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錄 寧夏大學民族與(yu) 曆史學院院長、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研究院院長，民族學一流學科負責人，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點負責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範個(ge) 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貼。主要從(cong) 事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夏曆史與(yu) 文獻研究。主持完成或在研國家和省部級課題20餘(yu) 項，其中國家社科重大2項、重點2項，在《民族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140餘(yu) 篇，出版著作17部，其中《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研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hui) 科學成果文庫，13項成果獲教育部和自治區優(you) 秀成果獎，其中一等獎5項。

　　宋遼夏金時期是我國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時期，當時的契丹、黨(dang) 項、女真和漢族長期交往交流交融，逐漸接受漢族傳(chuan) 統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換言之，曆史上的遼、夏、金文化並不等於(yu) 契丹文化、黨(dang) 項文化和女真文化。沒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沒有西夏的建立和西夏文化的發展。

　　西夏文化的形成

　　建立西夏國的黨(dang) 項人是我國古代羌族的一支，長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東(dong) 部，南北朝時期就見於(yu) 史書(shu) 記載。隋唐之際，黨(dang) 項部落林立，“大者五千餘(yu) 騎，小者千餘(yu) 騎”。這些大大小小的黨(dang) 項部落以遊牧為(wei) 生，不知稼穡。沒有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平時“各為(wei) 生業(ye) ”，隻有對外戰爭(zheng) 時才相屯聚。

　　這一時期的黨(dang) 項，一度依附鮮卑吐穀渾，在長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現象，以至於(yu) 唐宋時有人認為(wei) “吐穀渾者，今之文扶羌是也”。現代學者也指出，“鮮卑人羌化了，因之吐穀渾實際上是羌族國家”。說吐穀渾羌化了，就是吐穀渾大量吸收和融匯了羌族的文化與(yu) 血緣。同時，這種吸收與(yu) 融匯是雙向的，羌族也大量吸收了吐穀渾的文化與(yu) 血緣。經過曆史歲月的洗禮，到了北周、隋之際，今青海湖一帶的黨(dang) 項基本融匯到吐穀渾，他們(men) 在這一帶的活動就從(cong) 史書(shu) 中消失了。當然，其中也包含遷徙的原因。而鬆州一帶的吐穀渾則被黨(dang) 項所融合，有學者認為(wei) ，建立西夏王國的拓跋部，實際上是被羌化的鮮卑吐穀渾人，他們(men) 已與(yu) 黨(dang) 項羌沒有多大的區別，故兩(liang) 唐書(shu) 的作者及後世學者把他們(men) 看作黨(dang) 項羌。早期的黨(dang) 項正是在這種民族大融合中發展壯大起來的。

　　在曆史上，對黨(dang) 項社會(hui) 發展影響最大的是中原王朝，公元六世紀末期，隋朝統一中國，結束了長期的南北割據局麵，人民生活得到暫時的安定。585年，黨(dang) 項大首領拓跋寧叢(cong) 等各率部眾(zhong) 到旭州內(nei) 附，被隋文帝授為(wei) 大將軍(jun) 。596年，黨(dang) 項一度進攻會(hui) 州，被隋朝軍(jun) 隊打敗後，紛紛內(nei) 附，遣子弟入朝謝罪，表示“願為(wei) 臣妾”，“自是朝貢不絕”。

　　唐朝建立後，黨(dang) 項與(yu) 中原的關(guan) 係進一步得到加強，高祖武德年間，黨(dang) 項多次遣使朝貢。629年，黨(dang) 項酋長細封步賴舉(ju) 部內(nei) 附，太宗以其地為(wei) 軌州，拜步賴為(wei) 刺史。其他黨(dang) 項酋長聞風而動，“相次率部落皆來內(nei) 屬，請同編戶”。太宗厚加撫慰，列其地為(wei) 岷、奉、岩、遠四州，“各拜其首領為(wei) 刺史”。631年，太宗遣使開黨(dang) 項河曲地為(wei) 六十州，“內(nei) 附者三十四萬(wan) 口”。隻有最為(wei) 強盛的拓跋部沒有歸附，在唐朝的軍(jun) 事壓力和勸誘下，大首領拓跋赤辭也率眾(zhong) 歸附，唐太宗列其地為(wei) 懿、嵯、麟等三十二州，以鬆州為(wei) 都督府，任命拓跋赤辭為(wei) 西戎州都督，賜皇姓李。於(yu) 是，從(cong) 今青海積石山以東(dong) 的黨(dang) 項居地，全部列入了唐王朝的版圖，黨(dang) 項與(yu) 唐朝的關(guan) 係進一步密切。

