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利清（中國人民大學曆史學院副教授、“古文字與(yu) 中華文明傳(chuan) 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guan) 創新平台成員）

　　東(dong) 漢邊塞紀功刻石《通湖山摩崖石刻》位於(yu) 內(nei) 蒙古阿拉善左旗騰格裏額裏斯蘇木通湖山頂，地屬漢代西北邊境的涼州武威郡轄地。雖然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被發現，也有一些學者做過介紹，但因嚴(yan) 重損毀導致文字漫漶，迄今未引起學界充分的重視，其內(nei) 容與(yu) 價(jia) 值有待進一步挖掘。

　　　《通湖山摩崖石刻》的敘事體(ti) 例

　　在為(wei) 數不多的東(dong) 漢邊塞紀功刻石中，《通湖山摩崖石刻》篇幅較長，堪比《封燕然山銘》，殘存字數超過百餘(yu) 字。從(cong) 文體(ti) 看，前半部分是散文體(ti) 的紀事序辭，後半部分為(wei) 五句六字對仗的韻文體(ti) 頌辭。從(cong) 形式到文體(ti) 近於(yu) 《封燕然山銘》，同屬於(yu) 摩崖石刻，利用天然岩石壁麵稍經鑿磨而成。其刊刻年代介於(yu) 《任尚碑》與(yu) 《裴岑碑》之間，蘊含的曆史信息則遠較二者更為(wei) 豐(feng) 富。此刻石銘文涉及曆史事件和人物眾(zhong) 多，涉及內(nei) 容的時間跨度從(cong) 西漢武帝到東(dong) 漢安帝二百餘(yu) 年，敘事形式獨具一格，不同於(yu) 後二者集中記述一事一功。

　　《通湖山摩崖石刻》雖然損毀嚴(yan) 重，但借助殘存的有限關(guan) 鍵文字、附近伴出的烽燧遺址和立石地址信息，聯係曆史文獻記載，可對其敘事體(ti) 例和刊刻意圖做出合理推測。從(cong) 可辨識的內(nei) 容看，石刻從(cong) 河西四郡的建立說起，追溯西漢武帝以來到東(dong) 漢安帝永初年間曆年來針對匈奴的戰爭(zheng) 與(yu) 防禦，涉及人物和時間包括西漢武帝、王莽、東(dong) 漢光武帝和安帝，既有關(guan) 於(yu) 兩(liang) 漢不同時期對匈奴戰爭(zheng) 勝利的記錄，也有關(guan) 於(yu) 涼州曆史沿革、行政設置、修繕烽燧障塞等內(nei) 容的描述。其中既包括匈奴帝國時期也包括匈奴分裂以後的北匈奴、南匈奴，涉及的地域既包括涼州河西四郡，也談及西河地區朔方郡。文中多次出現河西四郡武威、張掖等名稱與(yu) 匈奴、北虜、虜等相關(guan) 文字，附近100米處還發現漢代烽燧遺址。學界以往一般認為(wei) 此碑當為(wei) 紀念漢軍(jun) 對北匈奴的軍(jun) 事勝利，或為(wei) 紀念軍(jun) 事設施的修築。筆者曾撰文探討《通湖山摩崖石刻》刊刻的時代背景，指出刻石所見最後的年號——東(dong) 漢安帝永初之元年（107年）到四年（110年）間，正是東(dong) 漢第三次絕西域，撤西域都護及駐軍(jun) ，西域與(yu) 內(nei) 地處於(yu) 隔絕狀態的時期。

　　此紀功碑並非為(wei) 一時一事而刊刻，表彰的也非一人之功。這是認識此碑的一個(ge) 前提。碑文序辭所記最後一事即永初四年戰事的內(nei) 容所占比重並不比前事更多，即使假定殘損部分均為(wei) 關(guan) 於(yu) 此戰的內(nei) 容，記述仍然十分簡略，與(yu) 此前的追溯性描寫(xie) 相比，基本上是均衡的。永初四年的記事之後，石刻的序辭部分也就此結束，接下來的內(nei) 容屬於(yu) 官職和工匠人名等，相當於(yu) 落款部分，最後是韻文體(ti) 的歌功頌德、祈福祝願的銘辭部分。

