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熱”中感受曆史的冰與(yu) 火

　　【新展大觀】

　　雪花飄落，春寒料峭。古樸滄桑的太原文廟迎來了一波“考古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館）在此開展的“考古的溫度——山西‘十三五’考古成果展”為(wei) 人們(men) 提供了豐(feng) 富的“文化大餐”。

　　從(cong) 240萬(wan) 年前的西侯度遺址至明清時期的曆史脈絡，從(cong) 養(yang) 蠶繅絲(si) 、穀物釀酒到彩陶器物、采銅冶煉的生活片段，陳列展出的387件（套）出土文物敘說著人類文明發展。

　　據了解，2016年至2020年，山西共推進228項田野發掘工作，揭露麵積達21萬(wan) 平方米。5年多來，考古人員共完成3000餘(yu) 件青銅器、牙骨角器、玉石器及陶瓷器的修複。

　　新年伊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20多個(ge) 項目組又奔向田野，從(cong) 汾河灣邊到桑幹河畔，從(cong) 呂梁溝壑到太行深處……

　　延伸了曆史軸線

　　2020年，正逢西侯度遺址發現60周年，法國《人類學》雜誌第11期刊登了山西芮城縣西侯度遺址最新測年數據及相關(guan) 研究成果，判定該遺址同位素年齡為(wei) 距今約243萬(wan) 年，這一結果比原先提早了60多萬(wan) 年。

　　“按照科學方法取樣，2009年7月到9月，光是打鑽就打到70米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王益人說，收到論文刊發的消息後，他在日記本裏寫(xie) 下這樣一段話：2020年最後一個(ge) 月的第二天，姍姍來遲的消息在焦急的等待中到來了，一塊重重的石頭落了地！這是對西侯度遺址發現60周年最好的褒獎和紀念。

　　從(cong) 1959年在西侯度發現一段距今100多萬(wan) 年的軸鹿角化石起，中國考古人就在這片土地上不斷俯身追尋，將中國古人類用火的曆史推進到180萬(wan) 年以前。

　　一直以來，我國由於(yu) 缺乏距今10萬(wan) 至5萬(wan) 年的人類化石及考古資料，一度被認為(wei) 是從(cong) 非洲擴散而來。大同李汪澗遺址的測年數據表明，距今10萬(wan) 至7萬(wan) 年，現代人就已生活在大同盆地，使用石片石器獵取馬、牛等動物作為(wei) 肉食，佐證了“東(dong) 亞(ya) 地區現代人類連續進化附帶雜交”理論。

　　此次測定的石製品也使西侯度遺址的石器成為(wei) 歐亞(ya) 大陸目前所見最早的、有同位素測年證據支持的古人類遺跡，證明了直立人走出非洲之前，歐亞(ya) 大陸上已經出現了一種掌握利用礫石打製石器的早期人類的存在，極大地延伸了東(dong) 亞(ya) 地區人類起源的時間軸線，對突破西方主導的“走出非洲”理論、進一步豐(feng) 富黃河文明的源頭價(jia) 值具有重要意義(yi) 。

　　增強了曆史信度

　　展架上，一枚形如棗核、沾有淺褐色斑跡的石雕赫然在列。這便是2020年考古人員在夏縣師村遺址進行田野考古時，發掘出距今6000年的石雕蠶蛹。

　　2019年至2020年，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工作站等單位聯合對夏縣師村遺址進行了調查與(yu) 發掘，取得了重要收獲，其中就有距今6000年仰韶早期的4枚石雕蠶蛹，這是我國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石雕蠶蛹形象，可以說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

　　吉林大學教授段天璟說，從(cong) 這些發現可知，在距今6000年左右，位於(yu) 運城盆地的夏縣很可能已經有了人工養(yang) 蠶繅絲(si) 行為(wei) 。另外，它是用中條山上的花崗岩刻成的，能將花崗岩刻得這麽(me) 精致、紋路清晰，說明當時的先民對蠶非常喜愛和重視。

　　位於(yu) 山西南部的夏縣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相傳(chuan) 黃帝正妃嫘祖教民養(yang) 蠶於(yu) 夏縣。1926年，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和考古學先驅袁複禮來到夏縣西陰遺址，主持了由中國人獨立開展的首次考古發掘，發掘出了人工切割的半個(ge) 蠶繭。該蠶繭距今6000年左右，成為(wei) 中國絲(si) 綢文化古老的見證。而這也是首次由中國人獨立主持的現代意義(yi) 上的科學考古發掘，開啟了中國考古學的新紀元，成為(wei) “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的標誌碑”。

　　“不但是仰韶早期養(yang) 蠶和絲(si) 綢起源的重要線索，而且也給西陰蠶繭的出土提供了值得信賴的空間。”山西省考古院研究員田建文這樣評價(jia) 石雕蠶蛹的發現。

　　考古人員還在臨(lin) 汾桃園、離石德崗發現大量炭化粟、黍種子和石斧、陶刀等農(nong) 業(ye) 工具，表明距今5500年左右，山西已形成以粟作為(wei) 主的成熟農(nong) 業(ye) 形態。同時聞喜千金耙、絳縣西吳壁等銅礦采冶及銅器鑄造遺址的發現，也成為(wei) 中原夏商王朝銅礦資源控製和利用的直接證據。

