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shu) 話】

　　作者：郝春文（首都師範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hui) 名譽會(hui) 長）

　　近日，我的《蒙塵千年的敦煌寶藏》一書(shu) ，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一本旨在向讀者普及“敦煌遺書(shu) ”概況、內(nei) 容及價(jia) 值的“小書(shu) ”。然而，體(ti) 量雖小，也是多年研究所得。從(cong) 普及傳(chuan) 統文化的視角來看，似乎也有說道的理由。於(yu) 是應邀撰文，寫(xie) 一點自己的心得。

　　敦煌遺書(shu) ，非真的“遺書(shu) ”

　　書(shu) 名中的“敦煌寶藏”，指的是敦煌遺書(shu) 。這遺書(shu) ，並非指死者臨(lin) 死前留下的書(shu) 信，而是敦煌古代先民留下來的經卷和文書(shu) 。

　　1900年6月22日（農(nong) 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園祿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偶然發現了一個(ge) 複洞（現編號為(wei) 第17窟），洞內(nei) 重重疊疊堆滿了從(cong) 十六國到北宋時期的經卷和文書(shu) 。這批總數在7萬(wan) 件以上的古代文獻被後人稱為(wei) “敦煌遺書(shu) ”。

　　由於(yu) 莫高窟是開鑿在鳴沙山的斷崖上，所以保存敦煌遺書(shu) 的洞窟又被稱作敦煌石室或石室。因為(wei) 敦煌遺書(shu) 的主體(ti) 是手寫(xie) 的佛經，所以早期人們(men) 把敦煌遺書(shu) 稱為(wei) “石室寫(xie) 經”，並把保存敦煌遺書(shu) 的洞窟稱為(wei) “藏經洞”。此外，敦煌遺書(shu) 還被稱為(wei) “敦煌文獻”“敦煌寫(xie) 本”“敦煌文書(shu) ”“敦煌卷子”等。

　　“蒙塵千年”，是帶有文學色彩的表述，而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封閉的時間和原因也確實是學術界的未解之謎，難免讓人產(chan) 生各種想象。由於(yu) 沒有發現當事人或後人的相關(guan) 記錄，所以有關(guan) 敦煌藏經洞性質、封閉的時間和原因的各種說法，至今為(wei) 止都是推測或假說。目前所知敦煌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shu) ，年代最晚的寫(xie) 於(yu) 公元1002年（宋鹹平五年），所以人們(men) 推測敦煌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應該是其後不久的11世紀初。從(cong) 11世紀初到1900年，敦煌遺書(shu) 在藏經洞中埋藏了900多年，接近1000年。

　　而1900年，我國正處在清王朝末期。西方列強公然派遣八國聯軍(jun) 侵入我國，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日趨嚴(yan) 重，忙於(yu) 奔跑逃命的清廷最高統治者無法得知西北邊陲發現藏經洞的消息。加之當時甘肅、敦煌地方官員大多昏聵無知，遂使這一寶藏沒有得到應有的保護，曾先後遭到英、法、日、俄等國“探險”隊的劫掠，致使敦煌遺書(shu) 流散於(yu) 世界各地。

　　目前總數達7萬(wan) 多件的敦煌遺書(shu) 分散收藏在歐、亞(ya) 、美洲的9個(ge) 國家的80多個(ge) 博物館、圖書(shu) 館、文化機構以及一些私人手中。其中中國國家圖書(shu) 館（藏有16578號）、英國國家圖書(shu) 館（收藏約17000號）、法國國家圖書(shu) 館（收藏約7000號）和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dong) 方文獻研究所（收藏約17700號）是四大主要藏家。敦煌遺書(shu) 的流散，是我國近代學術文化的重大損失，成為(wei) 我國近代學術的傷(shang) 心史，至今令人難以釋懷！

　　“石室寫(xie) 經”，涵括各族文獻

　　敦煌遺書(shu) 的文本形態多數為(wei) 手寫(xie) 文本，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文本和拓本。

　　在古代，印刷術發明與(yu) 流行之前，文書(shu) 和典籍在很長時間內(nei) 是以寫(xie) 本的形態存在。在戰國和秦漢時，主要是寫(xie) 在竹簡和木簡上。東(dong) 漢時出現了用紙抄寫(xie) 的書(shu) 籍，到了晉代，紙書(shu) 完全取代了竹木簡書(shu) 和帛書(shu) 。宋代以後，印刷術流行，印刷文本逐漸成為(wei) 書(shu) 籍和知識傳(chuan) 播的主要載體(ti) ，取代了手寫(xie) 文本的地位。所以，就文字傳(chuan) 播的方法和載體(ti) 而言，大致從(cong) 晉代至宋以前是手寫(xie) 紙本文本為(wei) 主體(ti) 的時代，宋以後至今是印刷文本為(wei) 主體(ti) 的時代。

