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chuan)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英語語言文學專(zhuan) 家、翻譯家、教育家、作家。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係，後任西南聯大助教，1947年考取英國牛津大學茂登學院，1949年回國，任教於(yu) 北京外國語學校(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曾任北京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hui) 副會(hui) 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hui) 副會(hui) 長，《外語教學與(yu) 研究》《外國文學》主編。出版《彭斯詩選》《英國詩文選譯集》《英國散文的流變》《英國文學論文集》《論契合》《翻譯：思考與(yu) 試筆》《英國浪漫主義(yi) 詩歌史》《英國詩史》《英國文學史》等專(zhuan) 著和譯著。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王佐良先生有句口頭禪“瞄瞄”，對感興(xing) 趣的一切新內(nei) 容，他都喜歡“拿過來瞄瞄”。他對中外文學和文化的廣泛涉獵，開闊的學術視野，都與(yu) 這“瞄瞄”有些關(guan) 係。

　　“瞄瞄”之後呢？他開始了對“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中國文化與(yu) 西方文化”“西學與(yu) 中學”“翻譯與(yu) 創作”等諸多領域的探索，於(yu) 差異中求契合，於(yu) 融通中求突破。

　　一

　　王佐良是浙江上虞人，童年就隨父親(qin) 移居武漢。在他就讀的武昌文華中學，除國文課之外，各門課程均以英語授課為(wei) 主，還給學生提供了大量英文原著和資料。這樣的學習(xi) 環境，不僅(jin) 夯實了王佐良的英文基礎，也激發了他對西方文學的濃厚興(xing) 趣。

　　1935年，王佐良以優(you) 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係，與(yu) 李賦寧、許國璋、周玨良並稱為(wei) 外文係“四大才子”，他們(men) 後來皆成為(wei) 著名學者。大一時，王佐良獲得了全校英文演講比賽一等獎，還以筆名“竹衍”在《中學生》上發表散文《旅途》《一二·九運動記》等，抒發對山河淪陷的憂傷(shang) 和對學子們(men) 愛國情懷的讚歎。

　　1937年，王佐良隨校南遷，經廣州和香港，入境越南，再由滇越鐵路來到昆明的西南聯大。一路輾轉，王佐良體(ti) 味到了國家蒙難的苦楚，更堅定了求學報國的信念。西南聯大辦學條件極為(wei) 艱苦，師生時常還要躲避日軍(jun) 空襲，但這絲(si) 毫沒影響王佐良的求知熱忱，他與(yu) 好友許國璋組織“湖畔紳士”英語演講會(hui) ，他由衷感慨：“盡管四麵八方在引誘，真正的大師還是在教室裏。”

　　王佐良不喜歡枯坐書(shu) 齋做學問，更喜歡將目光投向火熱的生活。1939年，留校任教的他與(yu) 同事丁則良創建“人文科學學會(hui) ”，定期舉(ju) 行學術講座和討論會(hui) ，為(wei) 師生們(men) 提供碰撞思想、交流學術的開放空間，得到了吳宓、季鎮淮、曾昭掄、潘光旦、孫毓棠、王瑤、聞家駟、聞一多、朱自清等的熱情支持。王佐良還與(yu) 眾(zhong) 多熱血青年學人一道縱論國事，指點江山，撰寫(xie) 了大量時評文章，思索中國未來的前進方向。

　　在西南聯大，英國現代主義(yi) 詩人、詩歌批評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開設的“英國現代詩歌”課程，不僅(jin) 介紹現代主義(yi) 詩歌，還運用現代主義(yi) 詩學理論分析評論歐美現代主義(yi) 詩歌。同時，朱自清、馮(feng) 至、卞之琳等文學名家，也在這一文化聖地極力倡導現代主義(yi) 詩歌藝術。自幼就喜愛詩歌的王佐良，浸淫於(yu) 這樣一個(ge) 現代主義(yi) 詩歌氛圍濃鬱的大學校園，極大影響了他後來的學術走向。

