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青年論壇】

　　編者按

　　在人類文明的曆史長河中，標誌性建築猶如璀璨的明珠散落在世界各地。它們(men) 不僅(jin) 是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更是代表各國文化的符號和象征，被稱作“凝固的記憶”。隨著西方新史學的發展，標誌性建築越來越受到曆史學家的關(guan) 注，從(cong) 其內(nei) 涵與(yu) 演變到功能與(yu) 意義(yi) 都得到了進一步闡釋。那麽(me) ，標誌性建築是如何形成的？對史學研究有何意義(yi) ？它與(yu) 文化記憶、民族認同和國家建構之間存在何種聯係？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標誌性建築對各國以及世界又有何現實意義(yi) ？圍繞這些問題，我們(men) 邀請了幾位青年學者，結合自己研究的對象國，分享各自的看法。

　　與(yu) 談人

　　呂昭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曆史係副教授

　　胡莉 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講師

　　信美利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李威 北京大學曆史學係博士研究生

　　1.標誌性建築的形成和演進

　　主持人：請各位學者結合自己的研究領域，分別介紹英國、法國、意大利有哪些標誌性建築，並舉(ju) 例說明某一個(ge) 代表性建築的形成和演進史。

　　胡 莉：一般來說，一個(ge) 國家的標誌性建築，其“標誌性”不隻表現在建築風格與(yu) 美學意義(yi) 層麵，還包括內(nei) 在傳(chuan) 遞出來的特殊信息。英國有不少標誌性建築，如威斯敏斯特宮、倫(lun) 敦塔、特拉法加廣場、聖保羅大教堂、帝國戰爭(zheng) 博物館（群）等。其中，帝國戰爭(zheng) 博物館（群）因近年來對戰爭(zheng) 的紀念與(yu) 記憶活動而格外顯眼。1917年3月5日，英內(nei) 閣批準建立一座國家戰爭(zheng) 博物館，1918年改稱“帝國戰爭(zheng) 博物館”。起初，該博物館無固定館址。1920年成為(wei) 國家機構後，擇水晶宮為(wei) 固定館址，宗旨是紀念為(wei) 戰爭(zheng) 作出犧牲的人們(men) ，而非慶祝勝利。該博物館於(yu) 1924年搬到南肯辛頓，1936年搬到現址蘭(lan) 貝斯路。二戰爆發後，該博物館開始記錄新的大戰，館體(ti) 則遭到空襲毀壞，戰後予以重建。英帝國解體(ti) 後，該館大規模擴建。目前已包括五座，三座在倫(lun) 敦（包括老館），一座在劍橋，一座在曼徹斯特。其中，2002年開放的曼徹斯特北館，因精心選址以及建築的象征性設計（地球在戰爭(zheng) 衝(chong) 突中碎裂成為(wei) 一座博物館），成為(wei) 英國的新標識，並具有國際知名度。

　　呂 昭：法國的標誌性建築數量眾(zhong) 多，大致可以區分出兩(liang) 類。第一類具有鮮明的國家性象征意義(yi) ，甚至被作為(wei) 法國國家形象的標誌，比如巴黎聖母院、凱旋門、埃菲爾鐵塔等；第二類更多地被作為(wei) 地方性的象征，例如阿維尼翁的教皇宮、阿爾比的大教堂等。不過，國家性和地方性的象征意義(yi) 並不相互排斥，有些建築既具有國家性也具有地方性。它們(men) 之所以成為(wei) 標誌性建築，除了與(yu) 國家、地方政府、行業(ye) 團體(ti) 以及其他社會(hui) 群體(ti) 對建築本身的保護密切相關(guan) ，還與(yu) 建築曾承擔的曆史職能和承載的曆史意義(yi) 有著密切關(guan) 係。