　　豐(feng) 富了曆史內(nei) 涵

　　長期以來，學界都有“晉南無晚商”的說法。

　　2017年6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運城市的考古工作者對山西省聞喜縣酒務頭M1墓葬進行搶救性發掘，發現了驚喜。這座“甲”字形墓葬，規模很大，形製特別，規格很高，腰坑內(nei) 有殉牲，而在墓葬一側(ce) 還有陪葬車馬坑，還出土了大量帶“匿”字的銘文銅器。

　　墓葬等級高，墓主人身份顯貴，這讓現場的考古人員異常興(xing) 奮。通過對墓葬形製和出土青銅器的紋飾、造型進行判斷，考古工作者最終確定這座墓葬為(wei) 商代晚期遺存，墓主可能是僅(jin) 次於(yu) 商王的方國首領。

　　商王朝的疆域由王畿與(yu) 方國構成，王畿是商王屬地與(yu) 附屬國族聚居區，方國則是分布在王畿外圍四周的政治據點。該墓地的發現，填補了晉南晚商遺存的空白，確認了一處新的殷商方國“匿”族所在。該處遺存也入選“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安機關(guan) 的努力追繳下，這座經曆盜墓風波而存留的大墓，29件文物（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3件）得以回歸，為(wei) 這座商代晚期貴族墓葬提供了更多實物佐證。

　　從(cong) 商王朝西土橋頭堡到晉霸中原的沃土，位於(yu) 臨(lin) 汾盆地東(dong) 南的襄汾陶寺北墓地是東(dong) 周時期晉國貴族的家族墓葬區，其出土的銅鼓座、鏤孔銅豆等，代表著周代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最高水平。

　　“雁門關(guan) 外野人家，不養(yang) 桑蠶不種麻。”南扼雁門關(guan) 隘的山西朔州是漢王朝抵禦匈奴南下的戰略要塞。2019年10月至2020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朔城區後寨村搶救發掘了400餘(yu) 座東(dong) 周至秦漢時期墓葬。後寨墓地的發掘為(wei) 研究北方長城沿線地區東(dong) 周至秦漢時期的墓地布局、墓葬等級製度和喪(sang) 葬習(xi) 俗等提供了豐(feng) 富的考古材料，同時對探討戰國時期中原及北方地區的政治、軍(jun) 事發展史具有重要價(jia) 值。

　　2019年11月，一大一小的兩(liang) 口木構古井在陽泉市棚戶區改造施工過程中被發現，小井上部已毀，大井木構井壁保存基本完整。該井是目前國內(nei) 發現的這一時期結構保存最為(wei) 完整的大型木構古井。九邊形的構造頗為(wei) 奇特，砌築工藝考究，木構件中的槽口榫、企口榫等是現存最完整的早期榫卯結構實物，體(ti) 現了高超的設計理念和先進的建築技術。

　　活化了曆史場景

　　“石器拚合是考古學研究石器製造工藝流程的一種反推式研究方法。”據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華夏文明研究所張光輝介紹，研究人員通過石器拚合，複原了10萬(wan) 年前丁村人石器製作、加工的操作鏈，還原了一幅10萬(wan) 年前人類的生活場景圖：活躍在汾河兩(liang) 岸的遠古丁村人，以角頁岩礫石為(wei) 毛坯生產(chan) 石片石器；使用三棱大尖狀器、刮削器、石球等獵取象、鹿作為(wei) 食物；使用火來進行禦寒和烹飪。

　　色彩鮮明、規模恢宏，長治史家莊墓地出土的百人琉璃儀(yi) 仗俑由門神、武士、伎樂(le) 、丈官、武將、侍從(cong) 、轎夫等組成，再現了當時的禮儀(yi) 製度。明朝實行封藩製，封地位於(yu) 山西的有晉王朱棡（太原）、代王朱桂（大同），以及後來遷入的沈王朱模（長治）等。長治史家莊墓地出土的琉璃儀(yi) 仗俑，墓主人是沈王家族雲(yun) 和郡國奉國將軍(jun) 朱恬鰠。

　　新絳窯頭唐墓出土的三彩駱駝、馬、天王、鎮墓獸(shou) 等題材的陶俑，既是墓主人財富和社會(hui) 地位的象征，也是社會(hui) 安定、物阜民豐(feng) 的現實寫(xie) 照。

　　201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河津固鎮發現一處宋金瓷窯遺址，河津窯金代瓷枕的發現不僅(jin) 填補了這一地區無相關(guan) 製瓷遺跡的空白，為(wei) 國內(nei) 外相關(guan) 瓷器文物找到了燒造窯場，而且揭示出完整的製瓷產(chan) 業(ye) 鏈，為(wei) 研究宋金時期河津窯的製瓷流程、燒窯技術等提供了豐(feng) 富的資料，入選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北朝至明清時期，中國經曆了兩(liang) 次民族融合高潮，最終形成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之間的交流，東(dong) 西方文化的互鑒，推動了中華文化的大發展，並在東(dong) 亞(ya) 和世界產(chan) 生了廣泛影響。山西是北朝核心統治區域，大唐風華初現之地，也是宋元時期北方經濟文化重心，明清晉商耕耘的大舞台，近年來的一係列考古新發現，展示了一幕幕鮮活的曆史場景。

　　（本報記者 楊玨 本報通訊員 伏沼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