　　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王佐良撰寫(xie) 的論文《詩人與(yu) 批評家艾裏奧特》分章節刊登於(yu) 《大公報》和《益世報》，開創了國內(nei) 研究英國現代主義(yi) 詩人艾略特(舊譯艾裏奧特)的先河。1946年，他發表長文《今日中國文學之趨向》，從(cong) 新文化運動說起，縱橫捭闔，清晰勾勒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的脈絡，闡釋中國文學與(yu) 外國文學間的深層聯係與(yu) 互動，頗具學術穿透力。

　　王佐良在庚款公費留英選拔考試中取得第一名，於(yu) 1947年進入英國牛津大學茂登學院，師從(cong) 英國文藝複興(xing) 研究專(zhuan) 家威爾遜教授，主攻17世紀英國文學。留學期間，他在與(yu) 好友的通信中，就經常流露強烈的家國情懷。四十多年後，追憶往事，他仍動情地說，“從(cong) 留學一開始，就覺得回國是天經地義(yi) 的”。1949年9月，牛津大學的學業(ye) 結束，他毅然放棄留學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hui) ，立刻起身回國，入職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

　　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各種西方現代主義(yi) 文學思潮紛紛登陸中國，置身“中國與(yu) 西方”“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激烈碰撞與(yu) 交鋒之中，王佐良在他動筆於(yu) 40年代、成書(shu) 於(yu) 80年代的英文論文集《論契合：比較文學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提出內(nei) 涵豐(feng) 富的契合理論。在該書(shu) 的序言中，他開宗明義(yi) ：“書(shu) 中所有文章都圍繞一個(ge) 中心：作家之間，文學之間的契合。”接著，他這樣闡釋：

　　“當外國文學的輸入解決(jue) 了本土文學的迫切需求時，本土文學就會(hui) 應時而動，發生巨變，並同時與(yu) 外國文學產(chan) 生契合；而這時的契合就不僅(jin) 是文學間，也涉及社會(hui) 、文化、經濟和其他方麵。倘若一種古老的文學與(yu) 一種新興(xing) 的文學相遇一處，前者有著悠久而彈性十足的古典傳(chuan) 統，後者又擁有富有創意的美學或激進的意識形態，契合與(yu) 碰撞就會(hui) 更加精彩。這即是20世紀中國文學與(yu) 外國文學的相遇。”

　　顯然，王佐良選取“契合”一詞別有心意，它既不是一般意義(yi) 上的“融合”，也不是某種意義(yi) 上的“相通”，而是在差異和碰撞中實現契合，並由此獲得突破或超越。

　　他通過細致剖析嚴(yan) 複、魯迅、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翻譯成果，從(cong) 翻譯目的的確立到翻譯對象的選擇，從(cong) 翻譯理念的形成到翻譯風格的追求，進行了對比性觀照，並結合自身的文學創作與(yu) 翻譯實踐，悉心體(ti) 悟，敏銳洞悉中西文學間相互滲透和影響的契合關(guan) 係，有淺層的，有深層的；契合的類型多樣，彼此遙相呼應，有時又變動不居……在中西文學的契合中，不僅(jin) 有發生較晚的中國現代文學對西方文學的主動吸收與(yu) 有意模仿，還有中國傳(chuan) 統文學因子對西方文學的“糾偏”性改造。在此背後，則是中西文化之間複雜的契合與(yu) 碰撞。

　　有著濃鬱詩人情懷的王佐良，在對中國早期現代主義(yi) 詩歌進行批評時，就已跳出了一般研究中習(xi) 慣性追溯其異域養(yang) 分吸收的邏輯，選擇重點觀照詩人如何在汲取西方現代主義(yi) 詩歌藝術經驗的同時，充分接受本民族源遠流長的詩歌傳(chuan) 統滋養(yang) ，並在契合與(yu) 碰撞的過程中，努力嚐試超越性創造。在他看來，中國現代主義(yi) 詩歌雖深受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卻依然保持了鮮明的民族色彩。

　　如此冷靜而深邃的審視與(yu) 思考，似乎也符合他溫良和善的性格。即便長時間蝸居於(yu) 清華大學的照瀾園，空間狹小，被書(shu) 山包圍著，連一張大一點兒(er) 的書(shu) 桌也放不下，但他仍怡然自得，每有新見，便立刻欣然落筆。每日騎自行車上下班，匆匆穿行於(yu) 校園內(nei) 外，他那笑容可掬的麵龐，許多老清華人和老北外人至今猶記。於(yu) 平凡中見優(you) 卓，於(yu) 包容中見超越，他的為(wei) 人、為(wei) 事、為(wei) 學竟也如此自然地“契合”。

