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追“思”13】

　　推動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創新發展

　　——孫伯鍨哲學思想與(yu) 貢獻研究

　　作者：唐正東(dong) （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係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孫伯鍨（1930—2003），我國著名哲學家。早年在華東(dong) 團工委機關(guan) 工作。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1958年畢業(ye) 後在北京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哲學係辯證唯物主義(yi) 教研室任教。1975年調入南京大學哲學係，先後任哲學係副主任、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後擔任江蘇省哲學學會(hui) 會(hui) 長、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等。孫伯鍨致力於(yu) 從(cong) 文本解讀與(yu) 學理分析、理論反思與(yu) 實踐探索相統一的角度，深化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實踐性及開放性的認識，取得了重要的學術成果和廣泛的社會(hui) 影響。

　　我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創新發展，不僅(jin) 使中國學者的聲音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為(wei) 講好中國故事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礎，而且為(wei) 從(cong) 哲學的角度研究和闡釋黨(dang) 的創新理論提供了重要學術支撐。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位自覺把畢生的學術努力與(yu)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事業(ye) 聯係在一起的學者，他就是始終致力於(yu) 推動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創新發展的著名哲學家孫伯鍨。

　　　學術報國的哲學人生

　　1930年6月14日，孫伯鍨出生在江蘇泰興(xing) 的一個(ge) 較為(wei) 富裕的農(nong) 民家庭。少年時期曾閱讀《辯證唯物論》等進步書(shu) 籍，雖不能完全理解，但“頗感新奇”。新中國成立後，他閱讀了列寧的《唯物主義(yi) 和經驗批判主義(yi) 》，毛澤東(dong) 同誌的《新民主主義(yi) 論》《改造我們(men) 的學習(xi) 》等文章，“產(chan) 生了濃厚的理論興(xing) 趣”。1950年，孫伯鍨加入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1951年他從(cong) 蘇北泰興(xing) 中學高中畢業(ye) 後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學物理係，後服從(cong) 組織派遣參加華東(dong) 團校第五期學習(xi) ，結業(ye) 後留在華東(dong) 團工委機關(guan) 工作。在此期間，他利用業(ye) 餘(yu) 時間反複閱讀了《唯物主義(yi) 和經驗批判主義(yi) 》、《資本論》第1卷、《毛澤東(dong) 選集》第1-3卷、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yi) 基礎》《蘇聯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問題》、普列漢諾夫的《論一元論曆史觀的發展》等著作，並做了詳細摘要。

　　1954年，孫伯鍨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想增進對曆史知識的了解，擴展哲學思考的知識基礎”。1958年畢業(ye) 後留校任政治理論教研室教師，1959年改任哲學係辯證唯物主義(yi) 教研室教師。從(cong) 1962年開始，孫伯鍨係統講授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經典著作《德意誌意識形態》，這在當時的國內(nei) 學界尚屬首次。在此期間，他對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著作進行了係統研讀，寫(xie) 下了數十萬(wan) 字的講稿、摘要和筆記，並在《教學與(yu) 研究》、光明日報等報紙雜誌上發表了《關(guan) 於(yu) 形式和內(nei) 容的幾個(ge) 問題》《相對真理和絕對真理》《一分為(wei) 二與(yu) 合二為(wei) 一》等文章，初步展現了他運用唯物辯證法解讀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本範疇的研究成果。

　　1975年，孫伯鍨調入南京大學哲學係工作。粉碎“四人幫”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教學與(yu) 研究工作之中。從(cong) 1978年開始，他主持開設了係統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課程，完成了40餘(yu) 萬(wan) 字的馬克思恩格斯部分的哲學史講稿，還運用自己紮實的專(zhuan) 業(ye) 知識，對當時理論界出現的一些不同觀點提出了自己的獨到看法。在《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的幾個(ge) 理論問題》一文中，孫伯鍨明確指出把資產(chan) 階級的形式民主當作不可超越的界限的看法是錯誤的，必須突破資產(chan) 階級民主的界限並徹底發揮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的優(you) 越性。在《沒有現代化的大生產(chan) 就沒有完全的社會(hui) 主義(yi) 》一文中，他清晰強調了在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問題上，把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改造和生產(chan) 力的革命緊密結合起來是馬克思主義(yi) 最基本的觀點。