　　以蘭(lan) 斯大教堂為(wei) 例，其所具有的標誌性含義(yi) 與(yu) 法國曆史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guan) 。在公元500年左右蘭(lan) 斯主教雷米為(wei) 法蘭(lan) 克人國王克洛維施洗及之後的很長時間裏，它並未享有特別的聲譽。直到11世紀，卡佩王朝將統治合法性追溯到克洛維受洗和加洛林王朝虔誠者路易在蘭(lan) 斯大教堂的加冕，法國國王必須要在蘭(lan) 斯大教堂由蘭(lan) 斯大主教加冕並施行塗油禮才成為(wei) 傳(chuan) 統。從(cong) 1027年到1825年，除亨利四世與(yu) 路易十八外，所有的法國國王都在蘭(lan) 斯大教堂加冕並塗聖油。8個(ge) 世紀的政治傳(chuan) 統把蘭(lan) 斯大教堂塑造成了法國曆史的起點和王權神聖性的標誌。一戰期間，蘭(lan) 斯大教堂遭到德軍(jun) 猛烈轟炸，整個(ge) 建築的60%被破壞，激發了法國保衛民族曆史的鬥誌。1945年，納粹德軍(jun) 在蘭(lan) 斯簽署無條件投降書(shu) ；1962年，戴高樂(le) 在蘭(lan) 斯接見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強調法德和解的共識，蘭(lan) 斯這座城市及其大教堂又被賦予了歐洲和平的意義(yi) 。

　　信美利：意大利的標誌性建築數量龐大，從(cong) 縱向曆史時期來看，大致可分為(wei) 古羅馬、中世紀和文藝複興(xing) 、近現代、當代等幾類；從(cong) 橫向地域分布來看，每個(ge) 城市的標誌性建築都可以自成一派，具有較高的辨識度。比如，羅馬鬥獸(shou) 場、萬(wan) 神廟，佛羅倫(lun) 薩舊宮、烏(wu) 菲齊宮，比薩斜塔等。

　　以羅馬萬(wan) 神廟為(wei) 例，最初為(wei) 紀念奧古斯都打敗安東(dong) 尼和克婁帕特拉而建，公元80年被大火焚毀，128年得以重建。在整個(ge) 古羅馬時代，其大小神龕中供奉羅馬諸神，而逝去的羅馬皇帝更被作為(wei) 萬(wan) 神之首供奉於(yu) 此。中世紀時被改作基督教堂，文藝複興(xing) 時成為(wei) 著名藝術家和建築師公墓。1878年，意大利統一後第一任國王、“祖國之父”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去世，選擇在萬(wan) 神廟舉(ju) 行盛大葬禮並安葬於(yu) 此，引發人們(men) 對古羅馬帝國以及文藝複興(xing) 光輝曆史的追憶，更是將領導統一的國王與(yu) 古代英雄偉(wei) 人並列。新的民族國家在精神層麵被賦予神聖意義(yi) ，而萬(wan) 神廟作為(wei) 羅馬地標的同時也成為(wei) 祖國的象征。

　　　2.學者們(men) 如何研究標誌性建築

　　主持人：上述建築尤其是標誌性建築何時進入史學家的研究視野，對史學研究具有哪些意義(yi) 呢？

　　胡 莉：在英國，建築史學家起初主要關(guan) 注標誌性建築在結構、風格、審美等方麵的“標誌性”。19世紀末，他們(men) 開始關(guan) 注“建築科學的哲學史”，試圖尋找建築設計的藝術原則與(yu) 抽象的人文理念。20世紀上半葉，受到戰爭(zheng) 的影響，英國一些具有紀念意義(yi) 的曆史建築被摧毀，激發了建築史學家大量撰寫(xie) 建築曆史並強調其人文意義(yi) 的積極性。這股潮流一直延續到70年代末。進入90年代，標誌性建築進一步得到史學家的關(guan) 注，研究重點出現明顯變化，主題集中在紀念、記憶、認同、空間等，研究方法具有多學科屬性，相關(guan) 成果在近20年不斷增長。其中，帝國戰爭(zheng) 博物館是重點研究對象之一，研究者不僅(jin) 探究其成立與(yu) 不斷擴建的緣由，而且還探究其所呈現的戰爭(zheng) 的曆史與(yu) 記憶的關(guan) 係，以及建築本身的象征意義(yi) 與(yu) 曆史、記憶的關(guan) 係。對標誌性建築的研究，是記憶理論與(yu) 史學的文化轉向共同作用的結果，拓展了史學研究領域，促使史學吸納其他學科的理論與(yu) 方法，但也因其近乎文學的、藝術的、過度解構的乃至失真的特點而對史學的求真根本帶來重大挑戰。