　　在安帝永初元年到永初四年間，東(dong) 漢朝廷持續數年激烈爭(zheng) 議涼州的廢留問題之時，刊刻這樣一通集中書(shu) 寫(xie) 涼州駐軍(jun) 曆年功勳事跡的石刻，顯示出涼州危機與(yu) 紀功刻石這兩(liang) 起事件的深刻聯係。直接原因或許是永初四年的軍(jun) 事勝利，但這隻是一個(ge) 引子和表象，它為(wei) 涼州駐軍(jun) 提供了一個(ge) 自我書(shu) 寫(xie) 的契機。慶祝涼州不被棄置，彰顯涼州駐軍(jun) 的曆史貢獻，為(wei) 涼州的存續權發聲，可能才是刻石紀功的真相。西漢沒有解決(jue) 匈奴問題，到東(dong) 漢安帝時在對匈奴關(guan) 係中最終取得絕對優(you) 勢。其後漢匈關(guan) 係的展開，一方麵是受到占據西域的北匈奴的威脅，造成西域的“三絕三通”，另一方麵是與(yu) 內(nei) 附的南匈奴之間日益微妙的鬥爭(zheng) 與(yu) 融合。東(dong) 漢一朝是中原王朝與(yu) 邊疆各部族關(guan) 係傳(chuan) 統模式建立和早期發展的一個(ge) 具有開創意義(yi) 的關(guan) 鍵時期，《通湖山摩崖石刻》正是這種複雜曆史背景下漢匈關(guan) 係的直接記錄。

　　　涼州危機的化解與(yu) 《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刊刻背景

　　《後漢書(shu) ·班梁列傳(chuan) 》載，“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班）勇為(wei) 軍(jun) 司馬。與(yu) 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yu) 年”。顯然，這段時間內(nei) 東(dong) 漢軍(jun) 隊在對北匈奴關(guan) 係上毫無建樹，沒有立碑紀功的事實前提，所以《通湖山摩崖石刻》無論為(wei) 紀念軍(jun) 事勝利還是修築邊防設施，都應與(yu) 北匈奴無關(guan) 。與(yu) 此同時，處於(yu) 漢與(yu) 西域之間的涼州的軍(jun) 事地位下降，加之羌亂(luan) 此起彼伏，永初元年和四年，朝廷兩(liang) 次討論放棄涼州，將涼州民眾(zhong) 遷入三輔。碑文記錄的最後年份即永初四年，發生了一件與(yu) 涼州軍(jun) 隊有關(guan) 並同時與(yu) 匈奴有關(guan) 的重要戰事，河西郡兵出征平定了南匈奴單於(yu) 檀的叛亂(luan) ，為(wei) 此獲得朝廷的嘉獎。漢廷特別對涼州所屬河西四郡大赦，此前甚囂塵上的“棄涼”計劃由此擱置。這通紀功碑刊刻的直接原因，很可能是東(dong) 漢安帝永初四年涼州駐軍(jun) 對南匈奴叛亂(luan) 的平定。

　　永初三年（109年）至四年爆發南匈奴大規模叛亂(luan) ，恰恰是來自涼州的大將梁慬率領西北駐軍(jun) 平定了南匈奴之亂(luan) ，南單於(yu) 脫帽跣足而降。這場勝利發生在棄涼建議被二度提出僅(jin) 一個(ge) 月後，隨之涼州危機解除。二者之間顯然具有某種因果關(guan) 係。但從(cong) 石刻內(nei) 容本身來看，其極力張揚的事功絕非為(wei) 此一役，而是不惜筆墨曆數涼州自漢武帝建置以來在抗擊和防禦匈奴過程中的曆次功績。這個(ge) 現象需要從(cong) 東(dong) 漢更廣闊的曆史背景來考察。

　　東(dong) 漢時期的邊塞紀功刻石目前發現的有紀念竇憲北征匈奴的《封燕然山銘》、紀念任尚剿滅叛亂(luan) 的《任尚碑》和紀念敦煌太守裴岑消滅呼衍王的《裴岑碑》等，基本都置於(yu) 戰場或附近，前兩(liang) 者早於(yu) 《通湖山摩崖石刻》，後者則較之更晚。而《通湖山摩崖石刻》與(yu) 其他邊塞紀功刻石有所不同。一是它沒有立於(yu) 戰場附近，而是刊刻於(yu) 立功軍(jun) 隊所駐紮的涼州武威轄地。在距離摩崖石刻西100米處發現有石砌烽燧遺址，推測刻石很可能就在其軍(jun) 營或者戍守之地。二是一般邊塞紀功刻石的內(nei) 容往往圍繞一件重大事功而詳加陳述，突出表彰邊塞將領克敵製勝的功勳。而《通湖山摩崖石刻》追溯西漢武帝以來曆經王莽、東(dong) 漢光武帝直到安帝時期河西四郡與(yu) 匈奴之間的曆次戰爭(zheng) 與(yu) 防禦，對永初四年最後一戰並未特別突出書(shu) 寫(xie) 其功勳，甚至有關(guan) 這場勝利的軍(jun) 事統帥的名稱似亦未提及（當然也可能恰好殘損）。大張旗鼓刻石紀功又如此淡化個(ge) 人功績，這種做法當有其特殊的現實原因。要準確解讀《通湖山摩崖石刻》的性質，不僅(jin) 僅(jin) 要看到其時發生的具體(ti) 曆史事件，還應考慮當時的社會(hui) 背景特別是涼州地區的背景，不僅(jin) 要看碑文直接呈現的曆史事實，還應挖掘文字背後的深層曆史細節。