　　1981年之後的20多年是孫伯鍨學術研究的黃金期。他是國內(nei) 學界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學科建設的主要推動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上半葉，他除了在南京大學哲學係主持開設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課程外，還受邀到安徽大學哲學係講授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課程，並分別在1982年、1986年出版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第1-2卷（與(yu) 金隆德等人合作）。1985年，他所著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書(shu) 重點闡述了馬克思恩格斯為(wei) 創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而進行的理論探索及哲學革命曆程，是當時國內(nei) 學界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的專(zhuan) 著之一。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至90年代初，孫伯鍨作為(wei) 編委會(hui) 的主編，主持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曆史與(yu) 現狀》（3卷本）的出版工作，為(wei) 國內(nei) 高校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課程的教材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991年，孫伯鍨與(yu) 莊福齡共同主編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第2卷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進一步推動了國內(nei) 高校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的教學與(yu) 研究工作。2001年，他與(yu) 張一兵共同主編的《走進馬克思》一書(shu) ，因其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基本理論與(yu) 方法所作出的係統性、原創性的研究與(yu) 闡釋，對國內(nei) 學界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及哲學原理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國內(nei) 學界深化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的研究始終與(yu) 對國外各種哲學思潮的批判聯係在一起。20世紀80至90年代，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西方學界的各種觀點也隨之進入國內(nei) 學界。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yi) 的科學方法來準確分析與(yu) 評價(jia) 這些學術流派和觀點，成了擺在國內(nei) 學術界麵前的一項重要任務。孫伯鍨積極投身到這項工作中去。他在1987年出版了《西方最新哲學流派20講》（與(yu) 張一兵合作），係統闡釋與(yu) 評價(jia) 了西方學界較為(wei) 流行的各種學術觀點。1992年，他出版了《西方“馬克思學”》（與(yu) 曹幼華等人合作），對國外學界的所謂“馬克思學”的觀點與(yu) 方法進行了深刻梳理與(yu) 剖析。1999年，他出版了學術專(zhuan) 著《盧卡奇與(yu) 馬克思》，運用曆史唯物主義(yi) 方法論對盧卡奇與(yu) 馬克思在物化與(yu) 異化等11個(ge) 問題上的觀點之間的區別和聯係進行了深入探析，此書(shu) 作為(wei) 盧卡奇哲學思想研究的代表作，在學界產(chan) 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孫伯鍨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研究還與(yu) 對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ye) 的理論探討緊密聯係在一起。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事業(ye) 在探索中不斷向前，實踐的發展也給理論界提出了諸多需要加以回答的問題。孫伯鍨在1988年（與(yu) 童星、嚴(yan) 強合作）出版了《在反思和探索中前進》一書(shu) ，從(cong) 唯物辯證法的角度對現實實踐中碰到的問題作出了深刻解讀和分析。20世紀90年代中葉，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推進，如何從(cong) 哲學的角度深入闡釋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理論基礎，成了中國學界必須麵對的理論任務。1995年，他主編的《現實與(yu) 哲學——論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的哲學基礎》一書(shu) ，就從(cong) 哲學的角度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的學術基礎進行深入解讀，推動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時代化和大眾(zhong) 化。

　　回顧孫伯鍨的學術人生，他不僅(jin) 始終致力於(yu) 深化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實踐性和開放性的認識，並以此來推動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創新發展，而且還自覺以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方法論闡釋和解讀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以學術報國。

　　　闡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

　　深入闡發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不僅(jin) 是中國學術自信自強的表現，而且也是中國的現代化實踐對哲學理論提出的要求。自改革開放以來，如何以中國學者的獨立思考深刻把握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本質，並以此在國際學界充分彰顯中國學術的聲音，一直是孫伯鍨認真思考的問題。

