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範亞(ya) 秋（蘭(lan) 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生、蘭(lan) 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朱建軍(jun) （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西北師範大學簡牘研究院兼職教授）

　　盡管早在1965年，就有考古人員在今天的烏(wu) 茲(zi) 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古城遺址發現帶有唐朝元素的壁畫，但這除了引起國際粟特學界的一些專(zhuan) 家關(guan) 注外，國內(nei) 鮮有學者涉獵，直到近年才陸續有研究成果發布。這座在撒馬爾罕古城的建築遺存之所以被學界稱為(wei) “大使廳”，是因為(wei) 該廳壁畫展示了盛唐時前往粟特的各國大使和當地的宮廷生活。大使廳四麵牆體(ti) 皆有壁畫，除了有著印度場景圖的東(dong) 牆殘缺較大外，其餘(yu) 三麵保存尚好。

　　1.泛舟獵豹：武則天和唐高宗的端午節

　　1965年，蘇聯考古隊在撒馬爾罕阿夫拉西阿卜23號遺址房間內(nei) （編號R23/1）發掘出唐代粟特國王拂呼縵的大使廳壁畫。著名中亞(ya) 考古學家馬爾夏克認為(wei) 西牆描繪的是一個(ge) 大型唐朝使團，來自安西四鎮，其中有唐朝人、東(dong) 突厥人、高麗(li) 人。在公元645年唐太宗征高麗(li) 的戰爭(zheng) 中，許多高麗(li) 武士被唐朝俘虜；其中2500名軍(jun) 官受唐朝招撫，各自獲得新的軍(jun) 銜，為(wei) 大唐帝國服役，所以馬爾夏克認為(wei) 這裏的高麗(li) 人是以侍衛身份出現的。

　　我們(men) 所關(guan) 注的重點是大使廳北牆所畫的內(nei) 容。意大利考古學家康馬泰認為(wei) 其表現的是“盛唐氣象”，牆麵分成兩(liang) 部分；左半邊是湖水，龍舟上乘坐著武則天，在畫中她身形巨大，身旁伴隨著宮女，正在向水中投擲粽子，吸引魚群；右半邊是唐高宗，同樣身形巨大，正帶著隨從(cong) 在上林苑獵豹，人馬雜遝，人物清一色是男性。

　　對於(yu) 武則天端午泛舟的畫麵，康馬泰如此解讀：可以看清那位尺寸巨大的唐朝皇後張開左手，正向水中投擲什麽(me) ，很可能是粽子。在水中有遊動的魚群，龍舟下有浮沉的怪獸(shou) ，一群打著旋兒(er) 的遊魚正圍著皇後在水中吃食。左邊是一條蛇，想吃青蛙。魚集在一起在咬東(dong) 西，有荷葉和荷花、鴨子，還有其他的水鳥。在魚群上方、龍舟右側(ce) ，還有兩(liang) 條魚也在進食。尾隨皇後的第二條小船上有三個(ge) 男侍從(cong) ，第四人正涉水而來，將要登舟。畫麵下方還有兩(liang) 位赤身裹著圍腰布、發髻綰起、半身浸在水裏的人。前一位手持小棍正在水中搜尋，後一位牽著兩(liang) 匹馬涉水朝向皇後龍舟方向。

　　學者們(men) 認為(wei) ，大使廳北牆壁畫重現了端午節在盛唐時候的場景，這對於(yu) 漢學家而言極其有價(jia) 值。在中國本土，並沒有一件描繪端午節的唐代藝術品存世。

　　認真查看《駛向撒馬爾罕的金色旅程》一書(shu) 中的《大使廳北牆壁畫線描圖：唐朝端午節慶典（局部）》，會(hui) 發現這幅圖右側(ce) 共有六身騎馬獵豹人物形象以及六隻被獵殺的花豹。其中一身人物無論是馬匹還是自身形象均比其他形象高大威猛。隻見此人一手緊握長矛後端，一手緊緊攥住長矛中間，兩(liang) 手合力將長矛深深刺入花豹頸部。慌亂(luan) 中逃跑的花豹前蹄騰空，後蹄著地，豹尾四下搖擺，因受傷(shang) 驚嚇，豹頭回轉緊張對視狩獵人，但頭部正好與(yu) 駿馬前額相觸，駿馬微微縮首。被康馬泰等認為(wei) 是唐高宗形象的狩獵人右胯掛一胡祿，左側(ce) 的“虎韔豹韜”露出上端，其胯下駿馬也是前蹄騰空躍起，後蹄下是一隻躺著的花豹。整個(ge) 畫麵中兩(liang) 名騎馬武士張弓射豹，兩(liang) 名騎馬武士持矛刺豹，其人物身上的胡祿與(yu) “虎韔豹韜”非常顯眼。

