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幼為(wei) 單位：仲愷農(nong) 業(ye) 工程學院馬克思主義(yi) 學院

　　中國古代有關(guan) 生物學的知識發展到兩(liang) 宋時期，逐漸從(cong) 原來的知識門類中分離形成“鳥獸(shou) 草木”之學。這與(yu) 知識的分化與(yu) 書(shu) 籍的增多有關(guan) ，其中一個(ge) 重要體(ti) 現就是以花卉譜錄為(wei) 代表的植物學專(zhuan) 著大量湧現。梳理宋代的“草木”專(zhuan) 書(shu) ，至少可以得到41種這一領域的專(zhuan) 著，並能從(cong) 中發現歐陽修、陸遊等士人在促進“草木”之學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追求博物知識的方式為(wei) 後人留下了寶貴的曆史資料。

　　　撰譜錄 創體(ti) 例

　　最早的譜錄與(yu) 譜牒、家譜的記載密切相關(guan) ，後來人們(men) 也開始利用這種體(ti) 例來記載不同類別的事物。為(wei) 植物修譜撰記並不是宋人首創，早在魏晉南北朝時就有植物學專(zhuan) 著出現（《竹譜》《魏王花木誌》《南方草木狀》等），唐五代時期也有花卉類專(zhuan) 譜現世（《百花譜》《花經》等）。但若從(cong) 數量和質量來看，宋代的植物學專(zhuan) 著卻遠邁前代，尤以花譜為(wei) 最。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王毓瑚、天野元之助等學者對包括宋代花卉譜錄在內(nei) 的中國古農(nong) 書(shu) 做過深入研究，整理出涉及牡丹、菊花、芍藥、蘭(lan) 花、梅花、海棠、玉蕊花等七大類四十一種花卉專(zhuan) 著。這些花譜的作者多半出於(yu) 士人群體(ti) ，其中不乏像歐陽修（《洛陽牡丹記》）、陸遊（《天彭牡丹譜》）、範成大（《範村梅譜》《範村菊譜》）、周必大（《唐昌玉蕊辯證》）這樣名震四方的士大夫領袖。他們(men) 共襄盛事、薪火相傳(chuan) ，將宋時花卉的繁盛記錄其中，使後人可以一睹1000多年前花卉爭(zheng) 奇鬥豔的勝景。

　　當然，歐陽修、陸遊等士人在撰著花卉譜錄時已不再隻是專(zhuan) 注於(yu) 前人欣賞花卉的詩詞，而是記載栽植技術、品種變化，使得譜錄的文學色彩趨淡、科學實用色彩漸濃，如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便是詳述接植栽灌之事、詳列牡丹花品並一一解釋花名出處。這種著作體(ti) 例成了撰述花卉專(zhuan) 譜的定式。陸遊的《天彭牡丹譜》便“書(shu) 體(ti) 全仿歐記”。而王觀的《揚州芍藥譜》也與(yu) 歐記體(ti) 例相似，風格趨同——歐陽修《洛陽牡丹記》中詳述接植栽灌之事，王觀的《揚州芍藥譜》對芍藥的栽培和移植技術亦多著筆墨；歐陽修詳列24種牡丹花品，王觀亦按次第排列31種芍藥花品。另外，王觀在譜中也提到“洛陽土風之詳，已見於(yu) 今歐陽公之記，而此不複論”。說明王氏在撰寫(xie) 該譜之前已讀過《洛陽牡丹記》，他很有可能是在歐氏的寫(xie) 作風格影響下提筆撰寫(xie) 芍藥譜的。

　　記品種 錄變化

　　士人們(men) 在花卉譜錄裏重點記錄了一些花卉的品種變化，由此可以看出，得益於(yu) 較為(wei) 係統的壅培技術，宋代花卉的人工種植成績顯著。比如，從(cong) 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和周師厚《洛陽牡丹記》記錄的牡丹品種來看，河南洛陽地區的牡丹從(cong) 公元1031年的24種（歐陽修《洛陽牡丹記》）增加到公元1081年錄的109種（周師厚《洛陽花木記》），五十年間品種翻了兩(liang) 番多且精品不斷湧現。除了洛陽，河南的其他地區也盛產(chan) 牡丹。張邦基在《陳州牡丹記》中便記錄陳州地區的牡丹品種精品不斷，單是一品“縷金黃”便引得眾(zhong) 人駐足觀看。這一定程度上說明北宋時期河南地區壅培牡丹的技術日益精湛。江浙地區亦是牡丹的主產(chan) 區，我國第一部牡丹專(zhuan) 譜（仲休《越中牡丹花記》）便在此地誕生。據該記所載，宋初該地牡丹的品種已達32種。到了慶曆年間，牡丹專(zhuan) 著《慶曆花品》亦在該地誕生，“以敘吳中之盛凡四十二品”。從(cong) 江南地區再向西延伸，四川地區的牡丹在宋朝亦很繁盛。從(cong) 陸遊的《天彭牡丹譜》所記牡丹品種來看（66種），四川天彭地區的牡丹可媲美北宋時期的洛陽。

　　北宋河南地區亦是產(chan) 菊之地，史鑄在《百菊集譜》中便冠以“虢地品類”來敘述河南地區菊花品種。在當時河南洛陽地區，花農(nong) 培育出繁多的菊花品種。撰於(yu) 北宋末年（1104年）的《劉氏菊譜》可以說開了我國菊花專(zhuan) 譜先河，主要記錄的就是洛陽地區35種菊花品種，這比周師厚列出的該地菊花品類（《洛陽花木記》26種）多了9種。到了南宋，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江浙地區的菊花得到全麵發展。從(cong) 傳(chuan) 世的專(zhuan) 譜（《史氏菊譜》《範村菊譜》《百菊集譜》）所記菊花的品種來看，南宋時期江浙地區菊花呈百菊競豔的勝景。

