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立誌（文津出版社總編輯）

　　北京文化內(nei) 涵挖掘工作任重而道遠，尤其是其紅色文化闡釋，起碼在量上還遠不能與(yu) 古都文化、京味文化比肩。方繼孝先生新近出版的《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注意到這個(ge) 問題，做了別有創意的嚐試。

　　中國紅色文藝與(yu) 北京的關(guan) 係，無論如何是一個(ge) 大問題。關(guan) 於(yu) 文藝體(ti) 製和紅色文藝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大家小書(shu) ”中洪子誠先生的《中國文學1949—1989》作了深入的分析。他抓住左聯和延安文藝座談會(hui) 兩(liang) 個(ge) 重大關(guan) 節點。左聯，1930年3月成立於(yu) 上海，宣傳(chuan) 馬克思主義(yi) 文藝理論，形成了很有聲勢的文藝大眾(zhong) 化運動。延安文藝座談會(hui) ，1942年5月在延安楊家嶺召開，毛澤東(dong) 做的《延安文藝座談會(hui) 上的講話》係統回答了文藝運動中有爭(zheng) 論的問題，提出文藝為(wei) 人民群眾(zhong) ，首先是為(wei) 工農(nong) 兵服務等一係列重要思想。北京作為(wei) 紅色文藝的中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確立的。

　　紅色文藝，我們(men) 通常會(hui) 條件反射出“三紅一創”。

　　《紅日》，1957年7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吳強，江蘇漣水人，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聯，新中國成立後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文聯副主席等職務。該稿交到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手裏，他深受感染，即刻交給編輯部副主任陶國鑒。出版之前，作者和編輯部之間就修改問題，通信十幾次。

　　《紅旗譜》，1957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梁斌，河北蠡縣人，新中國成立後曾任河北省文聯副主席等職務。1953年他請假在北京碧雲(yun) 寺開始寫(xie) 作《紅旗譜》。該著在出版前，在中青社編輯蕭也牧和張羽的幫助下，作者進行了十餘(yu) 次修改。《紅旗譜》手稿2300多頁，現藏中國現代文學館。

　　《紅岩》，1961年1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羅廣斌、楊益言，四川人，包括未署名的劉德彬，重慶人，他們(men) 不同於(yu) 吳強、梁斌，都不是文字行的人，他們(men) 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幸存者。新中國成立後，三人一起對青少年進行革命思想宣傳(chuan) 教育，努力要“把這裏的鬥爭(zheng) 告訴後代”。1958年11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社長朱語今和編輯王維玲去四川約稿，老作家沙汀向他們(men) 講述了羅廣斌、劉德彬和楊益言的事跡。三個(ge) 人的報告被整理成私人回憶錄性質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1959年2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北京晚報》予以全文轉載。羅廣斌曾給中青社編輯王維玲、張羽寫(xie) 信說：“（《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實際上是一篇講稿，也是《紅岩》第一稿的摘要。”經多方研討，他們(men) 決(jue) 定進一步挖掘素材，增補內(nei) 容，在沙汀和馬識途的幫助下，將回憶錄改寫(xie) 成長篇小說。羅、楊二人特地到公安部門查看相關(guan) 的敵特檔案，提審了在押的敵特分子。據王維玲回憶，羅、楊到北京，還參觀了剛剛建成的革命曆史博物館和軍(jun) 事博物館。正在內(nei) 部展出的，就有1947年到1949年黨(dang) 中央、中央軍(jun) 委、毛澤東(dong) 主席指揮解放戰爭(zheng) 的電報、指示、文件、社論等曆史檔案的原件。北京之行，使羅、楊對解放戰爭(zheng) 的全局發展，從(cong) 過去朦朦朧朧的認識中走出來，思想豁然開朗，他們(men) 找到了新感覺、新亮點，有了新的構思、新的突破。很快他們(men) 就進入小說創作的最佳狀態。這之後，一稿比一稿好。後來羅、楊又一次進京，聽意見，改作品，奮鬥三個(ge) 月，寫(xie) 出了《紅岩》“四稿”。1961年10月，羅、楊又一次來京，又進行了兩(liang) 個(ge) 多月的修改定稿。由於(yu) 曆史原因，劉德彬沒有參與(yu) 《紅岩》定稿，失去了最後的署名權。但《紅岩》核心人物江姐的故事，來自劉德彬的口述，因為(wei) 他曾經和江姐的原形江竹筠並肩戰鬥最久，知情最深。

　　柳青《創業(ye) 史》，1960年6月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王維玲。這比《紅岩》要容易多了，因為(wei) 柳青本來就是一位重要作家，曾參與(yu) 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創建，任過《中國青年報》副刊主編。1952年5月他離開北京深入農(nong) 村，1954年開始寫(xie) 《創業(ye) 史》。