　　呂 昭：廣義(yi) 地說，建築一直存在於(yu) 史學研究中。有關(guan) 曆史事件的討論都不免要說明事件發生的地點，因此，建築經常作為(wei) 事件發生的空間背景出現在史學研究中。此外，在有關(guan) 政治、經濟和宗教體(ti) 係的研究中，權力機構所在的建築經常被用來指代權力機構本身，例如凡爾賽宮是舊製度時期絕對王權的標誌。狹義(yi) 地說，從(cong) 事建築史、藝術史研究的學者一直將建築本身作為(wei) 研究對象，考察其建造技術、藝術風格等。

　　20世紀下半葉，曆史人類學興(xing) 起，以年鑒學派為(wei) 代表的曆史學家開始研究空間與(yu) 權力的關(guan) 係，建築作為(wei) 空間的構成要素拓展了傳(chuan) 統史學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心態的研究維度。例如，年鑒學派的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從(cong) 中世紀城市的標誌建築鍾樓看到了城市從(cong) 教會(hui) 時間向商人時間的曆史轉變，進而解讀出了商人群體(ti) 對城市經濟、社會(hui) 和政治的主導。到20世紀80年代，對標誌性建築象征意義(yi) 的探討構成了史學研究“記憶轉向”的重要部分。標誌性建築作為(wei) 記憶載體(ti) 對法國民族身份構建的作用，在法國史學家皮埃爾·諾拉主編的《記憶之場》中得到了充分論述，豐(feng) 富了史學界對記憶載體(ti) 多樣性的認識，體(ti) 現了記憶史研究對象的多元性特點。

　　主持人：近年來記憶研究方興(xing) 未艾，從(cong) 法國史學家莫裏斯·哈布瓦赫到皮埃爾·諾拉，再到德國學者揚·阿斯曼，他們(men) 的理論都將建築視作記憶的重要載體(ti) 或場所。如何理解標誌性建築與(yu) 文化記憶的關(guan) 係呢？

　　胡 莉：的確，記憶研究已經在許多人文學科中興(xing) 起，有關(guan) 術語甚至擴散到學術之外的政治、社會(hui) 、文化領域。盡管哈布瓦赫提出的是“集體(ti) 記憶”理論，諾拉強調個(ge) 體(ti) 與(yu) 集體(ti) 的記憶，揚·阿斯曼凸顯的是“文化記憶”理論，但他們(men) 都指出，某些曆史已經成為(wei) 記憶，記憶本身多變、易逝，其隻有附著在一些有形或無形的事物上才能延續。

　　這些事物中就包含了建築，其與(yu) 紀念碑、墓地、慶典、神話、文本等一樣凝結著某種意義(yi) ，能夠觸發人們(men) 的記憶。就標誌性建築與(yu) 文化記憶的具體(ti) 關(guan) 係，揚·阿斯曼並未專(zhuan) 門論述。事實上，文化記憶多以過去發生的重大事件為(wei) 對象，因此標誌性建築很容易成為(wei) 文化記憶的媒介，通過發揮坐標功用，幫助文化記憶塑造集體(ti) 身份認同。可以說，標誌性建築與(yu) 文化記憶具有天然親(qin) 近甚至合一的關(guan) 係。

　　呂 昭：哈布瓦赫提出的“集體(ti) 記憶”概念，將“記憶”從(cong) 生理性範疇帶入到了社會(hui) 性範疇。諾拉則將“集體(ti) 記憶”引入曆史學，通過“記憶之場”的研究提出了“曆史記憶”對民族身份構建的影響。阿斯曼在“集體(ti) 記憶”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文化記憶”，突出對記憶意義(yi) 的傳(chuan) 承和以此為(wei) 基礎的身份認同。

