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史學以敘事為(wei) 曆史的呈現與(yu) 構成方式，曆史敘事的本義(yi) 指向敘事的曆史。模糊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的界限，是西方對敘事史學解構的主要達成路徑，這種認識在國內(nei) 史學界並未引發更多反饋，其對國內(nei) 學術研究產(chan) 生影響，敘事學理論是重要媒介。將曆史敘事等同於(yu) 文學敘事，是基於(yu) 西方曆史文本得出的認知，是一種缺少宏觀觀察的當下考量：倒置了曆史敘事與(yu) 敘事發生的先後順序，忽略了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曾經的包含關(guan) 係，也是對中國古代文本中強烈時間意識的漠視。中國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之間，具有明確的“時間”界限。

　　曆史敘事即以曆史的方法敘事

　　尋找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的界限，首要在如何定位曆史敘事。要而言之即：是將曆史敘事視為(wei) “敘曆史事”，還是將其視為(wei) 以曆史的方法敘事。前者是站在當下的立場上用後起的敘事理論觀照既有文本，後者是追溯敘事始於(yu) 敘史的書(shu) 寫(xie) 傳(chuan) 統從(cong) 而確認曆史敘事在形式和內(nei) 容上的獨特性。在中國古代文本中，曆史敘事是敘事的最原始形態，敘事這一概念以曆史敘事為(wei) 基礎發展或擴大，不能影響曆史敘事作為(wei) 一種既有形式存在的事實。

　　西方有關(guan) 曆史敘事的認識，是以現代的敘事認知為(wei) 參照的，這決(jue) 定了其對曆史敘事概念所作的規軌，本質上是將曆史敘事視為(wei) “敘曆史事”，強調的重心指向現代意義(yi) 上的敘事。這樣的討論無疑弱化了曆史在討論對象中的中心地位，也就弱化了曆史敘事的特殊性。西方學界的曆史敘事認知，無法逾越的障礙之一是敘事與(yu) 曆史敘事發生的先後關(guan) 係。敘事的概念大於(yu) 曆史敘事，但並沒有一種先於(yu) 曆史敘事的敘事實踐存在。

　　曆史敘事與(yu) 敘事的關(guan) 係，類似於(yu) 曆史與(yu) 曆史學的關(guan) 係，現代學術體(ti) 係下後者的範疇大於(yu) 前者，但在產(chan) 生時間上前者早於(yu) 後者。所以，用當下曆史學中記錄與(yu) 解釋的狀態，用當下敘事中真實與(yu) 虛構的異同，去考察業(ye) 已存在的文本，必須謹慎。這種考察尤其不適合史官文化和述而不作學術傳(chuan) 統中蘊養(yang) 的中國曆史文本。史官文化，是早期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ti) 。《史通》認為(wei) “史官之作，肇自皇帝，備於(yu) 周室”，據《呂氏春秋》所記，中國在夏朝已有“太史”，甲骨卜辭更無可辯駁地展示了殷商時期的史官分類，三禮等著述則顯示了周代史官係統的成熟。發達的史官文化造就了曆史記錄、曆史敘事、曆史反思及解釋等中國曆史記述的獨特存在形態，也決(jue) 定了中國曆史敘事以曆史之真為(wei) 核心的內(nei) 涵基礎。曆史敘事，即以曆史的方法敘事，其重心在曆史。

　　中國文學敘事衍生於(yu) 曆史敘事

　　“敘事始於(yu) 敘史”這一命題，不隻具有事與(yu) 史字義(yi) 相通的自證邏輯，更是中國經典文本實際存在狀態的體(ti) 現。對中國經典文本的另一種應有認知是，曆史是內(nei) 容，文學是方法之一，而且這些所謂的文學方法，包含有近代學科劃分等影響下的闡釋意味。對此，可以看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發生的時間：中國文學敘事衍生於(yu) 曆史敘事乃至記事。這裏使用“衍生”一詞，是對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方法部分重合的基本解釋，也為(wei) 明確曆史敘事中包含有文學意味的非主觀性。

　　文字是曆史敘事的載體(ti) 之一，書(shu) 麵文本也是本文討論曆史敘事的立足點，在這一層麵上，我們(men) 會(hui) 看到曆史敘事的方法與(yu) 文學敘事的方法存在部分重合，但這種重合並不影響曆史敘事方法的獨立性。其一，中國早期文本中存在與(yu) 曆史敘事相對應的文學敘事係統，《詩經》中的敘事詩之外，我們(men) 仍強調更廣泛的“詩具史筆”，而學界更傾(qing) 向於(yu) 將詩學納入文學範疇，曆史敘事則是另一種獨立的存在。其二，以“散文”為(wei) 形式的文本中，曆史敘事的方法與(yu) 文學敘事的方法在產(chan) 生時間上具有明確的先後關(guan) 係，一些原本屬於(yu) 曆史敘事的方法，其後為(wei) 文學所借鑒，乃至於(yu) 再反向影響曆史敘事的方法，都與(yu) “曆史的方法”的獨立性無關(guan) 。其三，退一步講，即使曆史敘事的方法在文學敘事中完全適用，也不能構成曆史敘事等同於(yu) 文學敘事的充分條件，因為(wei) 文學敘事的方法顯然不能在曆史敘事中完全適用。