　　學者樂(le) 黛雲(yun) 在闡述王佐良對中國早期比較文學發展的貢獻時，十分讚賞他的“契合論”，認為(wei) 他“對比較文學研究的重大貢獻，對於(yu) 在世界範圍內(nei) ，通過比較文學視域，重新匯通和詮釋中西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yi) ”。

　　三

　　作為(wei) 20世紀著名的翻譯家，王佐良一生傾(qing) 注心血最多、影響最廣泛的，便是翻譯理論建構與(yu) 翻譯實踐。他是國內(nei) 最早將翻譯研究納入文化研究範疇的學者之一，率先提出“翻譯研究應是社會(hui) 的、曆史的、文化的研究”，視翻譯為(wei) 貫穿著種種文化表現的寫(xie) 作實踐。

　　1943年，年輕的王佐良就在《論翻譯》一文中指出，中西文化、文學語境、言說方式等存在著很大差異，不同語言間的完美轉換是困難的，但“人性相通”，又為(wei) 翻譯帶來了希望。真正優(you) 秀的翻譯者，可以從(cong) 各種差異之中發現彼此的契合點，找到彼此相通之處，於(yu) 艱難之中開辟出新路，讓一種語言“在另外一種語言中大放異彩”。

　　他在《翻譯中的文化比較》和《翻譯與(yu) 文化繁榮》兩(liang) 篇文章中，也將翻譯和文化緊密聯係起來。他認為(wei) ，一個(ge) 優(you) 秀的譯者必須諳熟兩(liang) 種文化，“不是說一個(ge) 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這一語言的人民的過去與(yu) 現在，這就包括了曆史、動態、風俗習(xi) 慣、經濟基礎、情感生活、哲學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會(hui) 組織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細致、越深入越好”。

　　對於(yu) 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王佐良始終堅持“翻譯貴在忠實原作”，更貴在“變通神似”，必須結合文本作者獨特的創作語境和中國讀者所處的特殊文化語境，實現西方文學作品內(nei) 容和形式的跨文化轉換。他翻譯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散文作品，文字簡約精致，文白相間，清新自然，足以媲美原文，甚至多有超拔。我們(men) 熟知的培根名篇《談讀書(shu) 》，就是出自王佐良的譯筆，文中的幾句話“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周密，科學使人深刻，倫(lun) 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更是膾炙人口。

　　有著豐(feng) 富的現代詩歌閱讀與(yu) 創作經驗的王佐良特別強調，在詩歌翻譯過程中，必須關(guan) 注詩人身處的文化語境，必須從(cong) 詩人的視角、詩人的情感世界、詩人的言說方式，去悉心體(ti) 悟詩歌文本，在“文化互鑒”中，進行詩情、詩意、詩境的契合與(yu) 超越。其中，詩人譯詩十分重要，可以“用詩人的情感和語言實現詩意的跨文化轉換”，達到神形俱通的“以詩譯詩”。

　　在王佐良看來，“譯者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深入了解原詩(這一點做到極為(wei) 不易)，又要在自己的譯文上有創新和探索的勇氣，不僅(jin) 在用詞方麵，還有句子的排列組合，聲韻的選擇和調配等等方麵，甚至全文的風格，都可以進行試驗”。如此，譯者和原作者可以達到一種心靈上的契合，於(yu) 譯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種創造上的滿足；於(yu) 讀者而言，得到的則是一種新奇的美感體(ti) 驗。

　　基於(yu) 文化契合、文學契合理論，王佐良秉持“創造性的努力”的譯詩原則，將彭斯(Robert Burns)、拜倫(lun) (George Byron)、雪萊(Percy Shelley)、蒲柏(Alexander Pope)、司各特(Walter Scott)、詹姆斯·賴特(James Wright)等諸多歐美詩人的優(you) 秀作品源源不斷地譯介到國內(nei) ，為(wei) 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和批評提供了新鮮而豐(feng) 富的詩學資源。他高度精練而富有張力的詩歌語言與(yu) “深度意象”的結合，“引入了一種新的資源和語言活力，令當代中國很多詩人受益”(王家新語)。難怪著名詩人卞之琳讚歎，王佐良真正達到了“譯詩藝術的成年”。

