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繼偉(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古文字與(yu) 中華文明傳(chuan) 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guan) 創新平台成員）

　　秦律令受法家思想指導，這是無可非議的事實，但秦律令中是否有對諸子百家思想的融匯和吸收，學界看法不一。例如，傳(chuan) 統認為(wei) 秦“純任法術”，儒家的禮治與(yu) 法家的法治相互對立。但越來越多的材料，尤其是出土簡牘材料證明，秦代不但不反對禮治，而且將“禮”的內(nei) 容納入“法”的製度框架之內(nei) ，在“一斷於(yu) 法”的同時，實質上是將諸家思想有選擇地吸收和借鑒，並通過法的強製力貫徹實施，進而實現秦王朝的治理。

　　眾(zhong) 所周知，秦代施行“以法為(wei) 教，以吏為(wei) 師”政策，法家認為(wei) 想要實現壹賞、壹刑、壹教，進而壹民於(yu) “農(nong) 戰”，法家之“法”是實現這一路徑的關(guan) 鍵。所謂“治強生於(yu) 法”“明法者強，慢法者弱”。因此，在法家看來，“法”應作為(wei) 一切事物的客觀準則，是天下之公器，那麽(me) ，想要實現壹賞、壹刑、壹教的關(guan) 鍵就在於(yu) 首先要實現“壹法”，將“法”作為(wei) 國家政治、經濟、社會(hui) 運行的一切準則，凡“事皆決(jue) 於(yu) 法”，那麽(me) 民間的異俗、異施自然會(hui) 獲得治理。這正是後來韓非提出“以法為(wei) 教”的理論邏輯。睡虎地秦簡《語書(shu) 》中說：“凡法律令者，以教導民，去其淫僻，除其惡俗，而使之之於(yu) 為(wei) 善也。”意思是說，所有的法律令的最終目的都是為(wei) 了教導百姓，使其去掉邪惡的行為(wei) ，清除惡習(xi) ，進而導民向善、移風易俗。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規定，有人在大道上殺傷(shang) 人，在旁的人若不加援救，其距離在百步以內(nei) 罰款論處。因此，在秦律看來，見義(yi) 勇為(wei) 是法定的義(yi) 務，秦律強製人完成這樣的義(yi) 務，說明秦代是通過法律強製執行道義(yi) ，“以法為(wei) 教”附帶有法律的強製力。

　　秦代統治者認為(wei) “父慈子孝，政之本也”，要求官吏“除害興(xing) 利，慈愛萬(wan) 姓”，撫恤“孤寡窮困，老弱獨轉”者。秦始皇《泰山刻石》說“男女禮順，慎遵職事”；《琅琊刻石》有“以明人事，合同父子”；《會(hui) 稽刻石》載“飾省宣義(yi) ”“男女絜誠”等等，均表明秦代對於(yu) “禮教”“孝道”等封建倫(lun) 理的重視，而且，這些思想主張也在秦律中得到落實，如嶽麓秦簡《徭律》規定，寡子單獨與(yu) 年老的父母居住，以及單獨與(yu) 患有足疾的父母居住的，當需要承擔載粟的徭役時，可免去服役。《奔警律》規定，百姓中因老弱以及得了足疾而不能承擔奔警任務的，隻需說明緣由，不必承擔相應的義(yi) 務。這些都反映出秦律對老弱以及廢疾者的關(guan) 懷。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規定，老人控告子女不孝要立即拘捕子女，不必經曆三次還覆的過程。除了“公室告”，即控告主體(ti) 對其家庭以外的人所犯罪行的控告外，子女告父母法律一律不接受，而且要治告者之罪。另外，嶽麓秦簡所見秦令規定，毆打老人這樣的惡行，要受法律的嚴(yan) 厲製裁，鄉(xiang) 部嗇夫以及裏典、伍人知而不告或不捕，同樣受罰。說明秦律對於(yu) 維護家族倫(lun) 理的高度重視。

　　今湖南龍山縣出土的裏耶秦簡中，洞庭郡守禮在給屬縣下達的公文中說：農(nong) 忙時，盡量不要征發百姓，官吏征發百姓“可省少弗省少而多興(xing) 者”，則舉(ju) 報至縣廷，縣廷據相應的律令論處。嶽麓秦簡《徭律》規定：農(nong) 忙季節征發徭役，優(you) 先征發富有賢人，農(nong) 閑時期則優(you) 先貧者。這些又與(yu) 墨家的“節用”思想相一致。此外，《管子·小匡》載：“有居處為(wei) 義(yi) 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yu) 父母，長悌聞於(yu) 鄉(xiang) 裏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嶽麓秦簡中也有見秦令規定，百姓中有孝順父母，忠敬兄姊，親(qin) 悌慈愛，以及居邑中的“長老”勸導百姓為(wei) 善，有這些情況的，都要以牒書(shu) 的形式上報官府，比率是“千戶毋過上一人”。“長老”指年高德劭者，秦代表彰忠孝、慈愛的個(ge) 人與(yu) 家庭，每年將其人選上報，並予以表彰或擢用，這些在以往的傳(chuan) 世文獻中幾乎是看不到的。