　　20世紀80年代中葉之前，蘇聯學者在青年馬克思哲學發展史研究中的“一次轉變說”，即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就在哲學上完成了從(cong) 唯心主義(yi) 向唯物主義(yi) 的徹底轉變，並由此創立了曆史唯物主義(yi) 的觀點，在當時的中國學界有很大影響力。孫伯鍨經過縝密的學術研究，認為(wei) 這種觀點不管在文本依據上還是在學理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在1985年出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書(shu) 中，他明確提出了青年馬克思思想發展中的“兩(liang) 次轉變說”，即馬克思在《德法年鑒》時期完成了從(cong) 唯心主義(yi) 向一般唯物主義(yi) 的轉變、在《關(guan) 於(yu) 費爾巴哈的提綱》時期完成了從(cong) 一般唯物主義(yi) 向曆史唯物主義(yi) 的轉變的觀點。

　　孫伯鍨指出，提出這種新觀點是有以下兩(liang) 點原因的：其一，隻有清晰看到這兩(liang) 次轉變之間的不同，才能更加準確地把握住第二次轉變的結果即曆史唯物主義(yi) 理論的深刻內(nei) 涵。費爾巴哈式的一般唯物主義(yi) 哲學雖然在自然觀上堅持了唯物論原則，但在社會(hui) 曆史領域仍然無法擺脫唯心主義(yi) 哲學的影響，其根本問題在於(yu) 沒有從(cong) 現實實踐過程的角度來解決(jue) 應有的人性與(yu) 現實的個(ge) 人、理想與(yu) 現實之間的對立統一關(guan) 係。如果基於(yu) 這種一般唯物主義(yi) 觀點，那麽(me) ，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運動就不可能被理解為(wei) 現實社會(hui) 曆史發展的必然產(chan) 物，而隻可能被解讀為(wei) 某種人性或理想要素的異化和重新實現的過程。而馬克思在上述第二次轉變中所建構的，是科學闡釋上述對立統一關(guan) 係的哲學基礎即曆史唯物主義(yi) 哲學。因此，“兩(liang) 次轉變說”所闡發的曆史唯物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是與(yu) 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的深層內(nei) 涵相契合的，而“一次轉變說”是無法達到這一理論層麵的。其二，“兩(liang) 次轉變說”在研究方法上體(ti) 現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研究應該提倡的深層曆史解讀法，即通過對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的文本展開係統的、曆史性的解讀，來得出關(guan) 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史的結論，而不是像主張“一次轉變說”的蘇聯學者那樣，僅(jin) 憑對列寧關(guan) 於(yu) 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某種提法所作的孤立解讀，就簡單得出結論。

　　與(yu) “兩(liang) 次轉變說”相呼應的是關(guan) 於(yu) 青年馬克思在第二次思想轉變時期尤其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存在著兩(liang) 條並列的邏輯思路的觀點，即“兩(liang) 條邏輯說”。孫伯鍨認為(wei) ，青年馬克思思想發展進程中不存在法國結構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者阿爾都塞所說的那種“認識論斷裂”，即在《關(guan) 於(yu) 費爾巴哈的提綱》與(yu)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之間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問題範式；也不像西方人本主義(yi) 馬克思主義(yi) 者所說的那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一部成熟的曆史唯物主義(yi) 著作，而馬克思之後的作品隻是這一著作邏輯思路的自然延伸。要想準確把握住這一點，必須清晰看到《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文本中的邏輯思路不是單調的，而是複調的。孫伯鍨指出，馬克思的這一文本中的確具有異化勞動的邏輯線索，而且它還是占據主導地位的。但我們(men) 不能因此就把它界定為(wei) 一部徹頭徹尾的人本主義(yi) 著作，因為(wei) 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同時還擁有一條對象化勞動的邏輯線索。這種對象化勞動所建構的工業(ye) 進程，正是人實現其自由的現實基礎。這裏所表現出來的已經不是抽象的人本主義(yi) 邏輯思維，而是現實的曆史主義(yi) 邏輯思路。盡管這一思路在此時馬克思的文本中還不占主導地位，但如果因此而忽略了它的存在，那就既無法把握住馬克思後來的實踐範疇的思想源頭，又無法深刻地領悟青年馬克思思想發展的豐(feng) 富內(nei) 涵了。