　　誠如翦伯讚在其《秦漢史》一書(shu) 中所說，東(dong) 漢兩(liang) 百年間，和、安之際是一分界線。安帝初期，地震頻發，饑民起義(yi) 不斷，羌族叛亂(luan) ，烏(wu) 桓寇邊，天災人禍使得東(dong) 漢王朝疲於(yu) 應付，已無力顧及遙遠的西域和北匈奴殘餘(yu) 。西遷後的北匈奴已經不是東(dong) 漢最大的威脅，朝廷上下對經營西域都表現出缺乏熱心和信心。加以接替班超擔任西域都護的任尚施政不當，放棄西域成為(wei) 朝野普遍的想法。永初元年漢軍(jun) 徹底退出西域，是東(dong) 漢第三次與(yu) 西域斷絕往來。在這個(ge) 過程中，東(dong) 漢方麵受到直接影響的就是連接西域的涼州及其所統河西四郡，一旦棄絕西域，涼州的重要地位也就失去了依憑。

　　其間，涼州羌亂(luan) 大麵積爆發，烽煙四起。從(cong) 西域撤回的原西域都護任尚新任征西校尉，原西域副校尉梁慬及其所部軍(jun) 隊臨(lin) 時駐紮於(yu) 敦煌，作為(wei) 平叛的後援。在多次與(yu) 羌人的作戰中，主將鄧騭和任尚先後敗績，隻有作為(wei) 後援的梁慬取得巨大勝利，保住了河西四郡的安定，獲得朝廷嘉獎，成為(wei) 西北駐軍(jun) 的統帥。其軍(jun) 隊主要駐紮於(yu) 武威，主要活動區域在武威和張掖一帶。《通湖山摩崖石刻》所在地屬武威郡，石刻開頭的文字“漢武（威郡）本（記）……”即點出其地屬武威，文中又反複出現張掖之名，最後頌銘似乎也是為(wei) 武威、張掖祈福。根據這些信息推測，當時駐紮於(yu) 這一帶的梁慬所部很可能與(yu) 之有關(guan) 。

　　對於(yu) 涼州來說，永初元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從(cong) 這一年開始，涼州反複被置於(yu) 存廢攸關(guan) 、幾被放棄的境地。如果不是永初四年涼州駐軍(jun) 以一場對南匈奴輝煌的勝利證明了其存在的價(jia) 值，那麽(me) ，麵臨(lin) 被朝廷拋棄的涼州軍(jun) 民幾乎徹底失去了繼續堅守的話語權。可以說，永初四年擊敗南匈奴之戰是化解涼州危機的關(guan) 鍵一役，梁慬因功升任度遼將軍(jun) 。

　　按照此前所見一般邊塞紀功碑的敘事模式，梁慬取得永初四年大捷，應該是勒石記功歌頌讚美的對象。然而，刻石中連他的名字都未提及，有關(guan) 永初四年軍(jun) 事勝利的敘述也並未占據大的篇幅。顯然，不是梁慬的功勞不夠大，而是其表彰的重點不是這場戰事本身和梁慬個(ge) 人的功績。究其原因，當與(yu) 梁慬個(ge) 人在戰後不久的遭遇有關(guan) 。在平定南匈奴叛亂(luan) 後，南單於(yu) 率眾(zhong) 向梁慬投降，次年，梁慬即因擅自授予南匈奴人官職印綬而獲罪下獄。《後漢書(shu) ·南匈奴列傳(chuan) 》載，“（永初）五年，梁慬免，以雲(yun) 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jun) ”。梁慬因戰勝南匈奴而立功，又因重用南匈奴人而獲罪。朝廷幾乎抹殺了他的平叛之功。如果這一推測成立，則更加印證《通湖山摩崖石刻》的刊刻年代應在永初五年（111年）。此時，涼州危機徹底解除，漢安帝特赦河西四郡，下罪己詔，改革整頓涼州各級機構。在這種情況下，西北駐軍(jun) 為(wei) 慶祝這一勝利，回顧和紀念曆年抗擊匈奴、保衛邊疆付出的艱苦卓絕的犧牲和貢獻，刻石紀功，隻提集體(ti) 功勳，而不突出個(ge) 人。