　　敦煌遺書(shu) 所處的時代正是在紙本手寫(xie) 文書(shu) 典籍流行的時代，因而多數為(wei) 手寫(xie) 文本。宋代以後書(shu) 籍和知識傳(chuan) 播的主要載體(ti) 是印刷品，但宋代流行的雕版印刷至少在唐代已經發明了。可惜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沒有保存下來。所幸，敦煌遺書(shu) 中保存了數十件雕版印刷品，就成為(wei) 世界上現存最早的印刷品的一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唐鹹通九年（公元868年）金剛經》，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標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現收藏在英國國家圖書(shu) 館。

　　拓碑技術出現得更早，但早期的拓本也未能保存下來。而敦煌遺書(shu) 中保存的數件唐碑拓本也就成了現知世界上最早的傳(chuan) 世拓本。其中包括唐太宗的《溫泉銘》、李邕《化度寺邕禪師塔銘》和柳公權所書(shu) 《金剛經》等碑的拓本。

　　敦煌遺書(shu) 的裝幀形態多樣，幾乎包括了古書(shu) 的各種裝幀形式，但絕大多數是卷軸裝。卷軸裝也稱卷子裝，是紙質書(shu) 籍和文書(shu) 出現後流行時間很長、普及地域很廣的一種裝幀形式。其做法是先將紙張按需要粘成長卷，再用圓形木棍粘結在紙的一端，閱時攤平，閱後將其卷成一卷軸，這就是卷軸裝的書(shu) 籍或文書(shu) 。卷軸裝之外，還有梵夾裝。梵夾裝是從(cong) 印度傳(chuan) 來。因為(wei) 經文是梵文，上下有兩(liang) 塊夾板，所以被稱為(wei) “梵夾裝”。敦煌遺書(shu) 中的“梵夾裝”，是仿製的或者有所改變的梵夾裝。第一個(ge) 改變是經文不再是寫(xie) 在貝葉上，而是寫(xie) 在紙上；第二個(ge) 改變是經文多是用中文書(shu) 寫(xie) 。此外，敦煌遺書(shu) 中還保存了“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裝幀樣式。

　　敦煌遺書(shu) 的文字以漢文為(wei) 主，但也保存了不少古代胡人使用的胡語文獻。

　　在這類文獻中，以吐蕃文最多。吐蕃文又稱古藏文，是唐五代時期吐蕃人使用的文字。由於(yu) 吐蕃人曾在公元786年至公元848年管轄敦煌，其間曾在敦煌推行吐蕃製度和吐蕃語言文字，所以敦煌藏經洞中也保存了一大批吐蕃文文獻，約8000多件。這批文獻對研究吐蕃史、敦煌史以及當時西北地區的民族變動都具有重要價(jia) 值。

　　敦煌遺書(shu) 中的第二種胡語文獻是回鶻文。回鶻文是古代回鶻人使用的文字，又稱回紇文。在唐宋時期，回鶻人曾在敦煌曆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自唐晚期以後，敦煌的東(dong) 邊甘州、肅州和西邊的西州都曾有回鶻人建立的政權，在敦煌地區也有回鶻居民。由於(yu) 以上原因，在敦煌藏經洞中，也保存了50多件回鶻文文書(shu) 。這些文書(shu) 的內(nei) 容包括書(shu) 信、賬目和佛教文獻，對研究回鶻的曆史和文化具有重要價(jia) 值。

　　此外，敦煌遺書(shu) 中還保存了少量的於(yu) 闐文、粟特文和梵文，都對研究古代的民族關(guan) 係和中外交往具有重要價(jia) 值。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敦煌遺書(shu) 是後涼王相高所寫(xie) 之《維摩詰經》，在公元393年（後涼麟嘉五年），這件文書(shu) 現在收藏在上海博物館。年代最晚的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元1002年（宋鹹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壽題記，這件文書(shu) 收藏在位於(yu) 聖彼得堡的俄羅斯聯邦科學院東(dong) 方文獻研究所。從(cong) 公元393年到公元1002年，時間跨度達600多年，多數敦煌遺書(shu) 的書(shu) 寫(xie) 或抄寫(xie) 年代在唐後期五代宋初。

　　遺書(shu) 研究，改寫(xie) 中古史

　　就內(nei) 容來說，敦煌遺書(shu) 可以說是包羅萬(wan) 象，但因為(wei) 是佛教寺院藏書(shu) ，所以收藏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約占90%左右。

　　敦煌佛教文獻有很多是曆代大藏經收錄的傳(chuan) 世佛經，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妙法蓮華經》《金光明最勝王經》《維摩詰所說經》《大乘無量壽經》等。以上經卷雖有傳(chuan) 世本存在，但由於(yu) 敦煌遺書(shu) 抄寫(xie) 年代較早，仍然具有重要校勘價(jia) 值和文物價(jia) 值。