　　有學者認為(wei) 大使廳北牆所描繪的故事場景是盛唐宮廷生活一景。但是近年來更多的學者認為(wei) ，貌似平常的湖上泛舟和獵豹畫麵，其實表達了一個(ge) 中國的特殊節日——端午節，而端午節在盛唐時期，又恰好與(yu) 大使廳西牆和南牆描繪的波斯新年時令重合。在大使廳西牆，描繪著唐朝的使團手持蠶繭、生絲(si) 、白絹，與(yu) 來自波斯、吐穀渾、高麗(li) 等國的使臣前來慶賀粟特國王拂呼縵接受唐高宗冊(ce) 封，共慶波斯新年“納烏(wu) 魯茲(zi) 節”。而相對的南牆壁畫，馬爾夏克1994年指出，描繪著拂呼縵在波斯新年出行祭祖的場景。

　　那麽(me) 大使廳壁畫創作於(yu) 哪個(ge) 年代呢？學界一致認為(wei) 應該是在唐高宗擊敗西突厥汗國（658年—659年）之後，史書(shu) 記載：“顯慶三年（658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康國）所居城為(wei) 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縵為(wei) 都督。”大使廳南牆和西牆是在慶賀拂呼縵及粟特的波斯新年，北牆是在慶賀唐代端午節，而在唐高宗時期這兩(liang) 個(ge) 節日恰好是同一天。在此起伏跌宕的曆史大幕下，大使廳壁畫的創作表達了拂呼縵對唐高宗遙致仰慕之情。據記載可知，拂呼縵的統治在公元676年之前就結束了，因此專(zhuan) 家認為(wei) 大使廳壁畫的創作年代是在公元656年到公元675/676年之間。

　　2.從(cong) 撒馬爾罕到長安：絲(si) 綢之路繁盛景象

　　撒馬爾罕城是今烏(wu) 茲(zi) 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州首府，位於(yu) 今天我們(men) 所說的河中地區，即阿姆河與(yu) 錫爾河之間，曆史上將這一地區稱之為(wei) 粟特地區，將區域居民稱為(wei) 粟特人。漢初，匈奴破月氏，迫其西遷，以河西昭武為(wei) 故地的月氏部落遂向西逃亡，進入中亞(ya) 粟特地域征服當地土著，形成若幹城邦。稍後，為(wei) 嚈噠統治，嚈噠衰落之後，各城邦重獲獨立，複姓昭武，形成以康國（即康居）為(wei) 首的諸粟特城邦，其中有安、曹、石、米、何、史、穆、畢等國，統稱“昭武九姓”。

　　關(guan) 於(yu) 粟特，成書(shu) 於(yu) 公元554年的《魏書(shu) 》記載了5世紀粟特國“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而被北魏俘虜的曆史，其實早在4世紀就有粟特人從(cong) 涼州向撒馬爾罕寄出家書(shu) ，隻是不知是何原因信件丟(diu) 失在敦煌的漢代烽燧中，直到1907年被斯坦因發現。所以有學者認為(wei) 昭武九國“善商賈”的粟特人是從(cong) 4世紀開始沿絲(si) 綢之路建立強大商業(ye) 網絡的，其實不然，更多的漢簡材料證明從(cong) 公元前2世紀，粟特人已經利用他們(men) 的商業(ye) 天賦向絲(si) 綢之路沿線及起點拓展商貿外交來往，隻不過因為(wei) 在貞觀年間向大唐進貢金桃，撒馬爾罕以金桃而聞名於(yu) 世，卻忽略了其早期的交流活動。

　　在中國文獻中，最早提到康居的材料是漢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年）司馬相如《喻巴蜀檄》：“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意思是說康居等西方屬國，即使需要中介語言翻譯才能溝通，也請求來朝廷慶賀，畢恭畢敬地跪拜進獻貢禮。甘肅簡牘博物館張德芳認為(wei) ，其時，張騫出使西域尚未回返，如同張騫在大夏時見到蜀布和邛竹杖一樣，說明早在張騫之前，中原與(yu) 西域的一些信息交流和商品往來就已存在，康居國的名字也已傳(chuan) 到了漢朝。張騫使西域，先到大宛，再由大宛“為(wei) 發導，抵康居。康居傳(chuan) 致大月氏，”得到了熱情接待，算是中原王朝與(yu) 中亞(ya) 國家的第一次友好交往。

　　而懸泉漢簡中有關(guan) 康居和漢王朝保持著貢使關(guan) 係的記載就有14條，時間最早為(wei) 甘露二年（前52年），最晚到西漢末年。從(cong) 這些簡文不難看出，至少在西漢的最後半個(ge) 世紀裏，地處撒馬爾罕一帶的康居國始終同漢王朝保持著貢使往來關(guan) 係。