　　除了“三紅一創”，楊沫的《青春之歌》、浩然的《豔陽天》均是紅色文學的碩果。

　　從(cong) 以上所列，可見新中國紅色文藝與(yu) 北京的緊密關(guan) 係。但談到新中國的紅色經典，有比浩然、楊沫、柳青等更為(wei) 耀眼的名字，像郭沫若、茅盾、周揚、丁玲……方繼孝《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共17篇，寫(xie) 了郭沫若、茅盾、周揚、李六如、歐陽予倩、蕭三、田漢、丁玲、邵荃麟、姚雪垠、楊朔、田間、郭小川、朱子奇、馬烽、賀敬之和柯岩、徐光耀，共18位作家，都是當代文學史繞不開的大人物。徐光耀先生為(wei) 本書(shu) 作序說：“新中國成立後，這些人都曾在北京或長期或短暫居住過。他們(men) 生活和奮鬥在北京，創作出許多優(you) 秀的文學作品，為(wei) 新中國的文藝繁榮作出過很大貢獻。北京是新中國文學的搖籃。新中國成立以來，許多文學藝術界人士與(yu) 書(shu) 中記述的這些作家一樣，會(hui) 聚於(yu) 京城，形成了一道波瀾壯闊的文化風景。這些作家的作品所流淌的紅色基因是永存的。曆史的細節，就像攝影，是一個(ge) 個(ge) 被定格的瞬間。這些舊居，也鐫刻下這些作家們(men) 為(wei) 新中國建設而奮鬥的足跡和鼓與(yu) 呼的身影，為(wei) 首都北京增添了一抹絢麗(li) 的紅色。”

　　方先生的寫(xie) 作是基於(yu) 他自己所收藏的作家手書(shu) 簡曆、日記、書(shu) 信、手稿等第一手資料，同時懷著對北京的熱愛，走訪了大院胡同5號、東(dong) 四頭條5號、張自忠路5號、細管胡同9號、東(dong) 總布胡同22號、大耳胡同15號等很多作家舊居。可以說，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他寫(xie) 郭沫若，著重寫(xie) 郭沫若替曹操、秦始皇和商紂王翻案的事；寫(xie) 茅盾，著重寫(xie) 《鼓吹續集》以及它對《漢語拚音方案》公布後中小學教育的意見；寫(xie) 周揚，著重寫(xie) 周揚為(wei) 賈芝爭(zheng) 取生活費這特別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寫(xie) 丁玲，著重寫(xie) 丁玲的堅韌；寫(xie) 姚雪垠，著重他借住在幸福一村中國青年出版社宿舍寫(xie) 《李自成》，他的寫(xie) 作得到了江曉天的幫助，最後也是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這本書(shu) 活畫諸多紅色經典的寫(xie) 作背景，會(hui) 豐(feng) 富我們(men) 對這些紅色藝術家的認知。

　　這本書(shu) 寫(xie) 賀敬之和柯岩是特別濃墨重彩的，作者主要是通過自己所收藏的他們(men) 書(shu) 信日記，把他們(men) 的革命愛情拈出來，細致交代清楚了《回延安》《周總理，你在哪裏》等等名篇寫(xie) 作和構思的全過程。特別是柯岩最富影響的《尋找回來的世界》，她為(wei) 什麽(me) 寫(xie) ，怎樣寫(xie) ，她的深入調查研究如何完成，這些問題沒有第一手的資料是無法完成的。

　　本書(shu) 寫(xie) 作對象中的徐光耀，河北雄縣人，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河北。徐光耀曾在中央文學研究所學習(xi) 過一段時間，他的《平原烈火》孕育在天津，誕生在北京，1950年6月三聯書(shu) 店出版。本書(shu) 作者通過閱讀徐光耀的日記還發現，1958年1月23日他在大耳胡同15號開始創作《劉故得兒(er) 》，又改名《張故得兒(er) 》。“故得兒(er) ”，經過找保定朋友求證，是雄縣方言，也寫(xie) 作“固咚”，形容人刁鑽調皮不好惹，所以方繼孝先生把它和後來大名鼎鼎的《小兵張嘎》聯係起來。《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不僅(jin) 鉤沉了張嘎熱的經典光芒，重要的是作者通過自己的資料坐實了《小兵張嘎》的誕生地，也在北京。後來，這些推斷得到了徐光耀本人的高度認可。

　　本書(shu) 作者方繼孝，老北京人，30多年來熱衷文化名人手跡收藏和鑒賞，專(zhuan) 門撰寫(xie) 了《箋墨記緣：我的收藏三十年》。據他說，他是依據現代文學家大辭典逐個(ge) 收藏的，他藏有除了魯迅以外幾乎所有著名作家手跡。去年紀念建黨(dang) 百年前後，他用自己的收藏支撐起天橋印象博物館的一個(ge) 百名文學藝術界中共黨(dang) 員手跡展，該展覽冠名“中軸的紅飄帶——永恒信仰 文化複興(xing) ”。展覽的除了本書(shu) 所收的這18位作家手跡，還有艾青、趙樹理、許廣平、阿英、張天翼、何其芳、劉紹棠、夏衍、陽翰笙、曹禺、梅蘭(lan) 芳、程硯秋、張君秋、賀綠汀、於(yu) 是之……一大串璀璨的名字。

　　他不單單收藏，還潛心到這些紙片中，輯校有《陳獨秀先生遺稿》，整理有《溥儀(yi) 批校本〈我的前半生〉》、孟超《流雲(yun) 散記》等，先後著有《舊墨記》（六輯）、《碎錦零箋》《品味書(shu) 簡》《撂地兒(er) 》等。這些作品中，《北京紅色文化的文學探尋》這本新著的獨特性在於(yu) ，它體(ti) 現了一個(ge) 老北京人對北京的熱愛。徐光耀在序言中說：“北京是新中國文學的搖籃。”新中國文學的最大宗就是紅色文藝，那北京無疑是新中國紅色文藝的大本營，那些紅色之音大多是從(cong) 北京唱響全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