　　孫伯鍨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之科學性的闡釋還體(ti) 現在他對盧卡奇哲學思想的深刻解讀上。20世紀90年代，盧卡奇的《曆史與(yu) 階級意識》在國內(nei) 學界引起廣泛關(guan) 注，它不僅(jin) 被認為(wei) 是盧卡奇作為(wei) 西方馬克思主義(yi) 的開創者的代表性著作，而且，其中的物化等思想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國內(nei) 學界對馬克思資本批判理論的解讀。針對這種情況，孫伯鍨在《盧卡奇與(yu) 馬克思》一書(shu) 中明確提出要糾正學界在此項研究中的兩(liang) 個(ge) 基本誤區：一是把盧卡奇簡單化，隻看到《曆史與(yu) 階級意識》中的青年盧卡奇而看不到他在後期的《關(guan) 於(yu) 社會(hui) 存在的本體(ti) 論》中向馬克思主義(yi) 立場的轉變；二是看不到盧卡奇與(yu) 馬克思哲學思想之間的相似性與(yu) 差異性，從(cong) 而對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產(chan) 生誤解。他堅持認為(wei) “要說清這些問題，非深入馬克思的一手文獻不可，如果不懂馬克思就試圖說清‘西方馬克思主義(yi) ’是不可能的”。孫伯鍨通過對物化和異化、自在之物和曆史客體(ti) 等11個(ge) 問題的剖析，詳細闡述了盧卡奇與(yu) 馬克思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本問題上的區別與(yu) 聯係，捍衛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與(yu) 真理性。

　　　探索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實踐性

　　在孫伯鍨看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除了理論維度上的科學性之外，還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即運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方法論，來深入剖析與(yu) 闡釋現實實踐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問題。通過對20世紀80至90年代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所麵對的各種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哲學解讀，孫伯鍨很好地貫徹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這種實踐性原則。

　　20世紀80年代下半葉，隨著我國經濟體(ti) 製改革進程的推進，理論界在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方向問題上展開了熱烈討論，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孫伯鍨從(cong) 辯證唯物主義(yi) 和曆史唯物主義(yi) 方法論的角度入手，對推進經濟體(ti) 製改革與(yu) 遵循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規律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刻剖析。他不僅(jin) 出版了《在反思和探索中前進》等著作，而且還發表了多篇學術文章。在《對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規律的再認識》一文中，孫伯鍨明確指出，當前的經濟體(ti) 製改革必須遵循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客觀規律，因為(wei) 它所要解決(jue) 的各種問題都包括在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體(ti) 係的範圍內(nei) ，經濟體(ti) 製改革所要麵對的是當下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中尚缺乏能夠有力推動生產(chan) 力發展的中介和機製。因此，我們(men) 隻有一方麵健全和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體(ti) 係，另一方麵發展強大的物質生產(chan) 力，才能保證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同誌的南方談話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向一個(ge) 新階段，同時也從(cong) 解放思想和實事求是的角度對理論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孫伯鍨在《鄧小平哲學思想的核心是堅定的唯物主義(yi) 》等文章中，從(cong)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角度對實踐論與(yu) 唯物論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過程中目標與(yu) 手段的關(guan) 係等問題進行了深入闡釋。孫伯鍨指出，首先，我們(men) 要準確把握住馬克思主義(yi) 實踐論的唯物主義(yi) 基礎。馬克思主義(yi) 所講的實踐決(jue) 不是理想化的、自由選擇和自由設計的實踐，而是“由需要和外在目的規定要做”並處於(yu) 一定的自然必然性和社會(hui) 必然性支配之下的實踐，對於(yu) 這樣的實踐必須用徹底的唯物主義(yi) 精神來加以考察。以毛澤東(dong) 同誌為(wei) 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與(yu) 建設的一段時期內(nei) ，自覺地從(cong) 曆史唯物主義(yi) 的角度來理解中國革命與(yu) 建設的實踐，把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與(yu) 中國的具體(ti) 實際科學結合起來，因而帶領中國人民取得了重大的曆史成就。其次，我們(men) 還要全麵理解唯物論與(yu) 實踐論之間的辯證關(guan) 係。鄧小平同誌在南方談話中強調，在涉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的手段與(yu) 方法的選擇上，關(guan) 鍵要看是否有利於(yu) 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力和綜合國力的增長，而不能糾結於(yu) 姓“社”還是姓“資”的抽象爭(zheng) 論。計劃經濟不等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在孫伯鍨看來，這不僅(jin) 是對傳(chuan) 統經濟觀念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深化了對目標與(yu) 手段的關(guan) 係這一哲學問題的認識。到底應該根據目標來規定手段，還是根據客觀實際來選擇手段和方法，這在當時的學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孫伯鍨指出，在處理目標與(yu) 手段的辯證關(guan) 係時必須遵循徹底的唯物辯證法。如果一味地強調根據目標來規定手段和方法，就容易變成脫離實際的空想主義(yi) 。而如果完全不考慮社會(hui) 主義(yi) 的方向和目標，隻強調根據實際條件尋求發展經濟的途徑和手段，那就可能把社會(hui) 主義(yi) 的目標束之高閣。“正確的解決(jue) 辦法應當是以社會(hui) 主義(yi) 目標為(wei) 導向，以我國的具體(ti) 國情和內(nei) 外條件為(wei) 出發點，用嚴(yan) 格科學的精神來選擇和論證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途徑、手段和方法。”孫伯鍨在解讀目標與(yu) 手段的辯證法時，把對唯物論與(yu) 實踐論之辯證關(guan) 係的理解放置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這一特定“具體(ti) 實際”的層麵上加以深化，實際上是在推進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並取得了重要的理論成果。