　　兩(liang) 漢時期，康居是中亞(ya) 地區最早與(yu) 漢王朝發生交往與(yu) 貢使關(guan) 係的古代國家。甘肅簡牘博物館藏有7枚被命名為(wei) 《康居王使者冊(ce) 》的木簡，1990年出土於(yu) 敦煌懸泉置遺址，所記永光五年（前39年）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中原朝貢。按慣例他們(men) 進入漢地後一路的食宿要由沿途安排，所帶貢物要由地方官進行合理評估。但是他們(men) 卻沒有得到這樣的接待，一路飲食要自己負擔，尤其是酒泉太守評估貢獻的駱駝時未讓他們(men) 現場參加，本來“肥”，卻定為(wei) “瘦”，本來是白駱駝卻被指為(wei) “黃”，“不如實，冤”。朝廷得到上訴後，便責令敦煌郡和效穀縣進行調查並將當時的情況如實上報。這一事例生動地反映了漢與(yu) 康居正常外交關(guan) 係之下的糾紛處理。張德芳認為(wei) ，該冊(ce) 書(shu) 的出土，不僅(jin) 為(wei) 研究當時的行政和司法審判程序提供了第一手資料，更重要的是為(wei) 研究漢與(yu) 康居的關(guan) 係提供了原始資料，亦是今天的中亞(ya) 各國研究本國古代曆史的重要資料，可補傳(chuan) 世史籍之闕載。

　　到了6世紀，粟特人以撒馬爾罕城為(wei) 都建立了自己的國家，中國史書(shu) 將它記為(wei) “康國”。公元658年，唐朝在撒馬爾罕城置康居都督府，以康國國王拂呼縵為(wei) 都督，撒馬爾罕城成了唐朝的屬地。此後，康國國王的繼位都要得到唐朝的冊(ce) 封。公元696—697年間，武則天封康國大首領篤娑缽提為(wei) 康國國王；篤娑缽提死後，其子泥涅師師的繼位也得到唐朝冊(ce) 封。公元731年，康國國王烏(wu) 勒（公元710年—739年在位）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為(wei) 曹國國王，唐玄宗同意。公元739年，烏(wu) 勒卒，唐遣使冊(ce) 封咄曷襲父位，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唐又封咄曷為(wei) 欽化王，他的母親(qin) 被封為(wei) 郡夫人。

　　就在公元658年，拂呼縵為(wei) 康居都督、中國成為(wei) 名義(yi) 上的宗主國之後，長安和洛陽不斷獲得來自粟特城邦的貢品。史官記下了粟特使節和他們(men) 帶來的各式奇人奇物，文獻記載所能知道的就有以下幾種：侏儒、樂(le) 師、舞者、馬、狗、獅子、豹、番紅花、石蜜、撒馬爾罕金桃、各式藥草、氍毬、絲(si) 織品、青黛、黑鹽、明珠石英、瑪瑙、黃金、黃銅、鴕鳥卵、玉飾品和甲胄。當然，這些不見得都是貢品，更多的也許是通過貿易交流等不同渠道得到的。

　　從(cong) 1999年到2005年之間，史君墓、安伽墓等粟特商隊首領墓葬相繼在中國發現，北周史君墓墓室堪比皇帝規模，在這裏也首次發現了粟特文和漢文的雙語墓誌銘。這些都說明在撒馬爾罕和長安之間，甚至遠到中國東(dong) 北邊境地帶，粟特人經過長時間的經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貿易網絡。他們(men) 在這個(ge) 貿易網絡的交匯點上建立起聚落，作為(wei) 他們(men) 東(dong) 西貿易的中轉站，並且以不同形式在中國北方地區延續下來。

　　當然，文化不是單向的，而是互動的。來自粟特的奇珍異寶風靡大唐時，濃鬱芬芳的唐風也吹拂撒馬爾罕，絲(si) 綢之路沿線處處留下中國元素，大使廳壁畫便是其中的一例。

　　3.唐朝故事的“國際化”表達

　　隻有充分了解撒馬爾罕與(yu) 長安的曆史淵源，我們(men) 才能更好地解讀大使廳壁畫所蘊藏的內(nei) 涵，並揭開其中的奧秘。

　　同樣的大唐皇家狩獵，在關(guan) 中地區唐墓壁畫中也有發現，如章懷太子墓東(dong) 壁的青龍圖像之後繪有龐大的狩獵出行畫麵，有40多個(ge) 騎者向南奔馳在連綿起伏的山丘之下，前麵有一身穿深藍灰色長袍、騎高大白馬的人領隊，右邊有一騎者手執四旒猴旗，與(yu) 其並行。後麵跟隨數十騎扈從(cong) ，或持旒旗，或抱狗，或架鷹，或鞍後馱獵豹。在懿德太子墓甬道壁畫裏，可見胡奴牽著一頭雲(yun) 豹，跟隨著打獵的人群。這裏的豹子不是被打獵的對象，而是如同獵犬一樣追逐野獸(shou) 的捕獵助手。