　　英國浪漫主義(yi) 詩人雪萊的代表作《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意象豐(feng) 富、境界宏闊、意蘊深遠，王佐良的譯本充分體(ti) 現了整體(ti) 性的文化審視：聚焦“西風”這一中心意象，圍繞“西風”與(yu) “種子”“亂(luan) 雲(yun) ”等意象群之間的詩意關(guan) 聯，看到西方更傾(qing) 向於(yu) 將雪萊詩中熱切呼喚的革命視為(wei) 內(nei) 心的革命或想象力的革命，而在當時的中國，這首詩正好契合了人們(men) 對美好生活的熱切渴望。於(yu) 是，他的意象翻譯在保留源語文化的同時，又機智地調整了原意象的語法結構，從(cong) 而精妙地呈現出原詩的意境、神韻和質地，以鮮明的“對照互鑒”的文化意識，優(you) 雅地進行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詩意闡釋和文本的跨文化轉換。

　　王佐良在翻譯彭斯的《一朵紅紅的玫瑰》(“A Red， Red Rose”)時，不僅(jin) 深入詩人的創作語境，還諳熟蘇格蘭(lan) 民歌的特點。他在譯文中用悠揚的民歌調子與(yu) 原詩對應，多用能體(ti) 現民歌自然、明白如話的疊詞，如“紅紅的”“甜甜的”，使譯詩語言清新、流暢，無雕飾之感。另外，他對原詩中的蘇格蘭(lan) 方言也進行了“忠實”與(yu) “變通”間的平衡性處理，再現了原詩中的日常情景和別具風味的地方情調。如此優(you) 卓的翻譯，無疑會(hui) 令讀者感受到契合於(yu) 中西文化間的“異域文學”與(yu) “本土文學”的雙重魅力。

　　他晚年翻譯的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厄爾的《漁網》(“Fishnet”)堪稱“詩人譯詩”的典範：“任何明淨的東(dong) 西使我們(men) 驚訝得目眩，／你的靜默的遠航和明亮的捕撈。／海豚放開了，去提一閃而過的魚……／說得太少，後來又太多。／詩人們(men) 青春死去，但韻律護住了他們(men) 的軀體(ti) ；／原型的嗓子喝得走了調；／老演員念不出朋友們(men) 的作品，隻大聲念著他自己，／天才低哼著，直到禮堂死寂。／這一行必須終結。／然而我的心高揚，我知道我歡快地過了一生，／把一張上了焦油的漁網織了又拆。／等魚吃完了，網就會(hui) 掛在牆上，／像塊字跡模糊的銅牌，釘在無未來的未來之上。”盡管王佐良也感歎這首詩“很不好懂”，但他以一位詩人特有的敏感，體(ti) 察到了原詩中隱秘的線索，窺見了漁網在放與(yu) 收之間，在捕捉的希望與(yu) 失望之間，詩人與(yu) 世界有形、無形的多重聯係，是時間的，是責任的，是矛盾的，是音樂(le) 的……王佐良正是以爐火純青的語言，傳(chuan) 遞出原詩深邃的意境與(yu) 巨大的張力，推動讀者抵達與(yu) 詩人對話的場域和高度。

　　王佐良畢生用心於(yu) 詩，不僅(jin) 向中國廣大讀者源源不斷地譯介了大量英文詩歌，還對中國新詩展開深入研究，為(wei) 中國現代詩歌批評貢獻了不少出色的學術文本。作為(wei) 穆旦詩歌創作的見證人，1946年，王佐良曾在英國雜誌《生活與(yu) 文學》(Life and Letters)上發表文章《一個(ge) 中國詩人》(“A Chinese Poet”)，翔實地介紹穆旦的創作曆程與(yu) 其詩歌的獨特風格，傳(chuan) 神地描摹穆旦詩歌給讀者“最深的印象”。王佐良前瞻性地指出，穆旦早期詩歌創作雖有明顯的“非中國化”傾(qing) 向，但那正是詩人將西方現代主義(yi) 與(yu) 中國詩歌傳(chuan) 統高度融合，所呈現出的富有象征寓意和心靈思辨的中國現代詩特質，是“中國經驗”的陌生化表達，更具深刻的先鋒性。該文率先將穆旦推向世界文學舞台，被視為(wei) 穆旦研究的起點和經典之作。1983年，王佐良又發表新論《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yi) ——一個(ge) 回顧》，進一步分析穆旦現代主義(yi) 詩歌中不可忽視的“中國品質”，中肯地評價(jia) 了穆旦詩歌的藝術特色及其對中國現代主義(yi) 詩歌創作的突出貢獻，這些閃爍著詩學光輝的論斷充分展示了他宏闊的文化視野。