　　黨(dang) 項歸附唐朝前後，從(cong) 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權不斷向外擴張，征服吐穀渾，攻占大片黨(dang) 項居地。當時的黨(dang) 項麵臨(lin) 著重大選擇：或投附吐蕃，成為(wei) 吐蕃統治下的部落；或向唐朝內(nei) 地遷徙，成為(wei) 唐朝的部民。在唐朝羈縻懷柔政策的感召下，黨(dang) 項選擇了唐朝，逐水草向西北內(nei) 地遷徙。其中最為(wei) 強族的拓跋部比較完整地從(cong) 青藏高原東(dong) 部的鬆州遷徙到黃土高原東(dong) 部的慶州。“安史之亂(luan) ”後，又從(cong) 慶州遷往銀州以北、夏州以東(dong) 的平夏地區。

　　黨(dang) 項遷居的河隴地區，自漢代以來是漢族人民長期生活並創造著封建文明的所在，黨(dang) 項人在這裏定居下來，無論地理條件抑或曆史條件，對他們(men) 吸收漢族封建文明，發展生產(chan) 與(yu) 繁殖人口，都是極為(wei) 有利的，一部分黨(dang) 項人學會(hui) 了農(nong) 耕。當然唐代學會(hui) 農(nong) 耕的黨(dang) 項人數很少，他們(men) 大部分仍以傳(chuan) 統的畜牧為(wei) 生。

　　沈亞(ya) 之《夏平》指出：“夏之屬土廣長幾千裏，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黨(dang) 項，相聚為(wei) 落，於(yu) 野曰部落。其所業(ye) 無農(nong) 桑事，畜馬、牛、羊、駱駝。”

　　隨著生產(chan) 的發展和剩餘(yu) 產(chan) 品的增多，商品交換日益繁榮。黨(dang) 項人用自己的畜產(chan) 品和漢族人交換糧食、絲(si) 綢、武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黨(dang) 項馬是最受中原歡迎的商品，唐代著名詩人元稹即有詩雲(yun) ：“求珠駕滄海，采玉上荊衡，北買(mai) 黨(dang) 項馬，西擒吐蕃鸚。”929年，後唐莊宗閱蕃部進馬，樞密使安重誨奏曰：“吐渾、黨(dang) 項近日相次進馬，皆給還馬直，對見之時，別賜錦彩，計其所費，不啻倍價(jia) ，漸成損耗，不如止絕。”莊宗曰：“常苦馬不足，差綱遠市，今蕃官自來，何費之有？外蕃錫賜，中國常道，誠知損費，理不可止。”自是蕃部進馬不絕於(yu) 路。

　　內(nei) 遷黨(dang) 項中，拓跋部和中原王朝的聯係最為(wei) 密切。880年，黃巢農(nong) 民起義(yi) 軍(jun) 攻克都城長安。唐僖宗在奔蜀途中，詔令拓跋思恭率部鎮壓起義(yi) 軍(jun) 。拓跋思恭應詔率所部蕃漢軍(jun) 隊南下勤王，僖宗為(wei) 此特授思恭為(wei) 夏州節度使，複賜姓李，封夏國公。同年唐朝又贈夏州節度為(wei) 定難節度。從(cong) 此夏州地區獲得了定難軍(jun) 的稱號，統轄銀、夏、綏、宥四州之地，拓跋李氏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地方藩鎮。

　　五代時期，黨(dang) 項拓跋部繼續和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關(guan) 係。913年，後梁封夏州節度使李仁福為(wei) 隴西郡王，按此為(wei) 夏州拓跋李氏封王之始。924年，後唐授李仁福為(wei) 檢校太師兼中書(shu) 令、夏州節度使，晉爵朔方王。951年，後周太祖封李彝殷為(wei) 隴西郡王，954年，又晉爵西平王。

