，大學以後多數高校又不夠重視對曆史學學生數學和技術方麵的熏陶，導致人才培養(yang) 中知識結構單一。數字人文為(wei) 曆史學從(cong) 人才選拔、人才培養(yang) 和就業(ye) 取向上以文理兼通的複合型人才培養(yang) 為(wei) 導向提供了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