　　標誌性建築與(yu) 文化記憶都是曆史與(yu) 當下交織的產(chan) 物，標誌性建築既是文化記憶的載體(ti) 也是文化記憶的內(nei) 容。一方麵，標誌性建築保存了記憶的物質片段，是文化記憶的具體(ti) 化形式之一；另一方麵，標誌性建築可以反映建造時代的曆史特征，及其在國家形象和民族身份形成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信美利：通過文化記憶，人們(men) 得以確立自我形象，建立並培養(yang) 共同的身份和歸屬感。這樣的文化記憶需借助多種媒介，標誌性建築便是其中一種。有些標誌性建築作為(wei) 曆史事件發生的地點，將有關(guan) 過去的記憶儲(chu) 藏下來，在特定時候，記憶會(hui) 被激發出來並被賦予新的社會(hui) 和曆史意義(yi) 。比如一直作為(wei) 羅馬帝國標誌的鬥獸(shou) 場，曾兩(liang) 次遭強震損壞；中世紀之初，其中柱石、雕刻等陸續被教皇和貴族拆去建造府邸及教堂；18世紀中葉，因其曾是早期基督徒殉難“聖地”而被賦予宗教神聖色彩。進入21世紀，教皇可以在此豎立十字架舉(ju) 行複活節彌撒，意大利政府也可以在此設置巨幅國旗、舉(ju) 行國慶紀念儀(yi) 式來喚起民眾(zhong) 的愛國熱情。就此而言，標誌性建築不僅(jin) 連通過去與(yu) 當下，還有可能同時具有多重文化記憶屬性。

　　主持人：正如皮埃爾·諾拉指出，這些文化記憶最終將指向國家與(yu) 民族的“記憶場所”，這一過程也正是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所說的構建“想象的共同體(ti) ”。這些國家是如何通過標誌性建築來塑造本民族的身份與(yu) 文化認同呢？

　　呂 昭：首先，為(wei) 標誌性建築增添強調民族身份和認同的元素。現在的法國總統府愛麗(li) 舍宮原本是貴族府邸，從(cong) 19世紀開始成為(wei) 法國最高權力機構所在地。隨著高盧雄雞這一形象逐漸成為(wei) 法蘭(lan) 西民族的象征，第三共和國在愛麗(li) 舍宮朝向加布裏埃爾大道的大門上豎立了一座金色的公雞雕像，至今仍是人們(men) 最為(wei) 熟悉的法國標誌之一。其次，保護和修複標誌性建築，使其具有的身份和文化意義(yi) 得以延續。19世紀，法國著名建築師歐仁·維奧萊-勒-迪克主持修複了一大批曆史建築，包括巴黎聖母院等許多在法蘭(lan) 西民族身份中具有重要政治和文化意義(yi) 的建築。最後，在標誌性建築中舉(ju) 行紀念儀(yi) 式，通過儀(yi) 式向民眾(zhong) 傳(chuan) 播民族情感，深化國家認同。例如，每年11月11日，法國總統都會(hui) 在凱旋門下舉(ju) 行紀念一戰結束的儀(yi) 式，為(wei) 一戰無名戰士墓敬獻花籃，紀念為(wei) 保衛法國犧牲的軍(jun) 人。

　　信美利：意大利民族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塑造源於(yu) 19世紀初開始的複興(xing) 運動，起初一批中產(chan) 階級知識分子通過詩歌、劇作、小說等形式，宣揚民族主義(yi) 和愛國主義(yi) 。1861年意大利王國成立，1870年實現領土統一，隨後展開長達數十年的“塑造意大利人”的工程。在此過程中，標誌性建築以及在這些建築中舉(ju) 行節日慶典成為(wei) 塑造意大利國民認同的重要手段。比如，1885年至1911年，在卡皮托爾山興(xing) 建維克托·伊曼紐爾二世紀念堂，使其成為(wei) 展現意大利精神的“祖國聖壇”。意大利國慶、統一紀念日等盛大活動，選擇在鬥獸(shou) 場或伊曼紐爾二世紀念堂前舉(ju) 行。標誌性建築如同意大利國旗和其他重要象征物一樣，被反複烙印在意大利人的集體(ti) 記憶中。

