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學術筆談】

　　作者：李琳琦（安徽師範大學教授、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體(ti) 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張海鵬（1931年－2000年），出生於(yu) 安徽省樅陽縣，著名曆史學家，曾任安徽師範大學校長，兼任安徽省社會(hui) 科學界聯合會(hui) 副主席、安徽省曆史學會(hui) 會(hui) 長、中國明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商業(ye) 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等。1983年，張海鵬先生在國內(nei) 率先組建團隊研究徽商。徽商和徽學研究，是他傾(qing) 注後半生的全部熱情所從(cong) 事的學術事業(ye) ，學界譽其“采文華章，徽商研究獨步海內(nei) 外”，“開創徽學研究領域，具奠基之功”。

　　為(wei) 什麽(me) 要研究徽商

　　1947年，傅衣淩先生發表《明代徽商考》一文，這是徽商研究的拓荒之作。1953年、1954年，日本學者藤井宏在《東(dong) 洋學報》上連載了長篇論文《新安商人的研究》，由傅衣淩先生等翻譯後在《安徽曆史學通訊》和《安徽曆史學報》上連載，“這是有關(guan) 徽商研究中最為(wei) 係統的著作”（傅衣淩語）。這兩(liang) 篇論文，由於(yu) 當時社會(hui) 曆史的原因，影響有限。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徽商研究雖有零星的成果發表，但未形成熱點。

　　張海鵬先生為(wei) 什麽(me) 要在1983年正式組建團隊研究徽商呢？他在1998年撰寫(xie) 的《徽商研究十五年》一文中講了三點原因：第一，“徽商的活動，從(cong) 深層次看，不僅(jin) 僅(jin) 是經濟行為(wei) ，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因此，無論從(cong) 明清經濟史、文化史的角度，還是從(cong) 徽州區域經濟文化的角度，徽商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jia) 值”。第二，“則是基於(yu) 為(wei) 現實服務的考慮”。徽商“對封建社會(hui) 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近代市場的產(chan) 生均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徽商的“徽駱駝”精神、所遵循的商業(ye) 道德、所表現出的儒雅風範以及在長期實踐中所總結出來的經營謀略等，“是留給我們(men) 十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些對當前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都具有非常有益的借鑒意義(yi) ”。第三，“是學術競爭(zheng) 的需要，是出於(yu) 民族自尊使然。從(cong) 20世紀40年代起，傅衣淩先生發表《明代徽商考》一文之後，徽商研究這一嶄新的領域即引起了國外學者的廣泛重視。……作為(wei) 中國學者，我們(men) 不能甘心徽商在中國，徽商研究在國外的現實，於(yu) 是我們(men) 決(jue) 心發奮研究徽商”（《安徽師範大學校慶70周年論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他後來回憶說，“原因之三”才是當時他們(men) 決(jue) 定組建團隊研究徽商的最初動因，至於(yu) “原因之一”徽商研究的學術價(jia) 值和“原因之二”徽商研究的現實意義(yi) ，都是在後來的研究過程中逐漸體(ti) 會(hui) 出來的。由此可見張海鵬先生作為(wei) 學者的學術擔當。

　　應該如何研究徽商

　　“曆史是一門科學，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證，曲征旁通’。這種嚴(yan) 謹的治學態度，值得我們(men) 仰慕與(yu) 學習(xi) ”（張海鵬：《創新·守成·嚴(yan) 謹》，《光明日報》1984年7月16日《史學》版）。正因如此，張海鵬及其團隊的徽商研究，是從(cong) 資料積累做起的。1985年，他們(men) 在黃山書(shu) 社出版了《明清徽商資料選編》。他在“前言”中寫(xie) 道：“大家在實際工作中都深感研究徽商所遇到的一個(ge) 困難問題就是材料分散。……我們(men) 想，如能把分散的有關(guan) 徽商資料進行摘錄，匯集成編，這對大家的研究工作多少可以提供一點方便。為(wei) 此，我們(men) 集研究室全體(ti) 同仁之力，並借‘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在最近幾年中，利用教學之餘(yu) ，冒寒暑，舍晝夜，到有關(guan) 圖書(shu) 館、博物館、科研單位以及徽州各地，訪求珍藏，廣搜博采，從(cong) 史籍、方誌、譜牒、筆記、小說、文集、契約、文書(shu) 、碑刻、檔案中，進行爬梳剔取，初步摘錄近四十萬(wan) 言，編輯成冊(ce) ，定名為(wei) 《明清徽商資料選編》。” 瞿林東(dong) 先生曾評價(jia) ：“正是這部在參閱了230餘(yu) 部書(shu) 籍基礎上編纂出來的‘資料選編’，為(wei) 國內(nei) 外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為(wei) 編者們(men) 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開辟了廣闊的道路。”（瞿林東(dong) ：《二十年的功力：評一個(ge) 徽商研究的學術群體(ti) 》，《中華讀書(shu) 報》2006年1月6日學林版）

