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侯樹棟（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指出，古代的起點是城市，中世紀的起點則是鄉(xiang) 村。這一論斷應當怎樣認識？歐洲中世紀史的教材和課程通常設有“城市的興(xing) 起”一節，其邏輯預設是中世紀早期其實是沒有城市的。中世紀早期果真沒有城市嗎？羅馬時代的城市沒有延存到中世紀嗎？情況顯然不是這樣。法蘭(lan) 克王國曆史學家格雷戈裏《法蘭(lan) 克人史》的內(nei) 容顯示，6世紀高盧有很多從(cong) 羅馬時代延續下來的城市。

　　羅馬帝國城市原有的性質和功能

　　美國曆史學家彼得·布朗把羅馬帝國比喻為(wei) 鑲嵌在一塊粗麻布上的精致花邊，花邊上閃閃發光的地方就是羅馬的城市。城市是什麽(me) ？羅馬法律對城市內(nei) 涵的界定是明確的：城市是自治性的社會(hui) 有機體(ti) ，對自身和周邊鄉(xiang) 村實行自我管理。它構成地方（行省以下）行政單元，其權力中樞是市議會(hui) 和市政長官。通常隻有當地貴族才有資格進入市議會(hui) ，擔任市議員。市議會(hui) 負責管治城市及周邊鄉(xiang) 村、推進城市公共設施建設、促進城市文化繁榮。城市上層的主要收益來自其鄉(xiang) 下地產(chan) 帶來的地租、農(nong) 產(chan) 品，以及為(wei) 帝國服務獲得的行政收益，僅(jin) 有小部分城市居民依靠工商業(ye) 過活。在羅馬帝國後期，來自城市的商業(ye) 稅隻占政府稅收收入的5%左右，餘(yu) 者大部分來自土地稅。就性質和功能著眼，羅馬城市首先是地方政治-行政單元，其次是宗教和文化中心，再次才是工商業(ye) 活動場所。從(cong) 社會(hui) 體(ti) 製看，羅馬是城市社會(hui) ，不過就生產(chan) 來說，羅馬仍然是農(nong) 本社會(hui) ，因為(wei) 其物質財富主要源自鄉(xiang) 村。羅馬通過武力征服，從(cong) 政治上結束了地中海世界的城邦時代，卻從(cong) 希臘人那裏繼承了城市文化和城市社會(hui) 。羅馬帝國並沒有建立一套垂直的管理體(ti) 係，行省對地方的管治相當鬆散，真正的社會(hui) 治理通過成百上千個(ge) 城市及受城市管治的附近區域來實現，所以羅馬的社會(hui) 體(ti) 製呈現蜂窩狀。通過大大小小的城市，帝國政府達到征兵、征稅、維護和平與(yu) 秩序等目標。城市在完成帝國政府交付任務的同時，依照傳(chuan) 統和習(xi) 俗延續著自我管理。

　　羅馬帝國城市經曆的變革

　　進入古代晚期後，羅馬城市的性質和功能還一如既往嗎？城市有沒有發生“衰退”抑或“轉變”呢？對此，學界爭(zheng) 論不休，莫衷一是。原因不難理解。羅馬帝國地域廣大，地區差異顯著，各地自然不會(hui) 同步同態地演化。