　　20世紀90年代下半葉，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不斷推進，學界關(guan) 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方式、市場經濟規律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規律的關(guan) 係等問題的討論也在不斷展開，不同的學者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些觀點甚至是截然對立的。在這樣的語境中，孫伯鍨發表了《運用“兩(liang) 論”思想研究當前的社會(hui) 矛盾》等文章，明確提出了在研究當下所麵臨(lin) 的各種社會(hui) 矛盾和問題時，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他看來，“兩(liang) 論”集中了毛澤東(dong) 哲學思想的精華，《實踐論》講的是辯證唯物主義(yi) 的認識論，《矛盾論》講的是唯物主義(yi) 的辯證法，兩(liang) 者合起來就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認識中國社會(hui) 、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思想路線、認識路線和工作方法。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毛澤東(dong) 同誌運用“兩(liang) 論”思想，通過準確把握國內(nei) 形勢及主要矛盾的新變化，提出了一係列創新性的新思想和新策略，帶領中國人民成功奪取了新民主主義(yi) 革命的偉(wei) 大勝利。當我們(men) 今天在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遭遇各種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時，我們(men) 也要嚴(yan) 格遵循“兩(liang) 論”等經典文本中主張的馬克思主義(yi) 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孫伯鍨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曆史創舉(ju) 。對於(yu) 市場經濟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這種結合必須加以自覺的引導，進行必要和適當的調節，以保證市場經濟按照社會(hui) 主義(yi) 的方向發展。要做到這一點，關(guan) 鍵在於(yu) 如何學會(hui) 運用“兩(liang) 論”思想，運用矛盾分析的方法來正確地、妥善地解決(jue) 當前所麵臨(lin) 的各種問題。他強調：“我們(men) 既不讚成借鞏固社會(hui) 主義(yi) 之名來反對市場經濟，扼殺市場經濟，也不讚成以發展市場經濟為(wei) 名，來瓦解社會(hui) 主義(yi) ，埋葬社會(hui) 主義(yi) 。”