　　3.標誌性建築的現實意義(yi)

　　主持人：一個(ge) 國家的標誌性建築將過去與(yu) 現在甚至是未來相聯係，承載著文化記憶，構建了民族認同。在經濟全球化不可逆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愈發重視對建築等曆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體(ti) 現了民族文化的延續與(yu) 發展。在今人看來，這些標誌性建築還具有哪些現實意義(yi) 呢？

　　胡 莉：首先，英國通過構建曆史文化遺產(chan) 話語體(ti) 係、保護曆史文化遺產(chan) 的行動以及打造新標誌性建築，起到塑造自身形象與(yu) 增強國家軟實力的作用。其次，隨著保護權下放到地方，標誌性建築越來越具有地方與(yu) 國家雙重屬性，起到連接個(ge) 人、地方與(yu) 國家的作用。再次，公眾(zhong) 通過監督管理、誌願服務、學習(xi) 參觀等方式，參與(yu) 包括標誌性建築在內(nei) 的曆史文化遺產(chan) 保護，提升了自身科學文化素養(yang) 。最後，依托曆史文化遺產(chan) 資源，大力發展旅遊業(ye) ，創造了就業(ye) 崗位，推動了地方和國家經濟發展。

　　信美利：在人員、資本、物資等加速流通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國家重視包括標誌性建築在內(nei) 的曆史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意大利對建築遺產(chan) 的保護，總體(ti) 上堅持“史實性留存、真實性保護”原則，盡可能保留其中所擁有的全部曆史信息，對原有古建築進行最小幹預。比如對羅馬鬥獸(shou) 場的保護性修複，僅(jin) 對較危險的結構進行審慎修補，采用與(yu) 建築外觀形成明顯對比的紅磚材料，使人們(men) 能清晰識別古代部分與(yu) 現代部分。通過保護這些建築遺產(chan) ，旨在提高全民族特別是青年一代的文化素質，在全社會(hui) 營造一種熱愛與(yu) 保護曆史文化遺產(chan) 的風氣；樹立國家形象，參與(yu) 國際文化競爭(zheng) ；促進意大利文化旅遊產(chan) 業(ye) 的發展，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

　　呂 昭：除了上述標誌性建築對本國民眾(zhong) 記憶塑造的作用外，我們(men) 還要看到，標誌性建築具有對外傳(chuan) 播本國文化與(yu) 記憶的功能。現在許多人可以走出國門參觀、遊覽其他國家的標誌性建築，了解它們(men) 代表的曆史與(yu) 民族文化。例如，法國埃菲爾鐵塔、巴黎聖母院、凱旋門每年都吸引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因此，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發展，標誌性建築也成為(wei) 不同文化交匯的場域，推動具有不同文化記憶和民族身份的人們(men) 相互了解。

　　雖然各個(ge) 國家都致力於(yu) 通過標誌性建築塑造出獨特的文化記憶和民族身份，但是，標誌性建築所承載文化意義(yi) 還包含著可以被全人類共享的精神價(jia) 值。從(cong) 建築本身來看，它們(men) 體(ti) 現了人類不同群體(ti) 、不同曆史階段的智慧、技術和審美觀念，是人類文化史的重要遺產(chan) ，也是現代建築、藝術創新的靈感來源之一。從(cong) 建築被賦予的意義(yi) 來看，二戰以來許多國家都通過標誌性建築表達了對世界和平的珍視與(yu) 紀念。例如，原本為(wei) 彰顯法國軍(jun) 事勝利與(yu) 榮耀而修建的凱旋門就被賦予了和平的意涵。

　　（本版編輯周曉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