　　除了現代詩歌，王佐良還積極將中國其他新文學經典作品譯成英文，向西方世界推介。195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他與(yu) 巴恩斯(A. C. Barnes)合譯的曹禺經典話劇《雷雨》。憑借對文本的深刻理解，王佐良精準把握住原作深邃的思想和匠心獨具的藝術風格，用細膩的語氣、靈活的句式，自如地呈現出“語用等效”的翻譯效果，向西方讀者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在短時間內(nei) 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四

　　王佐良的英國文學史研究，向來為(wei) 學界內(nei) 外津津樂(le) 道。20世紀80年代，王佐良與(yu) 周玨良主持編寫(xie) 英國文學史。在撰寫(xie) 之初，王佐良便提出應以“中國視角”，編寫(xie) 一部“有中國特色的英國文學史”的構想，不僅(jin) 要尊重史實，對文學流派、體(ti) 裁興(xing) 衰及作家作品進行細致梳理，更需將英國文學史置於(yu) 世界文學史的視域中進行考察，觀照英國文學與(yu) 世界文學之間的關(guan) 聯，複現文學發展脈絡背後的思想淵源，以此來探究英國文學史與(yu) 中國文學史之間隱秘的“契合”，建構中國學人視野中的英國文學史框架。

　　“中國人寫(xie) 外國文學史，總得有點中國特色。”這是王佐良給自己和後來的中國學者樹立的學術理想。這種自信的史學追求，源於(yu) 他對中國文學史與(yu) 英國文學史的深入理解和睿智把握。他通過縱橫對比，將中國文學史與(yu) 英國文學史進行別有意味的“打通”。譬如，王國維、魯迅等人借助文學體(ti) 裁變遷梳理文學演化的路徑，即“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的文學史流變，這也是中國文學史家已取得的寶貴經驗。在編寫(xie) 英國文學史時，應好好借鑒有中國特色的寫(xie) 作範式，突顯中國學者的美學思想，闡明經過中國文學傳(chuan) 統熏陶及體(ti) 現曆史唯物主義(yi) 的“中國觀點”，並充分關(guan) 注中國讀者的文學訴求和審美習(xi) 慣，注重史書(shu) 語言的“中國格調”，進行富有開創意味的“中國式言說”。

　　“要把文學同整個(ge) 文化(社會(hui) 、政治、經濟等)的變化聯係起來談，避免把文學孤立起來、成為(wei) 幽室之蘭(lan) 。”他不願培育隻能供少數人把玩的“幽室之蘭(lan) ”，不辭辛苦地涉足政論文、科普文、口述曆史等文學研究者很少闖入的非“純文學”領域，別開生麵，為(wei) 廣大讀者描繪出英國文學的“全景圖”，並予以提綱挈領的中肯評介。他激動地感歎：“英國文學，帶著它的優(you) 點和缺點，它的光榮感和憂患感，它現在的成就和困惑，它對將來的希望，正在進入本世紀的最後十年，已經聽得見21世紀的召喚了。”生動而形象地再現了一位中國學者與(yu) 英國文學史的歡喜遇見與(yu) 傾(qing) 心交談，以及對其未來的熱切擁抱。

　　這種遇見、打探、評介性的英國文學史寫(xie) 作，鮮明地體(ti) 現出王佐良一以貫之的學術理念。他不滿足於(yu) 對英國文學進行全景式呈現，還進一步突顯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深入思考英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積極影響。在這一著史思想的導引下，他與(yu) 來自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33位研究者通力合作，曆時22年，推出五卷本《英國文學史》。此書(shu) 不僅(jin) 有“史”的梳理，更有“論”的探掘，充分展現中國學者用“他山之石”以“攻玉”的開拓性追求，開啟了外國文學史編寫(xie) “中國學派”的先河。