　　960年正月，趙匡胤代周建宋，西平王李彝興(xing) 立即遣使入賀。962年，李彝興(xing) 入獻良馬300匹。宋太祖趙匡胤親(qin) 命工匠為(wei) 彝興(xing) 特製一個(ge) 玉帶，遣使回贈。967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xing) 卒，宋太祖廢朝三天，贈太師，追封夏王。

　　980年，夏州節度使李繼筠卒，其弟李繼捧繼位後政局出現動蕩。宋太宗趁機遣中使持詔，令李繼捧攜家人入朝。隨後押解拓跋李氏緦麻以上親(qin) 族全部赴闕，夏州拓跋李氏政權一度中斷。

　　李繼捧族弟李繼遷不願離開“故土”，率數十名親(qin) 信逃往地斤澤，起兵抗宋，在黨(dang) 項豪族和契丹的支持下，逐漸強大起來。997年，宋真宗授李繼遷為(wei) 定難軍(jun) 節度使。李繼遷又進一步對外擴張，攻占靈州，易名西平府，將統治中心由夏州遷到靈州西平府。同時繼續向西發展，北收回鶻銳兵，西掠吐蕃健馬，經李德明、李元昊祖孫三代，最終占領河西諸郡，奠定西夏立國的版圖。

　　1003年12月，李繼遷和西涼吐蕃作戰時中流矢，次年因傷(shang) 重而死。其子德明繼位後和好宋朝，“貢奉之使，道路相屬”。這些使節除用馬匹換取宋朝的賞賜外，還“出入民間”，“市所須物”。民間兜售不出的“官為(wei) 收市”。每個(ge) 使團所獲利潤不下一二十萬(wan) 。1007年，應德明的請求，宋朝在保安軍(jun) 設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蓯蓉、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yu) 民交易”。

　　黨(dang) 項內(nei) 遷後和中原漢族密切的政治經濟交往交流，必然帶來文化上的深度融合。夏州拓跋政權墓誌的形製和唐代官員貴族墓誌毫無二致，誌蓋篆書(shu) ，刹麵刻漢族傳(chuan) 統的八卦紋飾。進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後，吸收借鑒漢族傳(chuan) 統文化的意願更加迫切，李繼遷“潛設中官，全異羌夷之體(ti) ；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李德明衣食住行，一如宋朝，正如宋人富弼所言：“拓跋自得靈夏以西，其間所生豪英，皆為(wei) 其用，得中國土地，役中國人力，稱中國位號，仿中國官屬，任中國賢才，讀中國書(shu) 籍，用中國車服，得中國法令，是二敵所為(wei) ，皆與(yu) 中國等。”這裏的“中國”是指漢族中原王朝，拓跋夏的位號、官屬、書(shu) 籍、車服、法令“皆與(yu) 中國等”，清楚地說明西夏建國前完全繼承了中原漢族的文化和製度。換言之，如果沒有和中原漢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沒有黨(dang) 項社會(hui) 的發展，也沒有後來的西夏國。

　　西夏文刻本《論語》。資料圖片

　　《番漢合時掌中珠》西夏文序。資料圖片

　　西夏文化的多樣雜糅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西夏文化，雜糅了漢族文化、黨(dang) 項文化、吐蕃文化、鮮卑文化、回鶻文化等成分。中原漢族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核心，元昊稱帝建國前夕，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官製，同時創製文字，建立蕃學，更定禮樂(le) ，禿發胡服，築壇受冊(ce) 。從(cong) 表象上看意在突出民族特點，但其本質仍脫離不了中原漢族文明。“裁禮之九拜為(wei) 三拜，革樂(le) 之五音為(wei) 一音”，隻是從(cong) 務實的角度精簡唐宋禮樂(le) ，而不是革去唐宋禮樂(le) 而用番樂(le) ，“正朔朝賀雜用唐宋典式”。文臣服飾為(wei) “襆頭、靴笏、紫衣、緋衣”，完全是唐宋官員服飾；武將服飾也繼承了傳(chuan) 統的等級製度；至於(yu) “民庶青綠，以別貴賤”，更是漢族傳(chuan) 統的製度。元昊禿發也隻限境內(nei) 的黨(dang) 項人，漢族仍是傳(chuan) 統的發式。