　　敦煌遺書(shu) 中還保存了很多傳(chuan) 世大藏經中所沒有的佛教典籍。這些“逸經”和未入藏的佛教典籍具有更高的文獻價(jia) 值和研究價(jia) 值。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了一批古逸經疏，如《金剛經》《法華經》和《維摩詰經》注疏就有130多種，530多件。這些經疏是中國佛教徒對佛教的理解，因此可以真實具體(ti) 地反映古代中國佛教的特點。

　　佛教文獻以外的宗教文獻，還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敎）典籍和摩尼教典籍。道教文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老子道德經想爾注》的重新發現，該件雖為(wei) 殘本，但保存了該書(shu) 第三章至三十七章的經文和注釋，為(wei) 道教史研究提供了新資料，並揭示了道教經教化的另一條途徑。《尊經》《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大秦景教宣元本經》等景教文獻和《摩尼光佛教法儀(yi) 略》《下部讚》《證明過去因果經》等摩尼教文獻，為(wei) 研究古代景教、摩尼教的流傳(chuan) 提供了重要資料。

　　宗教文獻以外的文書(shu) ，雖然總量不大，隻占10%左右，但內(nei) 容卻很豐(feng) 富,涉及古代曆史地理、社會(hui) 、民族、語言、文學、美術、音樂(le) 、舞蹈、天文、曆法、數學、醫學、體(ti) 育、古籍等諸多方麵，很多都是不見於(yu) 正史的第一手資料。

　　曆史方麵，敦煌遺書(shu) 中保存了製書(shu) 、敕書(shu) 、告身等公文書(shu) ，律、令、格、式等法律文書(shu) ，戶籍、差科簿等賦役文書(shu) 和買(mai) 賣、借貸、雇傭(yong) 、租佃等契約文書(shu) 。這些資料對於(yu) 了解中國古代的政治和經濟情況都具有極為(wei) 重要的價(jia) 值。如“唐景雲(yun) 二年（公元711）賜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是唐代“論事敕書(shu) ”的原本，存文字8行，文書(shu) 上鈐有“中書(shu) 省之印”，中間頂天立地的大“敕”格外引人注目，這件文書(shu) 已經成了敦煌文書(shu) 的標誌性符號。依據此件，參考其他文獻，可以大致了解“論事敕書(shu) ”從(cong) 起草到下發的複雜過程。又如“唐開元水部式”，詳細規定了唐朝對水渠、橋梁的管理製度和各級官府的相關(guan) 職責，不僅(jin) 為(wei) 了解唐代的水利管理製度提供了珍貴資料，還可據之糾正《唐六典》《新唐書(shu) 》《舊唐書(shu) 》相關(guan) 記載的錯誤。同時，也使我們(men) 對唐“式”的內(nei) 容和形式有了具體(ti) 的了解，為(wei) 從(cong) 唐代文獻中搜集其他唐式條文提供了文本樣板。

　　敦煌遺書(shu) 中保存的社會(hui) 史資料主要有“氏族譜”“書(shu) 儀(yi) ”“社邑文書(shu) ”和“寺院文書(shu) ”。“氏族譜”是記錄古代世家大姓的資料；書(shu) 儀(yi) 是古人寫(xie) 信的程式和範文，也包括不少對當時禮儀(yi) 和習(xi) 俗的規定；“社邑文書(shu) ”是古代民間結社的具體(ti) 資料；“寺院文書(shu) ”則記錄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團生活及其與(yu) 社會(hui) 的聯係等諸多方麵。這些資料具體(ti) 地反映了古代生活的真實情況。如關(guan) 於(yu) 古代寺院和僧人的生活，依據傳(chuan) 世佛教經律和相關(guan) 記載，古代寺院應是一個(ge) 基本生活單位，僧尼過的是全部居住在寺院之內(nei) 並由寺院供食的集體(ti) 生活。但敦煌寺院文書(shu) 卻為(wei) 我們(men) 展示了另一幅寺院和僧尼生活的圖景。一是一部分僧尼並不住在寺內(nei) ，而是住在寺外的俗家。二是住在寺內(nei) 的僧尼也是過著單吃單住的個(ge) 體(ti) 生活。

　　敦煌遺書(shu) 中保存的文學作品，以俗文學資料最引人注目，包括講經文、因緣、變文、話本、詞文、故事賦、詩話等。對這些俗文學作品的研究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改寫(xie) 了中國古代的文學史。如對敦煌變文、講經文等文學資料的研究，就解決(jue) 了鼓子詞、諸宮調、詞話、寶卷等後代流行的民間講唱文學的來源問題。

　　綜上，不論從(cong) 數量、時間跨度還是從(cong) 文化內(nei) 涵來看，敦煌遺書(shu) 的發現都可以說是20世紀我國最重要的文化發現。即使在世界範圍內(nei) ，也是獨一無二的文化寶藏。期待有更多的學者，加入這一寶藏的研究行列中來。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