　　永初四年，是東(dong) 漢中後期與(yu) 邊疆民族關(guan) 係長期被動局麵中一個(ge) 令人矚目的轉折點，平定南匈奴叛亂(luan) 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正如虞詡所言，涼州保住了，三輔才不至於(yu) 成為(wei) 敵人進犯的前線。是故《後漢書(shu) 》詳細記載了這場勝利前後，朝臣中有關(guan) 棄涼和保涼的不同觀點及其論爭(zheng) ，漢安帝對梁慬的褒獎和提拔重用，大赦天下和特赦河西四郡，以及次日下達的罪己和招攬人才的詔書(shu) 全文，這些記錄根本上都是涼州危機這一事件嚴(yan) 重性的體(ti) 現，漢安帝的一係列行動是對涼州危機過後的總結反思，是安撫涼州百姓、維護社會(hui) 穩定、激勵士氣、凝聚人心的重要舉(ju) 措，包括刻石立碑本身，都可能是這一行動的組成部分，也是對涼州駐軍(jun) 關(guan) 鍵時期的非凡戰功和涼州因此免於(yu) 被棄置的紀念和慶祝。

　　　漢代紀功刻石的敘事轉向

　　《通湖山摩崖石刻》是已知漢代紀功刻石的新類型，顯示邊塞紀功碑應包括對駐紮邊塞的普通軍(jun) 人集體(ti) 功勞的書(shu) 寫(xie) ，並且未必是圍繞一件事功、單個(ge) 人物的集中描述，也可能是一個(ge) 長時段數百年一代一代軍(jun) 人戰績貢獻的追述性、總結性的書(shu) 寫(xie) 。相較於(yu) 其他邊塞紀功刻石，其敘事性的散文體(ti) 序辭部分篇幅明顯較長，敘事方式愈加向曆史記事方向轉變。

　　傳(chuan) 統碑刻研究多著力於(yu) 銘文的釋讀、史實的考據、書(shu) 法藝術、拓本流傳(chuan) 、文學價(jia) 值以及收藏與(yu) 辨偽(wei) 等方麵，往往都圍繞文字展開研究，這些都離不開文字的著錄與(yu) 考釋。如果碑刻的文字漫漶不清，深入的研究基本無法展開。其實，借助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可以像考古學研究其他沒有文字的普通出土文物一樣，利用碑刻本身、伴出遺存以及其出土地點或保存環境，利用有限的關(guan) 鍵文字，去關(guan) 聯經典文獻記述中的曆史背景，嚐試在文獻中做田野，探討碑刻書(shu) 寫(xie) 背後的曆史真相。筆者曾運用這一方法對僅(jin) 殘存十餘(yu) 字的《任尚碑》進行了初步探討，指出秦漢時期出現由帝王主導的祭祀性的封禪刻石，經過兩(liang) 漢時期由高級將領如霍去病、竇憲主持的代行祭祀並封禪刻石的過渡階段，到東(dong) 漢時期徹底擺脫封禪祭祀活動而向單純的敘事性紀功刻石演變，並在中下級將領中流行開來。秦始皇《泰山刻石》、竇憲《封燕然山銘》以及《任尚碑》《裴岑碑》，可以作為(wei) 不同時期不同性質的紀功刻石的代表作品。

　　《通湖山摩崖石刻》除了刻石無額，傳(chuan) 世的東(dong) 漢碑刻中其餘(yu) 元素大多具備，這也是東(dong) 漢刻石從(cong) 雛形逐漸走向成熟的過渡形態。紀功刻石的內(nei) 容不僅(jin) 限於(yu) 現場性、時效性較強的事件，還可容納部分的追敘性的曆史事件。《通湖山摩崖石刻》為(wei) 我們(men) 打開了一扇對邊塞紀功刻石進行再認識的窗口。而麵對此類文字殘損的碑刻，嚐試從(cong) 多個(ge) 角度複原其曆史書(shu) 寫(xie) 的真實情境，無疑對拓展紀功刻石的研究方法也具有積極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