　　這一時期西夏文字的創製則完全借鑒和模仿了漢字。在字體(ti) 結構上，西夏文字和漢字一樣，有偏旁部首，基本筆畫也有漢字的點、橫、豎、撤、捺、提等，以致識漢字的人“乍視，字皆可識，熟視，無一字可識”。漢文和西夏文一樣，是西夏的通用文字，漢學教授漢文，蕃學教授番文（西夏文），出土的西夏公文，既有漢文也有西夏文。國家的法令也一樣，夏仁宗李仁孝頒行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有番文和漢文兩(liang) 種文本，目前隻保留下來番文文本。

　　西夏前期盛行漢傳(chuan) 佛教，統治者大興(xing) 土木，廣建寺院，翻譯從(cong) 宋朝請來的漢文《大藏經》。據統計，西夏前四朝共翻譯漢文佛經有三千多卷，這在我國古代佛經翻譯史上是少有的，從(cong) 而為(wei) 漢傳(chuan) 佛教的廣泛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道教是我國土生土長的宗教，也被西夏繼承下來。出土的西夏文獻中，有大量的道教文獻。西夏設有專(zhuan) 門管理道教事務的機構“道士功德司”。法律保護道觀、影像等道觀財產(chan) 。道士上層獲賜黃、黑、緋、紫服，犯罪後允許以官抵罪。西夏社會(hui) 流傳(chuan) 辟穀術，開國皇帝元昊子寧明練習(xi) 辟穀術時走火入魔，氣忤而死。西夏的占卜術包括道教的“五行卦”和“金錢卦”。

　　西夏宮廷音樂(le) 深受唐宋音樂(le) 影響，音節悠揚，“清厲頓挫”。民間音樂(le) 更受中原漢族的影響，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為(wei) 陝西邊帥時，曾作過十幾首歌，其中一首有“萬(wan) 裏羌人盡漢歌”之句，說明夏宋沿邊一帶的黨(dang) 項人都會(hui) 唱漢歌。另據宋人葉夢得記述，他在丹徒做地方官時，“嚐見一西夏歸明官雲(yun) :‘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言其傳(chuan) 之廣也”。柳永為(wei) 北宋著名詞人，他的詞作情意纏綿，大多譜上曲子在市民階層中廣為(wei) 流傳(chuan) ，也得到了西夏人民的喜愛。

　　西夏紀年采用我國古代傳(chuan) 統的年號紀年方式，皇帝新即位要改元，國家發生重大事件或革故鼎新也要改元，並鑄年號錢幣。皇帝在位時上尊號，去世後上廟號、諡號，陵墓有陵號。陵墓基本形製“仿鞏縣宋陵而作”，分別由角闕、鵲台、神牆、碑亭、外城、門闕、內(nei) 城、獻殿、塔狀靈台等部分組成，平麵布局大體(ti) 按照中原大建築群設計，強調中軸線左右對稱。

　　中原絲(si) 織品和衣物的輸入，改變了黨(dang) 項人單一的“衣皮毛”穿戴。1975年在銀川市西夏陵區一〇八號陪葬墓出土的素羅、紋羅、工字綾、異向綾和茂花閃色錦等各色絲(si) 織品殘片，就是當時從(cong) 中原輸入的。

　　黨(dang) 項人是西夏的主體(ti) 民族，內(nei) 遷後在接受漢文化的同時，依然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文化習(xi) 俗。早期黨(dang) 項人把不可抗拒的風雨雷電雪雹等自然現象統歸於(yu) “天”的支配，每三年一聚會(hui) ，殺牛羊以祭天。後來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又產(chan) 生了鬼神崇拜和巫術迷信。在黨(dang) 項人的觀念裏神主善，鬼主惡。黨(dang) 項人居住的正室中留一間專(zhuan) 門供神。

