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明兵（東(dong) 北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編者按

　　當今世界是開放的世界，當今中國是開放的中國。隨著中國與(yu) 外部世界聯係的日益緊密，對外界的認識與(yu) 了解也越來越迫切。基於(yu) 此，對特定國家或者區域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軍(jun) 事等進行全麵綜合的研究，即區域與(yu) 國別研究在我國學術界異軍(jun) 突起，相關(guan) 研究機構也紛紛成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hui) 頒布的《博士、碩士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yang) 學科專(zhuan) 業(ye) 目錄（征求意見稿）》中，擬在“交叉學科”門類下新增“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我國區域與(yu) 國別研究迎來發展新機遇。本期刊發的文章分別介紹了我國東(dong) 亞(ya) 研究、非洲研究和拉丁美洲研究的淵源、發展與(yu) 前景展望等，以饗讀者。

　　關(guan) 於(yu) 東(dong) 亞(ya) 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學術界便已初步涉及，但我國學界一般認為(wei) ，20世紀50—60年代，西方學界圍繞歐美在東(dong) 亞(ya) 地區的政治、經濟和軍(jun) 事利益而進行的一項綜合性研究，是為(wei) “東(dong) 亞(ya) 研究”。它以費正清、賴肖爾等人在哈佛大學建立東(dong) 亞(ya) 研究中心為(wei) 誕生標誌，在學科體(ti) 係、研究範式和話語形態等方麵對世界範圍內(nei) 的東(dong) 亞(ya) 研究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我國學界關(guan) 於(yu) 東(dong) 亞(ya) 研究的主題、內(nei) 容、理論、視域、方法以及學科建設等多受歐美東(dong) 亞(ya) 研究的影響，當然也不乏對其中存在的文本誤讀、理論先行、學術問題政治化及其隱含的西方中心主義(yi) 等作出切實的批判。在我國區域與(yu) 國別研究日益重要的當下，提升東(dong) 亞(ya) 研究水平，需要理清我國已有的學術資源和研究基礎，總結域外學術經驗，揚長補短，推陳出新。

　　一

　　雖然現代學術意義(yi) 上的“東(dong) 亞(ya) ”及其“東(dong) 亞(ya) 研究”，並不始自中國本土，但其所涉及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在我國古代學術傳(chuan) 統和近代學術轉型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體(ti) 現。總的來說，可大致梳理出以下三種類型的學術資源。

　　其一，我國古代傳(chuan) 統史籍文獻對朝鮮、韓國、日本等東(dong) 亞(ya) 地域內(nei) 的民族起源和國家發展情況均有一定的記載，尤以“二十四史”中的“外國傳(chuan) ”和“四夷傳(chuan) ”為(wei) 代表。

　　其二，近代中國遭受帝國主義(yi) 列強的侵略，一些仁人誌士為(wei) 挽救民族危機、“開眼看世界”，編纂和發行了不少外國政經史地文化類著作和報刊，其中對日本的介紹最多，如黃遵憲的《日本國誌》等。

　　其三，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世界史學科正式創立。在世界史學科體(ti) 係內(nei) ，以民族國家為(wei) 基礎的國別史和以某一地區為(wei) 研究對象的區域史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但隨著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的深入，“中國史”和“世界史”的二元劃分結構弊端初顯，東(dong) 亞(ya) 研究領域內(nei) 一些需要貫通和突破一國史而研究的問題難以深入下去。故而，需要打破現有的學科劃分，倡導一種多維、立體(ti) 和綜合的東(dong) 亞(ya) 研究。

　　二

　　就目前世界範圍內(nei) 的東(dong) 亞(ya) 研究而言，美國和日本學界的研究水準相對較高，學術影響力較大。日本的東(dong) 亞(ya) 研究，自19世紀末20世紀初興(xing) 起以來，經過了一個(ge) 多世紀的發展和積累，其學術體(ti) 係、話語凝練和研究範式等方麵特色鮮明，且對歐美的東(dong) 亞(ya) 研究產(chan) 生過不小的影響。當然，日本學術界也借鑒和汲取歐美學術界的研究成果，以不斷調整、更新和重塑其研究理論和方法。日本作為(wei) 東(dong) 亞(ya) 區域的一員，尤需對其東(dong) 亞(ya) 研究的興(xing) 起、發展等進行梳理。

　　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期，日本在“大東(dong) 亞(ya) 戰爭(zheng) ”和“大東(dong) 亞(ya) 共榮圈”的侵略政策驅動下，建立了以“東(dong) 亞(ya) ”為(wei) 名的多個(ge) 研究機構，產(chan) 出了不少“東(dong) 亞(ya) 研究”論著。1945年日本戰敗，戰前一大批帶有“東(dong) 亞(ya) ”印記的研究機構或被解散或被改製，從(cong) 事東(dong) 亞(ya) 研究的學者大都盡可能地避諱“東(dong) 亞(ya) ”一詞，代以“中華文化圈”“漢字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提法。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日本經濟大發展的背景下，隨著學界代際更迭，與(yu) 東(dong) 亞(ya) 相關(guan) 的研究又有新的發展。日本學者在借鑒和吸收歐美相關(guan) 學術理論和方法基礎上，又融合了漢學研究傳(chuan) 統，提出了頗具影響力的東(dong) 亞(ya) 史的基本概念和框架體(ti) 係，比如“東(dong) 亞(ya) 世界論”“朝貢貿易論”等觀點。