　　在孫伯鍨看來，要想解決(jue) 這一問題，就必須在理論上完成從(cong) 對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認知，向對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規律的探索的轉變。應該說，這是他推進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中國化的另一個(ge) 理論成果。他指出，在一般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zheng) 當然是絕對的規律。但社會(hui) 主義(yi) 的市場經濟體(ti) 製除了需要競爭(zheng) 外，還需要協作和聯合，否則，地區差別就會(hui) 越來越大，貧富分化就會(hui) 愈演愈烈，社會(hui) 分配不公的現象就會(hui) 日益突出，由此引發的社會(hui) 矛盾就會(hui) 更加尖銳。這不僅(jin) 會(hui) 直接威脅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會(hui) 使經濟的持續發展成為(wei) 不可能。因此，他指出：“如果說競爭(zheng) 是市場經濟的自然法則，那麽(me) 根據基本製度的要求，這條法則卻不能不按照社會(hui) 主義(yi) 的原則而加以適當的、合理的約束。這就是說，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men) 不能隻看到市場經濟規律這一個(ge) 方麵，還應當看到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規律的另一個(ge) 方麵。必須把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統一起來，結合起來，使市場經濟規律在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經濟規律的約束和指導下發揮作用。”在深化對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規律的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和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規律的認識，是孫伯鍨在這一領域所進行的理論研究的鮮明特征。

　　　研究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開放性

　　孫伯鍨非常注重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之開放性特征的反思與(yu) 研究。在他看來，這種開放性既是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之科學性和實踐性相統一的一個(ge) 重要理論維度，而且也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基於(yu) 其科學的方法論而必然敞開的一個(ge) 理論空間。進入21世紀以來，孫伯鍨在晚年從(cong) 唯物辯證法的角度入手，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開放性展開了深刻探討。對他來說，一方麵要充分認識到這種開放性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當代發展的重要意義(yi) ，另一方麵也要清晰把握住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開放性的黨(dang) 性原則，使這種開放性真正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發展提供不竭動力。為(wei) 此，他除了出版《走進馬克思》一書(shu) ，從(cong)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曆史考證版（MEGA2）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進行了前沿性研究，展示了全新的、開放性解讀視域，還在《江海學刊》《學術月刊》等學術期刊發表了《再論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體(ti) 係與(yu) 方法》《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開放性和黨(dang) 性原則》等文章，在學界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孫伯鍨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開放性首先體(ti) 現為(wei) 其內(nei) 容的無限進展性。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確是把世界當作整體(ti) 來加以研究的一種有機世界觀，但它並不認為(wei) 對這種世界整體(ti) 的把握可以被建構為(wei) 一個(ge) 大而全的哲學體(ti) 係，因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所理解的整體(ti) 觀不是既定事實的機械組合，而是指客觀事物的聯係的普遍性和發展的有序性。由此，人們(men) 對這種普遍聯係和無窮變化的客觀世界的認識，也必然是一個(ge) 無限進展、永無止境的不斷深化的探索過程。他指出：“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自覺地把這個(ge) 觀點應用於(yu) 自身以及整個(ge) 馬克思主義(yi) 學說的發展，因此，它從(cong) 不自認為(wei) 已經結束了真理，而是致力於(yu) 為(wei) 開拓人類認識和發展真理的道路提供正確的出發點和普遍有效的方法。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說，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永遠是開放的，永遠處在不斷的開拓與(yu) 發展之中。”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往的各種哲學體(ti) 係由於(yu) 都是以整合各個(ge) 時代已有的認識成就為(wei) 基礎的，因而，從(cong) 人類認識進程的特點來看，它們(men) 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隻能是相對的、過渡的。