　　巫的職責是驅鬼、咒鬼和占卜吉凶，人生病後召巫送鬼，或者移居他室以避病。對戰死者要“殺鬼招魂”。占卜之法有四，一是“炙勃焦”，用艾草燒羊胛骨，看其征兆；二是“擗算”，擗蓍草於(yu) 地以求數；三是“咒羊”，夜牽羊焚香禱告，次日晨殺羊，腸胃通則表示吉利，羊心有血則凶；四是“矢擊弦”，即用箭杆擊打弓弦，聽其聲音而占勝負和敵至之期。這些以羊和弓弦作為(wei) 工具的占卜行為(wei) ，帶有濃厚的遊牧民族色彩。

　　複仇是黨(dang) 項人又一重要舊俗，早期黨(dang) 項“尤重複仇，若仇人未得，必蓬頭垢麵，跣足蔬食，要斬仇人而後複常”。建國後依然“俗喜複仇”。如果仇解，用雞豬狗血和酒飲之，誓曰“若複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

　　早期黨(dang) 項人盛行收繼婚製，“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建國後在漢文化的影響下，開始明媒正娶和買(mai) 賣婚姻。締結婚姻一般要經過訂親(qin) 、納聘禮、置辦嫁妝、娶親(qin) 四個(ge) 環節，當然，和漢族相比，黨(dang) 項青年男女之間的戀愛與(yu) 婚姻是比較自由的，家庭一般不會(hui) 幹預他們(men) 暗中約會(hui) 。

　　西夏時期的黨(dang) 項文化最重要的表現是創製文字，並在全國推廣使用。元代以後隨著黨(dang) 項民族的融合，西夏文字也逐漸不為(wei) 世人所識，使這種文字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其實西夏文創製並不神秘，在我國多民族曆史發展過程中，當一個(ge) 民族經濟社會(hui) 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就開始創製本民族文字，如回鶻文、吐蕃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滿文等。

　　西夏境內(nei) 有大量吐蕃人，西夏文化包含著濃鬱的吐蕃文化成分，吐蕃語不僅(jin) 在吐蕃人群中使用，而且和黨(dang) 項語、漢語共同構成西夏的佛教用語。天盛年間頒布的法律明文規定：番(黨(dang) 項)、漢、吐蕃三族人都可以任僧官，但必須會(hui) 念誦十四種經咒，其中藏文經咒要占半數。

　　西夏前期主要奉行漢傳(chuan) 佛教，中後期藏傳(chuan) 佛教大量傳(chuan) 到河西地區，到李仁孝時，已在全國很有影響。西夏在中央機構中，設立專(zhuan) 門管理漢傳(chuan) 佛教和藏傳(chuan) 佛教的機構，來自吐蕃的高僧出任西夏國師和帝師。流傳(chuan) 下來的西夏繪畫藝術，大量是密教藝術。

　　西夏軍(jun) 隊以“抄”為(wei) 最小單位，由正軍(jun) 和負擔組成的“抄”，脫胎於(yu) 吐蕃的“組”，負擔等於(yu) 吐蕃時代的“仆役”。吐蕃的曆法也傳(chuan) 到了西夏，二十世紀70年代在甘肅武威下西溝峴出土的西夏文會(hui) 款單，稱1194年為(wei) “天慶虎年”。這種把十二生肖與(yu) 五行結合，再配以陰陽的紀年方法，無疑是受藏曆的影響。

　　黨(dang) 項與(yu) 吐蕃經過數百年的交往交流，形成了水乳交融的關(guan) 係，留居青藏高原以及河、湟、洮、岷的黨(dang) 項吐蕃化了，進入西北沿邊的吐蕃則有明顯的黨(dang) 項化趨勢，即使沒有黨(dang) 項化，也已經是“風俗相類”了，所以當時的宋朝中原人有時也分不清哪些是吐蕃，哪些是黨(dang) 項，往往通稱其為(wei) “蕃部”。