　　可見，秦法並沒有將儒墨諸家學說置於(yu) 與(yu) 法家一種絕對的對立麵，其所排斥的隻是儒墨諸家學說想要實現治理的方法和手段。在法家看來，“法”是第一位的，是一切行為(wei) 規範的準則。法家注重事功、注重效率，它所采用的方法是統合各家學派思想，有選擇地吸收和接納各家思想，將其納入到法律的製度規範，並以法的強製力約束臣民遵照執行，進而導民向善，這是法家“以法為(wei) 教”的根本用意。在此基礎上，秦法隻需嚴(yan) 密，做到“治道運行，諸產(chan) 得宜，皆有法式”，那麽(me) 在“事皆決(jue) 於(yu) 法”的情況下，國家自然會(hui) 獲得治理。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秦法繁於(yu) 秋荼，而網密於(yu) 凝脂”的重要原因，吳樹平曾說：“秦律的律篇之多，篇中的律條之細，充分說明了秦律的指導思想是企圖把社會(hui) 的各個(ge) 側(ce) 麵，以及每個(ge) 側(ce) 麵的細部都納入法律範圍，而不應有不利於(yu) 社會(hui) 和危害社會(hui) 的行為(wei) 遺脫於(yu) 法律製裁之外。這是商鞅以法為(wei) 社會(hui) 支撐點的法治思想的再現。”（吳樹平《竹簡本〈秦律〉的法律觀及其前後的因革》，《秦漢文獻研究》，齊魯書(shu) 社，1988年）正是對這一認識的深刻辨析。

　　然而，通過“以法為(wei) 教”，法家雖然整合各家思想，將其納入到法律製度中，進而導民向善，並迅速實現治理，《史記》在描述變法後的秦國時說：“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yu) 公戰，怯於(yu) 私鬥，鄉(xiang) 邑大治。”功效不可謂不顯著。但問題在於(yu) ，通過法律的強製來執行禮義(yi) 道德或價(jia) 值觀等，雖然可以快速取得成效，而不用等到“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但全麵地以法律執行禮義(yi) 道德，而把它變得如同法律一樣威嚴(yan) 、不可侵犯，其結果是取消了禮義(yi) 道德，磨滅了人們(men) 的道德意識，並使其徒有虛名（梁治平《尋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諧——中國傳(chuan) 統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1頁）。秦法雖然看似包羅萬(wan) 象，容有道德倫(lun) 理的空間，但實質上“嚴(yan) 而少恩”，與(yu) 純粹的儒家思想仍有本質差異。因此，荀子觀秦政，說：“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意思是說，秦政不能純用儒術，而是雜用儒法，失其精華，雖然能夠稱霸，但與(yu) 王道相去甚遠，這就是秦國的不足之處。

　　綜上，一方麵，受西方的法律製度、價(jia) 值和觀念的影響，中國傳(chuan) 統的法律研究曾一度受到忽視。加之，清末民初以來的法律現代化運動，作為(wei) 中國法律淵源的秦代法律製度長期被冠以“苛酷”之名，使得人們(men) 普遍認為(wei) 中國古代法律中的家族倫(lun) 理是漢代法律經曆儒家化的結果，秦代“以法為(wei) 教”的主張就是將儒墨諸家學說置於(yu) 與(yu) 法家一種絕對的對立麵，從(cong) 而使得“以法為(wei) 教”成為(wei) 為(wei) 維護君主旨意而排斥其他諸家學說的文化專(zhuan) 製製度。事實上，這一認識忽視了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的延續性、整體(ti) 性，無論在學界還是大眾(zhong) 中均造成極大的誤解，造成對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的否定，甚至極端地認為(wei) 秦法是“亡國之法”。另一方麵，隨著出土秦律令文獻的不斷整理與(yu) 公布，越來越多的材料證實，秦法是禮法結合的產(chan) 物，其與(yu) 儒墨等諸家學說並不完全對立，其中也有眾(zhong) 多人文關(guan) 懷，但對其過度的解讀，又或帶來的是另一種極端，即對於(yu) 漢代人所謂秦法“嚴(yan) 而少恩”的又一種懷疑，認為(wei) 秦法並不嚴(yan) 苛，秦代並非苛政厲法，進而出現對秦法鼓吹和宣揚的勢頭。這兩(liang) 種誤讀均在學界和大眾(zhong) 中產(chan) 生不利影響。

　　消除誤解、回歸真實，從(cong) 實證的角度出發，正確審視中國法律傳(chuan) 統，發掘中國法律傳(chuan) 統中的家族觀念、親(qin) 情關(guan) 係、倫(lun) 理秩序等在法治建設中的功用和價(jia) 值，辯證地認識秦代法律設計的優(you) 勢和弊端，既要發掘和弘揚中國優(you) 秀傳(chuan) 統法律文化的現代價(jia) 值，又要批判地總結和認識中國傳(chuan) 統法律文化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和不足，對於(yu) 樹立文化自信，構建中國傳(chuan) 統法律研究的學科體(ti) 係、學術體(ti) 係、話語體(ti) 係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和現實意義(yi) 。

　　《光明日報》（ 2022年03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