　　《英國文學史》的編寫(xie) ，建構起王佐良高屋建瓴的西方文學史觀。他的《英國浪漫主義(yi) 詩歌史》，則準確把握住了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yi) 詩歌承上啟下的曆史地位，啟發人們(men) 思考中西詩歌間的內(nei) 部關(guan) 聯，“給正在彷徨其途的中國新詩的探索帶來新的啟示”。他娓娓道來而不失優(you) 美的文筆，博得了著名現代詩人、學者鄭敏的嘖嘖讚歎：“在書(shu) 中他一直是在和他的讀者對話，就像在講壇上與(yu) 學生麵對麵的討論一樣。也正因為(wei) 作者打破了撰史者常用的拉大主客距離的文體(ti) ，這本書(shu) 很少將理論作為(wei) 抽象的概念條款來處理，而是將睿智融於(yu) 敘述中，形成一種不斷地引導讀者進入佳境的特殊史學風格。”

　　不囿於(yu) 舊說和新論，王佐良以曼妙的筆觸，在外國文學史編寫(xie) 中鮮明地呈示出“中國模式”和“中國立場”。

　　五

　　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王佐良開設過多門課程，每門課都講得很精彩。學者胡文仲曾撰文追憶：“他當時還不到40歲，風華正茂，上課時隻憑手上幾張卡片和他那驚人的記憶，就把英國文學的脈絡交代得清清楚楚，他的引文都經過精選，句句動人，而他講的英文猶如一篇篇漂亮的散文，引人入勝。他把我們(men) 這些年輕人引入文學殿堂，使我們(men) 對英國文學產(chan) 生了濃厚的興(xing) 趣。”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語教材奇缺，英語學習(xi) 資料匱缺，他便四處搜尋，精挑細選，與(yu) 周玨良、李賦寧等人共同編寫(xie) 了《英美文學活頁文選》係列叢(cong) 書(shu) ，係統介紹英美著名作家的經典作品，成為(wei) 眾(zhong) 多讀者了解英美文學的重要窗口。後經整理形成的《英國文學名篇選注》，也被公認為(wei) “國內(nei) 出版的最佳英美文學選讀讀本”。

　　作為(wei) “中西文學交流成就顯著的先驅者之一”，1983年，王佐良極力促成第一屆中美雙邊比較文學研討會(hui) 在北京舉(ju) 辦，他關(guan) 於(yu) 中國現代主義(yi) 詩歌回顧的會(hui) 議發言，贏得了專(zhuan) 家們(men) 的高度讚賞。1987年，王佐良率團赴美國參加第二屆中美雙邊比較文學研討會(hui) 。他結合中國悠久的文學史編著和文學研究傳(chuan) 統，圍繞文學史書(shu) 寫(xie) 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了“頗具建設性”的學術對話，自信地闡述了他具有創見性的文學史建構思想。

　　王佐良創辦、主編的《外語教學與(yu) 研究》《外國文學》兩(liang) 本雜誌，始終秉持“中國人治學”的理念，鼓勵中國學者在外語教育、外文翻譯、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西貫通，務實創新。如今，這兩(liang) 本雜誌已成為(wei) 外語教學和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公認的權威期刊。

　　晚年，王佐良在一首題為(wei) 《雨中》的詩中寫(xie) 道：

　　我站在大學的樓前看著雨點，

　　感到涼爽，而不是辛酸，

　　忘了寒霜悄悄爬上了自己的鬢邊，

　　也無心站在路口再旁觀，

　　打開傘(san) 我踏進了人流，

　　在傘(san) 下一邊走路一邊顧盼，

　　我似乎應該感到老之將至，

　　但又似乎還有一個(ge) 約會(hui) 在麵前，

　　何止是一個(ge) 人一生的夢，

　　還有一個(ge) 民族一百年的焦慮和心願！

　　這位終身投入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始終飽含著對國家民族深沉的情感。

　　(作者：崔筱 張生珍，崔筱係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後、張生珍係北京語言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