　　曆史敘事文學意味的非主觀性，主要指向其文學意味中的後代闡釋與(yu) 接受，可以簡單表述為(wei) “我們(men) 認為(wei) 它是文學的”或者“後來它變成文學的”，根源在文本認知差異和文學作品影響。“鉏麑之歎”是討論曆史文本文學意味時被反複提及的話題，對刺殺趙盾者鉏麑“觸槐”前所說的話，論者往往以“心理活動”質疑其真實性。實則，這樣的理解隻關(guan) 注了“歎而言曰”中的“歎”，而忽略了“言”即其是明確表達出來的。趙府的門已經打開，趙盾已經“盛服將朝”，那麽(me) 趙家其他人另有起床的並聽到“鉏麑之歎”，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如果鉏麑所觸之槐為(wei) 晉靈公外庭之槐，其言語被記錄的可能性更大。不能因為(wei) 認知的差異而斷然否定曆史文本的真實性。此外，曆史小說的接受等也會(hui) 影響對曆史文本真實性的判斷。包括曆史事件被文學化表達，包括文學作品對曆史的演繹，也包括相類似事件帶來的通感聯想。

　　時間意識決(jue) 定兩(liang) 種敘事的文本界限

　　造成中西對曆史敘事理解不同的根本原因，在於(yu) 觀察對象之間的差別。中國古代並無純粹的敘事文本，前四史如此，《左傳(chuan) 》等亦如此。如《左傳(chuan) 》的文本構成，至少包括解經語、記事、論事和敘事四種形式，一方麵敘事在文字體(ti) 量上所占有的優(you) 勢與(yu) 其史料價(jia) 值並不能完全成正比，另一方麵對話在敘事中的大量存在也保證了表達的客觀性。如上要說明的是，作為(wei) 經典文本的組成部分，中國曆史敘事的存在環境是曆史的。同時，中國曆史敘事的表達方法也是曆史的，具有強烈的時間意識和開闊的時間跨度。

　　中國曆史敘事高度重視事件發生時間。對於(yu) 中國古代的曆史書(shu) 寫(xie) ，依《玉藻》《藝文誌》等有記言、記事之分，《左傳(chuan) 序》總結“魯史記”記事的方法為(wei) “記事者以事係日，以日係月，以月係時，以時係年”，亦即劉勰所說的“貫四時以聯事”。在我們(men) 能看到的《春秋》中，記言、記事之分得到充分體(ti) 現，而係統的以時間綴連事件的“魯史記”記事方法已被突破。到《左傳(chuan) 》，一方麵已經言事相兼甚至因言成事，另一方麵在諸如丁醜(chou) 、戊午等具體(ti) 日期之外，又創造了“初”“晉公子重耳之及於(yu) 難也”“……之歲”等時間表達方式。《左傳(chuan) 》的時間表達為(wei) 《史記》《漢書(shu) 》等記事、敘事所繼承，時間的精準程度則大體(ti) 上從(cong) “以事係日”跨越到了“以事係年”。中國曆史書(shu) 寫(xie) 強烈的時間意識也為(wei) 出土文獻如《竹書(shu) 紀年》《清華簡·係年》等所證實，我們(men) 要注意的是，這是兩(liang) 部“完整的”著述。中國曆史敘事所建立的時間秩序，保證了曆史真實被客觀陳述，是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差別在文本中的呈現。

　　開闊的時間跨度，決(jue) 定了中國曆史敘事注重的是曆史事實而非曆史的意義(yi) 。事件的連續性與(yu) 全麵性，是觀察中國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在時間方麵具有明確界限的另一個(ge) 視角。文學敘事中的事在時間上一般是連續的，或者表現為(wei) 事件自身發生時間的連續，或者表現為(wei) 塑造人物形象的連續，或者表現為(wei) 傳(chuan) 達某種意義(yi) 的連續。曆史敘事則多由片段事件組成，人物依托於(yu) 事件造成了人物形象的“片麵性”，比如，鄭莊公是“失教”的，是“有禮”的，也是“失刑政”的；事件依托於(yu) 時間影響了事件的全麵性，比如，尋找完整的赤壁之戰，須要觀察《三國誌》的多個(ge) 列傳(chuan) 。曆史敘事是一種點式敘事，文學敘事多為(wei) 線性敘事，這是曆史文本開闊的時間跨度給我們(men) 的直觀啟示。

　　中國的曆史敘事文本，體(ti) 現的是以曆史為(wei) 核心的敘事方法，敘述側(ce) 重點在事而非人或事件的意義(yi) ，顯性的時間秩序保證了中國曆史敘事的獨特性與(yu) 獨立性。尋找中國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的界限，須在視野上跳出近代學科劃分帶來的思維模式束縛，其實現路徑是從(cong) 文本出發搭建曆史與(yu) 文學發生、發展的層級體(ti) 係。明確曆史敘事與(yu) 文學敘事的界限，是定位經典文本性質的基礎與(yu) 前提，也是曆史敘事這一概念介入中國學術話語體(ti) 係的意義(yi) 即學術增量所在。

　　(作者：楊金波，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左傳(chuan) 》曆史書(shu) 寫(xie) 與(yu) 文學生成研究”負責人、哈爾濱師範大學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