　　若以古典城市為(wei) 參照，並取宏觀視野，城市在古代晚期的變革令人矚目。帝國後期稅收日益繁重，城市的征稅任務日趨強化，市議會(hui) 的職責不斷加重。帝國政府取自地方財富的數量遠超早期帝國時代，城市的收益因此受到損害。帝國政府還在原有社會(hui) 體(ti) 製之上再建一個(ge) 帝國權力網。皇帝設立了很多小行省，受他委派的總督對省內(nei) 城市的控製比早期行省總督更嚴(yan) 格。行省以上還有一套機構，即管區和大區。行省納入管區，管區再納入到大區。這套機構在4世紀以後日漸變成真正的地方權力所在。此時的市議會(hui) 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原有權力與(yu) 地位，帝國政府壓在城市頭上的負擔日益沉重。若帝國政府交付的任務沒有完成，城市當局還會(hui) 遭受嚴(yan) 厲處罰。這樣一來，市議員的職位不再像從(cong) 前那樣受當地貴族的追逐，有的貴族轉而通過直接為(wei) 帝國服務獲得收益和地位。帝國後期由此呈現地方權力的轉移：從(cong) 市政官員流向帝國官吏或代理人。這一變化，除了文獻證據，還有銘文提供的線索。帝國後期的銘文突出主人為(wei) 帝國政府服務，不像早期銘文那樣刻意顯示主人擔任的地方職務和行事上的慷慨大方。

　　地方權力的轉移讓市政機構失去以往的權力和地位，這是城市在政治-行政職能上的變化。帝國後期動蕩形勢下城市易受攻擊，皇帝直接任命城市統治者負責軍(jun) 事活動，城牆等防禦設施出現。基督教的發展，則讓主教在城市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與(yu) 此同時，城市原有的公共建築呈現出萎縮之態勢。不少學者還討論了帝國後期羅馬社會(hui) 的鄉(xiang) 村化趨勢。勒高夫的《中世紀文明》指出，羅馬鄉(xiang) 村化正塑造著中世紀的社會(hui) 麵貌，遷入鄉(xiang) 村是生存的需要。帝國後期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動蕩、蠻族遷徙，稅賦沉重、商道受阻、貿易萎縮、城市原有職能的衰退等因素，都可以解釋這種趨勢的發生。《法蘭(lan) 克人史》記述的高盧城市，原有功能衰退、活動減少、空間萎縮，城市社會(hui) 向鄉(xiang) 村社會(hui) 轉化的趨勢明顯。

　　導致城市發生變化的因素，除了上述諸項，還有一個(ge) 根本性的，那就是農(nong) 業(ye) 的緩慢發展特別是在羅馬帝國北部的發展。由於(yu) 相關(guan) 資料零散、匱乏，通過微觀研究證明這種發展是困難的。時間涵括公元500—700年的《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第一卷沒有專(zhuan) 章敘述這個(ge) 時代的鄉(xiang) 村經濟，原因是資料不足。英國曆史學家威克漢姆的《建構早期中世紀》關(guan) 注鄉(xiang) 村社會(hui) ，但焦點是鄉(xiang) 村的社會(hui) 關(guan) 係。英國曆史學家佛拉克裏則推定農(nong) 民是這個(ge) 時代物質財富的主要生產(chan) 者。中世紀早期歐洲經濟和政治重心從(cong) 南向北轉移，同時也是城市社會(hui) 向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轉化。研究中世紀早期經濟史的學者提出，北海經濟圈的形成，不能歸結為(wei) 地中海經濟帶發生轉變，而是北海沿岸和內(nei) 陸經濟日趨活躍的結果，經濟繁榮又得益於(yu) 北部農(nong) 業(ye) 發展的刺激。這個(ge) 推論是合理的。北部農(nong) 業(ye) 發展不是短時間內(nei) 能夠實現的，需要幾個(ge) 世紀的積累。到加洛林時代前期，我們(men) 便可以看到農(nong) 業(ye) 長期發展帶來的曆史結果了。

　　羅馬帝國城市變革的意義(yi)

　　佛拉克裏有一論斷，公元500年的社會(hui) 還屬於(yu) 古代晚期，700年的社會(hui) 已經是中世紀了。對地中海世界和歐洲曆史進程的這一巨變，論者從(cong) 不同視域給予闡釋。其中，強調中世紀文明中羅馬因素的“羅馬派”，與(yu) 突出中世紀文明中日耳曼因素的“日耳曼派”的爭(zheng) 論，從(cong) 19世紀一直持續到現在。我們(men) 應當超越這種思維方式。