　　甘州回鶻歸附西夏後，長期生活在河西走廊，繼續使用本民族文字，現存西夏時期的回鶻文文獻有寫(xie) 本、刻本和活字本。元人馬祖常《河西歌》曰：“賀蘭(lan) 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高髻”為(wei) 回鶻婦女的發式，反映出回鶻社會(hui) 風俗對西夏社會(hui) 生活的滲透。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西夏洞窟壁畫中，有許多回鶻人的形象。

　　夏遼為(wei) 盟國，在政治上貢使往來不斷，遼朝三次將公主遠嫁西夏，在經濟上又於(yu) 沿邊辟有榷場，密切的政治、經濟往來，必然會(hui) 帶來文化上的交流。契丹的“射鬼箭”習(xi) 俗和西夏的“殺鬼招魂”習(xi) 俗，存在著相互影響或同源異流的關(guan) 係。西夏男子禿發與(yu) 鮮卑、契丹的禿發也存在一定的淵源關(guan) 係。

　　金朝建立後，西夏與(yu) 之關(guan) 係非常密切，由於(yu) 女真入主中原後很快漢化，因此由金朝輸入西夏的文化大多是漢文化。如1154年西夏使金謝恩，“且請市儒、釋書(shu) ”。另外，內(nei) 蒙古黑水古城曾發現《劉知遠諸宮調》，說明金朝的諸宮調也傳(chuan) 入西夏。

　　西夏文化中的儒家文化

　　黨(dang) 項進入西北後三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別是拓跋夏政權進入河套平原與(yu) 河西走廊後，逐漸接受中原漢族的政治製度，元昊稱帝建國前夕，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官製。“其官分文武班，曰中書(shu) 、曰樞密、曰三司、曰禦史台，曰開封府，曰翊衛司、曰官計司、曰受納司、曰農(nong) 田司、曰群牧司、曰飛龍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學、曰漢學。”除蕃學外，這些官職機構無論從(cong) 名稱上，還是從(cong) 職掌上，都是仿照中原宋朝製度，甚至連“開封府”這樣地域性很強的職官也都照搬過來。夏仁宗李仁孝統治時期，隨著西夏封建政權的進一步鞏固和經濟文化的發展，官製也更加完備。從(cong) 西夏文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來看，當時西夏政府機構分為(wei) 上、次、中、下、末五等。至此，西夏職官製度之完備、品級之係統，已和中原相差無幾。

　　官吏選任方麵，西夏除保留部落社會(hui) 的世襲製外，廣泛吸收了中原漢族的恩蔭、察舉(ju) 、科舉(ju) 、銓選等製度。《宋史·夏國傳(chuan) 》記載，1147年仁宗“策舉(ju) 人，始立唱名法”。這是史書(shu) 最早關(guan) 於(yu) 西夏科舉(ju) 取士的記載。西夏的科舉(ju) 分番漢兩(liang) 種，番科考西夏文儒經，漢科考漢文儒經，所謂“番科經賦與(yu) 漢等，特文字異耳”。西夏後期許多名臣政要乃至國主都是通過科舉(ju) 考試發達的。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頊，“始以宗室策試進士及第，為(wei) 大都督府主”。夏神宗時吏部尚書(shu) 權鼎雄亦是進士出身。夏末名臣高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lan) 山”。

　　將儒家思想植入法律。這是西夏以儒治國的最重要體(ti) 現。夏仁宗天盛年間頒行的《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以儒家思想為(wei) 指導，把維護君權、父權、夫權作為(wei) 根本任務，開篇首列謀逆、失孝德禮、背叛、惡毒、不道、大不恭、不孝順、不睦、失義(yi) 、內(nei) 亂(luan) 等“十惡”罪，完全和唐宋立法指導思想一致。犯“十惡”罪一律不赦，也“一律不允以官當”。除“十惡”不赦外，其他犯罪按照“刑不上大夫”的禮教，照搬唐宋律中的“八議”（議親(qin) 、議故、議賢、議能、議功、議貴、議勤、議賓）及相應的請、減、免、罰等製度。

　　西夏法律維護皇帝（國主）至高無上的地位，規定黃色是皇帝專(zhuan) 用顏色，龍鳳是帝後專(zhuan) 用圖案，任何人都不得僭越。皇帝的人身安全和權威尊嚴(yan) 神聖不可侵犯，除因公奉旨帶刀劍、弓箭、鐵杖等武器外，不許諸人隨意帶武器來內(nei) 宮。