　　在孫伯鍨看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開放性還體(ti) 現在對其闡釋體(ti) 係的正確理解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實質到底是觀點體(ti) 係還是方法？國內(nei) 學界在不同時期對這一問題都有過討論。孫伯鍨指出，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內(nei) 學界因沿襲蘇聯學術傳(chuan) 統的舊版教科書(shu) 體(ti) 係，而未能深入探討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體(ti) 係與(yu) 方法之間的關(guan) 係，因而在闡述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觀點體(ti) 係時的確存在著如下的局限性：在闡述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自然觀時，為(wei) 了和舊唯物主義(yi) 自然觀區別開來，因而在這一部分中不得不加入了大量關(guan) 於(yu) 唯物辯證法的論述；在闡述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曆史觀時，為(wei) 了強調為(wei) 現實鬥爭(zheng) 服務，因而對基本曆史哲學理論的闡述缺乏係統性和深入性；在闡述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認識論時，雖然在強調唯物主義(yi) 反映論的同時也突出了實踐論的重要性，但由於(yu) 實踐範疇隻在認識論上而沒有在社會(hui) 存在論上被強調，因而曆史中的主體(ti) —客體(ti) 辯證法未能被納入認識論的視域而得到充分表述。當然，如果考慮到舊版教科書(shu) 體(ti) 係主要是一種教學體(ti) 係而不是理解體(ti) 係，並且要用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的話語體(ti) 係來傳(chuan) 授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豐(feng) 富內(nei) 涵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麽(me) ，我們(men) 對於(yu) 舊版教科書(shu) 體(ti) 係的評價(jia) 應該是全麵的，而不應該是簡單化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guan) 於(yu)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體(ti) 係的爭(zheng) 論又一次成為(wei) 討論的熱點，並且持續了較長的時間。孫伯鍨符認為(wei) ，問題的焦點其實並不在於(yu) 舊版教科書(shu) 本身，而在於(yu) 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根本性質的理解。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大量的西方社會(hui) 思潮湧入國內(nei) 學界，馬克思主義(yi) 學說的主導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chong) 擊。有些學者希望通過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重新解讀，來對它進行一番西方哲學式的全麵改革，舊版教科書(shu) 體(ti) 係正是在這一意義(yi) 上被批評的。“他們(men) 認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應當現代化，應當背棄世界觀，轉向生存論，用西方現代和後現代的最新哲學來充實、補充、革新它的內(nei) 容。依據這種主張，不僅(jin) 舊版教科書(shu) 體(ti) 係是完全陳舊、完全不適用的，而且全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經典文本都必須根據這個(ge) 標準加以取舍、重新解讀、進行再造。然而，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隻能導致無休止的體(ti) 係之爭(zheng) ，而不能產(chan) 生任何能為(wei) 多數人肯定的結果。”正因如此，孫伯鍨指出，圍繞體(ti) 係的爭(zheng) 論並不能真正觸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根本性質問題，因為(wei) 問題的關(guan) 鍵不在體(ti) 係而在方法。他強調：“如果拋棄或者背離了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根本方法，那麽(me) 任何哲學體(ti) 係，即使仍然冠以馬克思主義(yi) 的名稱，也不能視為(wei) 是馬克思主義(yi) 的。”

　　孫伯鍨在反思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開放性時特別強調哲學黨(dang) 性原則的重要性。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開放性與(yu) 黨(dang) 性原則》一文中，他明確指出：“我們(men) 說馬克思主義(yi) 哲學不是自我封閉的體(ti) 係哲學，它永遠是開放的，但這並不是說它沒有自己的方法論特質和黨(dang) 性原則。”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觀察問題的方法既不是訴諸單純的直觀，也不是訴諸單純的思維，而是運用辯證的認識方法，在思維中再現事物的具體(ti) 統一性和曆史過程性。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由於(yu) 其開放性的特點，因而一定要隨著時代的前進而不斷開拓、豐(feng) 富和發展，但是其發展決(jue) 不能脫離它的本質特征和固有性質，不能淡化和模糊它的基本立場和黨(dang) 性原則。

　　在2001年的一次學術訪談中，孫伯鍨指出：“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能不能麵對時代的挑戰，肩負起曆史的重擔，這是當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家們(men) 集中思考的大問題。”應該說，他自己就是這一批中國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家的代表。他終生致力於(yu) 推動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創新發展，通過對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的科學性、實踐性和開放性的反思與(yu) 探索，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研究與(yu) 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事業(ye) 緊緊融合在一起，並發揮了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