　　在收集資料的同時，如何開展專(zhuan) 題研究？張先生說：“在研究過程中，我們(men) 也是發揮個(ge) 人作用與(yu) 集體(ti) 智慧相結合的優(you) 勢，目標是超越、創新、開拓。……個(ge) 人每想出一個(ge) 重要的問題，即召集研究中心的同人坐在一起討論，相互切磋，各表己見，這樣的座談，常常使大家茅塞頓開，獲得滿意的見識。”正因如此，十餘(yu) 年來，“我們(men) 在《光明日報》《曆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明史研究》《清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國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等國內(nei) 較有影響的報刊雜誌上共計發表了有關(guan) 徽商的專(zhuan) 題學術論文40餘(yu) 篇”（《徽商研究十五年》）。這其中，張先生撰寫(xie) 的《論徽商“賈而好儒”的特色》（《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從(cong) 〈汪氏鬮書(shu) 〉看徽商資本的出路》（《光明日報》1986年4月23日）、《徽商在兩(liang) 淮鹽業(ye) 經營中的優(you) 勢》（《明史研究》第四輯，黃山書(shu) 社1994年版）等論文最具代表性。

　　從(cong) 專(zhuan) 題研究的分之成篇，到合之成冊(ce) 。199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徽商研究》。張先生在“前言”中寫(xie) 道：“我們(men) 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從(cong) 搜集資料做起的。……此後，我們(men) 便在繼續搜集資料的同時進行一些專(zhuan) 題研究。……這部《徽商研究》便是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寫(xie) 成的。”正如瞿林東(dong) 先生所指出，“《徽商研究》一書(shu) 的結構向人們(men) 展現出這個(ge) 群體(ti) 在研究上的重大進展。此書(shu) 包含以下各個(ge) 部分：徽州商幫的形成與(yu) 發展；徽商的資本積累；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徽商與(yu) 兩(liang) 淮鹽業(ye) ；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ye) 中的經營活動；徽商與(yu) 封建勢力；徽商的‘儒賈觀’和商業(ye) 道德；徽商資本的出路；徽商與(yu) 徽州文化；徽商個(ge) 案研究；徽商的衰落。以上凡11章。根據這個(ge) 結構，研究者們(men) 寫(xie) 出了一部54萬(wan) 字的著作。”（《二十年的功力：評一個(ge) 徽商研究的學術群體(ti) 》）範金民先生高度評價(jia) 該著作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為(wei) 止國內(nei) 傳(chuan) 統商人研究篇幅最為(wei) 宏大之作”。同時指出該著作有三大特色：一是“係統地論述了徽商的興(xing) 衰曆史”；二是“準確地揭示了徽商的發展特征”；三是“精心挖掘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深入探討了有關(guan) 問題”（範金民：《老樹春深更著花》，《中國社會(hui) 科學》1997年第2期）。

　　從(cong) 徽商到徽學研究

　　從(cong) 組建團隊研究徽商開始，張海鵬先生就將徽商研究看成是徽學研究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他早在1985年《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前言”中就明確指出：“研究徽商，又是研究徽州學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徽州學的內(nei) 容，除要研究徽州的政治沿革、自然環境、語言、風俗習(xi) 慣、土地製度、佃仆製度、宗族製度、曆史人物、階級鬥爭(zheng) 等課題外，還有諸如‘新安學派’‘新安畫派’‘新安醫派’這些大的研究領域，更有待於(yu) 學者們(men) 的縱橫馳騁。而上述這些課題，往往又與(yu) 徽商有密切的關(guan) 係，在某種意義(yi) 上說，徽商是其酵母。”1994年3月，張先生又在《東(dong) 方訊報》上發表《徽商：釀造徽州文化的“酵母”》進一步指出：“一定的經濟，往往孕育著一定的文化。在徽州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形成和發展了頗具風格的‘徽州文化’。從(cong) 宏觀角度來看，徽商正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徽州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因素很多，而徽商的‘酵母’作用，則是十分重要和基本的。”所以，在研究徽商的同時，他又安排團隊成員去研究“新安學派”，“發掘這一座寶藏，總結從(cong) 朱熹到戴震這一段理學演變的曆史”；同時，支持另外的成員去研究徽州教育，探尋徽商與(yu) 徽州教育的關(guan) 係，以及徽州文化發展的人才培養(yang) 機製。安徽師範大學的學術團隊，以徽商研究為(wei) 基礎，逐漸拓展到新安理學研究、徽州教育研究，爾後又開拓了徽州譜牒研究、徽州文書(shu) 文獻研究等領域，原因即基於(yu) 此。

　　2000年3月24日，張先生又在《光明日報》發表《徽學漫議》一文，對徽學研究進行了較為(wei) 深入的係統思考。該文首先就徽學的概念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並闡明了“徽學”一詞的來源及與(yu) 當今所稱“徽學”概念在內(nei) 涵上的區別；繼之就“中原文化是‘徽學’形成的‘基因’”和“徽州商幫是‘徽學’發展的‘催化劑’”兩(liang) 個(ge) 問題進行了深入論述。文中的精辟見解，對推動徽學研究具有重要指導意義(yi) 。剛剛過去的2021年是張海鵬先生去世21周年，也是先生誕辰90周年。哲人已逝，哲思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