　　審視日本百年來的東(dong) 亞(ya) 研究，有以下幾點值得關(guan) 注。

　　其一，強調東(dong) 亞(ya) 的關(guan) 聯要素和整體(ti) 性特征。日本置身於(yu) 東(dong) 亞(ya) 世界之中，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傾(qing) 向於(yu) 采用文化均質性要素來構築整體(ti) 性的東(dong) 亞(ya) 世界，以凸顯東(dong) 亞(ya) 的內(nei) 在聯係和整體(ti) 性特征，頗具代表性的是西嶋定生以儒學、漢字、佛教和律令為(wei) 核心的“東(dong) 亞(ya) 世界論”。

　　其二，具有“自我定位”和“東(dong) 亞(ya) 定位”的雙重價(jia) 值取向。“自我定位”是指日本在率先完成近代化轉型之後，認為(wei) 東(dong) 亞(ya) 世界的文明中心實現了從(cong) 中國到日本的轉移；“東(dong) 亞(ya) 定位”是指日本要為(wei) 自身所在且能代表的東(dong) 亞(ya) 尋求在世界體(ti) 係中的位置。無論是“自我定位”還是“東(dong) 亞(ya) 定位”，其背後均潛藏著日本的“民族中心主義(yi) ”意識，這顯然是日本的一廂情願。

　　其三，日本的東(dong) 亞(ya) 研究有一定的自立性，但其最初涉及“東(dong) 亞(ya) ”話題、建立東(dong) 亞(ya) 研究機構，主要是服務於(yu) 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戰後日本學術界對東(dong) 亞(ya) 研究的“戰時學術”予以反思，但仍有部分學者開展的研究項目及產(chan) 出的研究成果存在為(wei) 政治現實背書(shu) 甚至歪曲曆史事實的情形，對此我們(men) 需要高度警惕。

　　三

　　我國的東(dong) 亞(ya) 研究在組織機構、人員數量、語言能力、實地調研等方麵還相對薄弱。關(guan) 於(yu) 其如何創新和發展的問題，學者們(men) 在理論和方法論層麵已經提出了一些頗具啟發的意見和建議，比如，既要借鑒域外理論和方法，又要對其進行反思、探索和創新；既要重視學界前沿動態，又要對以往研究成果加以總結和繼承，等等。具體(ti) 來講，可從(cong) 如下方麵加以考量。

　　首先，發揮中國本位的曆史文化和語言優(you) 勢。漢語是前近代東(dong) 亞(ya) 世界的通行語，這一時期朝鮮、日本和越南的主要史籍用漢文寫(xie) 成，留存下來數量龐大的漢文典籍。對這些典籍的深入解讀和分析，不僅(jin) 涉及漢文識讀水平或單純一國史的研究，而且需要在了解中國史甚至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基礎上去探源溯流，這是中國學者能發揮先天優(you) 勢、大有可為(wei) 之處。

　　其次，不斷探索和嚐試新的研究範式的可行性。目前學界已有的“衝(chong) 擊—反應”“傳(chuan) 統—現代”“中心—邊緣”“民族國家”等研究範式和話語形態，或多或少存在著一定的二元對立和“西方中心主義(yi) ”傾(qing) 向，故而需要我們(men) 立足於(yu) 東(dong) 亞(ya) 的地理生態、政治體(ti) 係、社會(hui) 組織、生產(chan) 方式、族群認同等互動和多元的關(guan) 係形態，對其進行綜合梳理和全麵闡釋。比如現在學界方興(xing) 未艾的“文明”研究範式，或許可以為(wei) 東(dong) 亞(ya) 研究所借鑒。

　　再次，關(guan) 注國際學界在區域研究理論方麵的新進展，推進東(dong) 亞(ya) 比較研究。國際學界關(guan) 於(yu) 區域研究理論，呈現出從(cong) “一體(ti) 化”“新地區主義(yi) ”到“地區比較”的傾(qing) 向，域外東(dong) 亞(ya) 研究也大致沿此趨向展開，從(cong) 重視本質要素的“中華文化圈”“儒教文化圈”“漢字文化圈”到關(guan) 注動態要素和時空變化的移民、商貿、技術和文化傳(chuan) 播等網絡結構，再到宏觀和微觀視角下“同而異”“異而同”的比較研究，比如就東(dong) 亞(ya) 儒學而言，韓國、日本和越南對其的接受和表現就不同，對此需要我們(men) 更為(wei) 細致的研究。

　　最後，重視對域外東(dong) 亞(ya) 研究的學術史的梳理，避免重複性研究。學術史的梳理具有“反思之反思”和“研究之研究”的性質，是產(chan) 生新的問題意識和進行學術創新的前提。借鑒域外的東(dong) 亞(ya) 研究經驗，首要的是對域外東(dong) 亞(ya) 研究各個(ge) 階段的研究體(ti) 係、學術範式、學科意識、學術理念、論著成果、研究機構、學會(hui) 組織、學者培養(yang) 等方麵進行整體(ti) 性回顧、階段性總結、專(zhuan) 題性研究，微觀上涉及學者的生平經曆、學術曆程、治學經驗、著述觀點、研究影響，流派上的學脈承繼或斷裂、地域歸屬、方法取向以及學術爭(zheng) 鳴；宏觀上對學術發展與(yu) 國家和世界的政治變遷與(yu) 社會(hui) 環境之關(guan) 聯進行綜合性的考察。

　　總之，中國學者理應肩負學術責任，發揮先天優(you) 勢，開創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東(dong) 亞(ya) 研究。我們(men) 要有實證精神和開放意識，及時關(guan) 注國際學界動態，了解時新的研究範式，借鑒消化，綜合創新，紮紮實實地推進具體(ti) 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