　　西夏也繼承“父為(wei) 子隱，子為(wei) 父隱”的儒家禮法，除謀逆、失孝德禮、背叛等三種情況可以舉(ju) 告外，其他一般犯罪，不許舉(ju) 告。同時對窩藏、包庇犯罪的親(qin) 屬減免刑罰。子女不經父母同意不得擅自另立門戶。儒家的德主刑輔、明德慎刑、矜恤老弱疾病原則亦為(wei) 西夏法製所承襲，對老耄、幼弱、殘疾、侏儒、重病者犯罪，在量刑和服刑方麵給予適當優(you) 待，對監禁期間染有疾病的囚犯積極治療或保外就醫。

　　西夏儒家政治製度的推進，離不開學校教育。元昊設立蕃學、漢學，蕃學所用課本除自編的番文讀本外，還有譯自漢文的《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等。漢學主要教授漢文啟蒙讀本和儒家經典。目前還不清楚西夏立國初期是否在蕃學教授漢文，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最初的蕃學教授大多是通漢文的讀書(shu) 人，番文本身就是仿照漢字創製的，推行番文的元昊就“通蕃漢文”。元昊之後，西夏一度陷入蕃禮漢禮之爭(zheng) ，“蕃禮”是用黨(dang) 項族的禮製協調統治秩序，“漢禮”是用中原漢族的禮儀(yi) 和製度規範統治秩序。經過長期的鬥爭(zheng) ，到崇宗李乾順和仁宗李仁孝在位時，“漢禮”最終取得勝利。1101年，夏崇宗建立國學，設弟子員三百，以廩食之。仁宗即位後，進一步推進漢學教育。1144年，在皇宮內(nei) 建立小學，凡宗室子孫7歲至15歲都可以入學。同時令州縣立學校，弟子員增至三千人。第二年，又建大漢太學，仁宗親(qin) 臨(lin) 太學祭奠先聖先師孔子。1146年，尊孔子為(wei) 文宣帝，這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尊孔為(wei) 帝。

　　這裏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同時代的宋儒以複興(xing) 儒學至尊地位為(wei) 己任，湧現出荊公新學、二程洛學、蘇氏蘇學諸學派著書(shu) 立說，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儒家學說的發展達到一個(ge) 新的高峰。而同期的西夏仍處於(yu) 對儒經的學習(xi) 和一般性的譯注階段，遠沒有達到創新和發展的程度。但我們(men) 仍不能因此低估西夏以儒治國的意義(yi) ，作為(wei) 一個(ge) 由黨(dang) 項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權，它積極吸收中原漢族文化，官僚體(ti) 製效仿唐宋，主流意識形態崇尚儒學漢禮，從(cong) 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發展史來看，這具有深遠的曆史進步意義(yi) 。

　　結語

　　宋遼夏金時期是我國北方民族社會(hui) 形態重大轉折時期。

　　此前，無論秦漢之匈奴，抑或隋唐之突厥，都是部落製下的遊牧社會(hui) ，遊牧文化和農(nong) 耕文化在河套到河西走廊一帶處於(yu) 長期的“拉鋸”狀態：中原王朝強大時，北逐匈奴，移民河套與(yu) 河西走廊，農(nong) 耕文化占主導地位；中原王朝衰微時，北方民族進入該地區，遊牧文化占主導地位。“拉鋸”狀態下，農(nong) 耕文化和遊牧文化在這一地區交往交流交融相對緩慢。

　　進入宋遼夏金時期後，這種情況發生了急遽變化，無論契丹建立的遼朝，還是黨(dang) 項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建立的金朝，都是包括漢族在內(nei) 的多民族政權，其文化在多樣雜糅的基礎上，占主導地位的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最有意義(yi) 的是，三個(ge) 政權都自認為(wei) 是中國而非夷狄。這種文化上的認同，是曆史上中華民族共同體(ti) 的重要體(ti) 現，值得我們(men) 進一步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