　　從(cong) 社會(hui) 體(ti) 製的轉換（從(cong) 城市社會(hui) 轉向鄉(xiang) 村社會(hui) ）和鄉(xiang) 村經濟的發展來看，無論羅馬人抑或非羅馬人，都在適應這一曆史的進程並最終匯入大地產(chan) 製度與(yu) 小生產(chan) 相結合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形態。美國曆史學家格伯丁強調，被認為(wei) 是“中世紀的”很多現象，在羅馬帝國後期已經存在。大地產(chan) 、依附農(nong) 、勞役地租等，表達的就是帝國後期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狀況。城市活動萎縮的同時，鄉(xiang) 村活動相對活躍，大地產(chan) 主的經濟、政治、法律和軍(jun) 事地位日益提升，成為(wei) 中世紀鄉(xiang) 村領主集團的前身。格伯丁的論述顯示了帝國後期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發展，但仍是以“羅馬的”與(yu) “日耳曼的”兩(liang) 分法為(wei) 前提並突出羅馬因素。

　　吳於(yu) 廑先生關(guan) 於(yu) 遊牧世界在與(yu) 農(nong) 耕世界相互作用中不斷縮小、農(nong) 耕世界相應擴大的精辟論述，對我們(men) 認識日耳曼人適應農(nong) 耕生活方式，深有啟發。寫(xie) 於(yu) 公元前一世紀的《高盧戰記》說日耳曼人的“全部生活隻有狩獵和追逐戰爭(zheng) ”，“他們(men) 對農(nong) 耕不怎麽(me) 熱心，他們(men) 的食物中間，絕大部分是乳、酪和肉類”，也沒有人“擁有數量明確、疆界分明的土地”，“所有日耳曼人都不重視農(nong) 耕”。距離《高盧戰記》寫(xie) 作半個(ge) 多世紀的《日耳曼尼亞(ya) 誌》記述，“日耳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相誇耀，這乃是他們(men) 鍾愛的唯一財富”；“日耳曼人中，沒有一個(ge) 部落是居住在城郭內(nei) 的，就是個(ge) 別的住宅也不容許彼此毗連。他們(men) 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樹林而居”；“土地是由公社共有的，……他們(men) 所求於(yu) 土地者唯有穀物一種”。盡管日耳曼尼亞(ya) “密樹參天，泥濘滿地”，但“地方穀物頗豐(feng) ”。這些材料說明，公元前後的日耳曼人有一些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活動，但整體(ti) 上還不是農(nong) 耕民族。到4、5世紀，日耳曼人大多已基本告別遊牧生活，他們(men) 需要耕地，並且通過為(wei) 羅馬帝國守衛邊防換取耕地。同羅馬人一樣，日耳曼社會(hui) 日益分化出大地產(chan) 主集團和廣大普通農(nong) 民，他們(men) 同羅馬人一道共同走入羅馬帝國從(cong) 城市社會(hui) 轉向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進程。此處沒有否認族群差異與(yu) 族群衝(chong) 突，而是強調羅馬人和非羅馬人進入了同一條曆史軌道，這條軌道導向大地產(chan) 製度與(yu) 小生產(chan) 相結合的社會(hui) 形態，同時也導向民族融合。

　　地中海世界政治上結束城邦時代是在羅馬帝國，社會(hui) 體(ti) 製上結束城邦（城市）時代是在中世紀。中世紀從(cong) 鄉(xiang) 村社會(hui) 開始，這個(ge) 文明的起點不高，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說，“是在一個(ge) 寬廣得多的、由羅馬的征服以及最初就同征服連在一起的農(nong) 業(ye) 的普及所準備好了的地域開始的”。這個(ge) 曆史的起點從(cong) 根本上塑造了中世紀早期的國家形態。王權、教會(hui) 、領主製等，無論其來源，隻有適應這個(ge) 起點才能存在下去並發展起來。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07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