　　與(yu) 牡丹、菊花能夠在南北各地形成種植區域相比，芍藥花則主要集中在當時的揚州地區。劉頒的《芍藥譜》中將揚州地區的31種芍藥分了七等，而孔武仲《芍藥譜》中所記的33種芍藥花，是作者實地考察和訪問所得，他將這些芍藥一一列出品名，並詳細對其色、形等進行解釋。在二譜的基礎上，王觀的《揚州芍藥譜》又新增八品（39種），為(wei) 當時之最。在譜中，王氏按照較為(wei) 科學的分類方法，從(cong) 花色和花形兩(liang) 方麵入手，詳列其新得的8種花品。

　　述風土 敘民俗

　　士人在花卉譜錄裏還記錄了一些風土人情，借此我們(men) 可以一窺兩(liang) 宋時期社會(hui) 的民俗狀況與(yu) 社會(hui) 文化。宋時賞花成為(wei) 群眾(zhong) 性文化活動，婦孺老幼皆喜愛。群眾(zhong) 性的普遍喜愛刺激了花卉的種植，使栽植花卉進入繁盛期，在全國範圍內(nei) 形成了獨立的種植行業(ye) ，出現了像河南陳州地區和四川天彭地區這樣的牡丹主產(chan) 區，種植的麵積也不斷擴大。張邦基在《陳州牡丹記》中對牡丹種植麵積有過直接描寫(xie) ，“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陸遊也曾在《天彭牡丹譜》中記錄天彭地區花戶“連畛相望”的盛況。花卉數量日益增多，品種愈出愈奇，使得簪花成為(wei) 宋時普遍的民俗活動。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中記載，“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王觀《揚州芍藥譜》也說，“揚之人與(yu) 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從(cong) 兩(liang) 專(zhuan) 譜記述時間來看，北宋前期洛陽、揚州一北一南，簪花在宋代城市中已蔚然成風。宋時的民俗中亦有獻花。宋時獻花行為(wei) 多為(wei) 民向官獻花，胡元質在《牡丹記》便有記錄。而獻花一旦變為(wei) 地方官員向上級或皇室敬獻則成為(wei) 貢花，胡元質說，“（宋景文）公在蜀四年，每花時按其名往取，彭州送花，遂成故事”。這種貢奉也讓隋代發明的“蠟封果蒂”運用在貢花上，歐陽修在《洛陽牡丹記》中就記錄了“蠟封牡丹蒂”的具體(ti) 做法，用來保鮮存香。

　　無論是福柯的《知識考古學》還是彼得·伯克的《知識社會(hui) 史》，其撰書(shu) 目的都在向讀者傳(chuan) 遞一個(ge) 信息，即承載知識的文本或書(shu) 籍是在不斷建構中形成的。讀者們(men) 在閱讀這些文本或書(shu) 籍時不應該隻是知道文本中或書(shu) 籍中“有什麽(me) ”，更要知道“為(wei) 什麽(me) ”在當時會(hui) 形成“這樣”的文本或書(shu) 籍。這應該是以“知識”為(wei) 考察對象的知識史的研究意義(yi) 所在。花卉專(zhuan) 著是中國先民觀賞、利用花卉的長期經驗、知識的集中總結，反映了宋代社會(hui) 對以花卉為(wei) 代表的觀賞類植物認識、開發和利用的基本情況。士人們(men) 身處其間，有的就是作為(wei) 當地主政者，想必也是這場文化盛宴的直接籌劃和參與(yu) 者，他們(men) 將這一文化現象寫(xie) 入專(zhuan) 譜使後人可以一睹宋代花卉的繁盛景象。

　　另一方麵，記錄菊花、牡丹等花卉專(zhuan) 著所呈現的知識演進，是宋代博物學轉變的一個(ge) 側(ce) 麵，也是精神文化史變遷的一個(ge) 注腳。博物學是古代先民精神信仰與(yu) 文化學術的知識基礎。從(cong) 植物學專(zhuan) 著內(nei) 容來看，歐陽修、陸遊等儒者士子有了更加自覺的博物意識，追求知識的方式也不斷變化。正如南宋人鄭樵所言，“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nong) 圃人又不識《詩》《書(shu) 》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shou) 草木之學不傳(chuan) ”。在鄭氏看來，鳥獸(shou) 草木之學屬於(yu) 田野之物，其知識的獲得方式一方麵是求證於(yu) 田野農(nong) 圃的自然世界，另一方麵是參合《詩》《書(shu) 》等經典文獻。《史氏菊譜》的作者史正誌便從(cong) 參合文獻與(yu) 注重實踐兩(liang) 方麵為(wei) “菊是否有落英”做出公允的判斷。類似的例子還有周必大，他的《唐昌玉蕊辯證》雖通篇還多是參合前人的文獻，但也有作者的實際考察，“予自招隱寺遠植一本，蔓如荼蘼，冬凋春榮……其中別抽一英，出眾(zhong) 須上，散為(wei) 十餘(yu) 蕊，猶刻玉然，花名玉蕊在於(yu) 此”。從(cong) 史正誌、周必大等人探求植物知識的方式或可說明，宋朝隨著宋學興(xing) 起，其探尋形而上義(yi) 理的精神與(yu) 方法大大提升了儒者的思考深度，也改變了他們(men) 追求博物知識的方式，使他們(men) 感到有責任去探索奇異植物或古人提到過的有疑問的植物。而這種探求博物知識的方式和西方自然科學家為(wei) 了了解自然物種的性質而進行研究、總結自然規律的目的明顯不同。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1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