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梅 金夏輝

　　曆史類紀錄片《紫禁城》以紫禁城為(wei) 線索，以變局為(wei) 切入點，通過12個(ge) 篇章，講述明清600年曆史中的重要曆史事件，總結了曆史發展中的得與(yu) 失，呈現中華民族的寶貴智慧。它既強調了中華民族的整體(ti) 性，又表現了中華民族迥異於(yu) 其他文明的特征，帶領觀眾(zhong) 叩問滄桑曆史、追尋文化根脈。

　　紀錄片《紫禁城》站在大曆史的視角，跳出紅牆綠瓦，來講述與(yu) “紫禁城”有關(guan) 的曆史風雲(yun) 。如通過中外文明的對比，來表現中華民族的種種特征。第八集《盛世》講述英國使臣馬戛爾尼訪華時，強調了中英雙方互贈的禮物——玉如意和毛瑟槍，指出“槍和如意，分別代表各自的文化立場”，以此說明中華民族的潛在實力和禮儀(yi) 文明。如通過變局中的中外文明對比，來總結中華民族的曆史教訓。第六集《餘(yu) 暉》介紹了各國的銀礦枯竭所帶來的白銀短缺的變局，指出歐洲國家由於(yu) 白銀短缺建立起初具雛形的現代貨幣體(ti) 係和金融體(ti) 係，而明王朝則由於(yu) 白銀短缺發生了經濟衰退。以此證明了自大和保守思想的嚴(yan) 重危害性，總結了慘痛的曆史教訓。

　　“作為(wei) 曆史類紀錄片，如何引導觀眾(zhong) 全麵、深入、清晰地認識曆史，尊重曆史，形成對曆史的自覺，帶動當代人對曆史的追尋與(yu) 叩問，是一個(ge) 至關(guan) 重要的創作命題。”《紫禁城》采用了通俗的方式來表現中華文化的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文物和曆史的巧妙結合，以及曆史故事和主題歌曲的精彩對照。該片擅長以小見大，通過文物的細節來表現宏觀的曆史。如第二集《基業(ye) 》用故宮博物院的文物李公麟《臨(lin) 韋偃牧放圖卷》中的馬，表現明前期尚武征戰的特點。同時，該片也通過現代技術讓畫卷中的人物動起來，如第一集《王者》讓《皇都積勝圖》中的古人行走起來，並且配以激昂的音樂(le) 和仿真的街道喧鬧聲，表現曆史上的繁華街景。這樣的藝術處理方式顯然打動了受眾(zhong) ，一些網友在彈幕裏指出畫卷中男子穿粉色衣服的細節，說明動態畫卷的表現形式引發了觀眾(zhong) 對於(yu) 明代生活習(xi) 俗等方麵的興(xing) 趣和關(guan) 注。正如該片總導演吳誌勇所言，“文物是一個(ge) 佐證，不是為(wei) 了展示而展示”。而此前的故宮題材紀錄片提及文物，似乎更多是為(wei) 了表現文物本身的製造過程或藝術價(jia) 值，而不是為(wei) 了引入與(yu) 之相關(guan) 的曆史故事。如《故宮》第七集《故宮書(shu) 畫》介紹了書(shu) 畫的創作和保存等過程，而未將書(shu) 畫的內(nei) 容所揭示的客觀世界作為(wei) 重點表現對象。由此可見，《紫禁城》通過文物所承載的曆史信息，更為(wei) 生動形象地表現了中華文明，加強了觀眾(zhong) 對於(yu) 中華民族的感性認識。

　　近年來，故宮題材紀錄片的數量不少，大致可分為(wei) 三類：宏大主題類、微觀主題類、具體(ti) 人物類。其中，《故宮》（2005年）基於(yu) 多個(ge) 宏大主題展開敘述，從(cong) 建築藝術、使用功能、館藏文物和由皇宮到博物院的嬗變曆程等宏觀視角切入，全麵展示了宮殿建築、珍貴文物、人物命運和宮廷生活等方方麵麵，強調了故宮作為(wei) 人類共同曆史文化遺產(chan) 的價(jia) 值。此後的《當盧浮宮遇見紫禁城》（2010年）和《故宮100》（2012年）圍繞微觀主題展開敘述：前者演繹了不同時空背景下的東(dong) 西方藝術史，強調了中西方文明相互交流的寶貴價(jia) 值；後者則基於(yu) 紫禁城建築的實用價(jia) 值，借助微紀錄片的形式，用極具創意的解說詞和影像表現宮殿建築的美學價(jia) 值和文化內(nei) 涵。而《我在故宮修文物》（2016年）、《故宮新事》（2017年）、《我在故宮六百年》（2020年）則記錄了文物工作者在故宮日常工作的點滴。它們(men) 都聚焦於(yu) 文物保護者的故事，不僅(jin) 表現了匠人精神，還展現了文物修複者對於(yu) 文物的理解——以物載道的器物精神。

　　縱觀本世紀以來的故宮題材紀錄片，可以發現其發展脈絡呈現出以下兩(liang) 個(ge) 重要特征，即不僅(jin) 視野經曆了“宏觀—微觀—宏觀”的嬗變，其表達方式也越來越年輕化。其中，視野的變化是從(cong) 一開始的寬廣的視角，到具體(ti) 的美學價(jia) 值和文化內(nei) 涵的解讀視角，再到文物保護者富有人情味的個(ge) 體(ti) 視角，最終，則是宏大的中華民族視角。而表達方式的年輕化趨勢在《故宮100》《我在故宮修文物》《紫禁城》等片中尤為(wei) 明顯。《故宮100》單集時長不超過六分鍾的微紀錄片形式，符合快節奏社會(hui) 中年輕人的觀賞需求；《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年長修複師的專(zhuan) 注精神和其弟子們(men) 的青春活力，引起不少年輕觀眾(zhong) 的共鳴；《紫禁城》片尾的主題曲憑借歌手的社會(hui) 影響力，以及兼具古意和流行元素的曲風，大大拓展了受眾(zhong) 範圍。

　　這兩(liang) 個(ge) 特征的產(chan) 生，與(yu) 社會(hui) 環境的變化具有相關(guan) 性。首先，社會(hui) 經濟的飛速發展，催生了多元的價(jia) 值觀和“宏觀—微觀”的視野嬗變，而當下世界經濟和技術等領域的飛速發展，又需要我們(men) 重新審視和確立中華民族的精神和身份，催生了“微觀—宏觀”的視野轉型。其次，日新月異的消費社會(hui) ，也拉大了年輕人和中老年人觀賞習(xi) 慣方麵的差異，紀錄片創作者需要借助年輕化的表達方式吸引年輕觀眾(zhong) ，以進一步實現紀錄片的社會(hui) 價(jia) 值。

　　回顧故宮題材紀錄片這一發展脈絡，可見人們(men) 對於(yu) 中華文明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入：從(cong) 整體(ti) 性的恢宏印象，到具體(ti) 的藝術價(jia) 值、美學價(jia) 值和文化觀念，再到文物保護者的匠人精神和器物精神，直至《紫禁城》所展現的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這個(ge) 認識過程，也反映了中華民族在不同曆史階段的精神麵貌和價(jia) 值取向。如《紫禁城》不再僅(jin) 僅(jin) 表現中華民族內(nei) 部，而是聚焦全球視野中的中華民族曆史，借助年輕化的表達方式，讓觀眾(zhong) 看到中華文化的滄桑與(yu) 璀璨。

　　上海文藝評論專(zhuan) 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