　　從(cong) 目前發現的唐代狩獵圖資料大致可以看出，狩獵圖是唐代的主要繪畫題材，除射殺羚羊、野鹿、野豬等動物外，還射殺凶猛的老虎、獅子，這是初唐尚武精神的表現，也是皇室貴胄身份的標誌。但是以關(guan) 中地區為(wei) 主的高級唐墓壁畫中的豹子主要是作為(wei) 助獵的形象而存在，並未發現射殺豹子的圖像。

　　但是，大使廳壁畫上的豹子卻是被獵殺的對象。我們(men) 認為(wei) 此壁畫是受到波斯文化影響。波斯人喜歡在封閉之地圍獵，因此，是他們(men) 想象出唐高宗在上林苑獵豹的。其實，上林苑是皇家公園，裏麵並沒有野生的豹子。中國有華南豹、華北豹、東(dong) 北豹，也有從(cong) 西域進貢而來的豹子。在波斯文化圈裏，帝王要表達其文治武功的時候，就要出現他們(men) 狩獵野豬、狩獵獅子、狩獵豹子的場景。所以，唐高宗獵豹是波斯文化圈的一個(ge) 圖像語言。

　　對此，康馬泰也認為(wei) 唐高宗獵豹此處采用了薩珊波斯的兩(liang) 個(ge) 藝術元素：唐高宗和隨從(cong) 們(men) 所騎的駿馬馳騁，都有著飛翔騰空的波斯式姿態；同一頭花豹在一個(ge) 畫麵上重複出現兩(liang) 次，一次是被唐高宗手中的長矛刺穿，另一次是頹然倒在馬蹄邊。

　　關(guan) 於(yu) 大使廳西牆上的各國使臣場景，日本學者影山悅子推測這是粟特畫家根據唐代記載創作的，而不是親(qin) 眼實錄畫成。同樣的假設也可適用於(yu) 大使廳北牆，粟特畫家可能隻是聽到了去過長安的胡人描述端午節的唐朝宮廷場景，揣摩著畫出了唐高宗獵豹和武則天乘龍舟的畫麵。

　　我們(men) 可以看到唐高宗和侍衛身上顯眼的胡祿與(yu) “虎韔豹韜”。古代文獻中有所謂“虎韔”“豹韜”，即以虎皮或豹皮製成的弓袋。《詩·秦風·小戎》曰：“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閉緄縢。”《毛傳(chuan) 》曰：“虎，虎皮也；韔，弓室也。”陸遊有詩曰：“將軍(jun) 櫪上汗血馬，猛士腰間虎文韔。”唐章懷太子墓《儀(yi) 衛圖》中有九名儀(yi) 衛，三三一組，呈三角形排列，三組中的靠後一人手執大旗。儀(yi) 衛皆著戎裝，頭裹襆頭，身穿圓領白袍，腰係黑帶，足蹬黑靴，右腰挎胡祿，左身掛“虎韔豹韜”。但是粟特畫匠也許沒見過真正的“虎韔豹韜”，因為(wei) 他們(men) 將唐高宗和侍衛身上本應是彎形的“虎韔豹韜”全部畫作了直形。

　　當然虎皮或豹皮弓袋的形製多有變化，大多已無從(cong) 考稽，如果說章懷、懿德兩(liang) 太子墓為(wei) 我們(men) 保留了兩(liang) 種唐代虎豹皮弓袋的形象，那麽(me) 唐高宗的這一“虎韔豹韜”又給學界提供了一個(ge) 新樣本。

　　再看武則天所乘“龍舟”，粟特畫家不知道唐代龍舟的“龍”長什麽(me) 模樣，此處采用了中亞(ya) 的鷹嘴獅身獸(shou) 格裏芬的形象來代替“龍”。格裏芬形象基礎是美索不達米亞(ya) 的“翼獅”或“獅鷹合體(ti) 獸(shou) ”，格裏芬造型最早起源於(yu) 美索不達米亞(ya) 地區，成型並流行於(yu) 波斯、希臘，在大致同一時期出現並流行於(yu) 中亞(ya) 、歐亞(ya) 草原。一般意義(yi) 上，格裏芬是指有著鷹首、鷹翼，獅體(ti) 、獅尾，獅爪或鷹爪的混合怪獸(shou) 。後來由於(yu) 許多變種的出現，格裏芬的稱謂逐漸泛化，包括鷹首格裏芬、獅首格裏芬和羊首格裏芬等造型，其造型廣受草原遊牧民的歡迎，它們(men) 是斯基泰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後，我們(men) 可以發現，在撒馬爾罕大使廳的壁畫是唐高宗、武則天在歡度中國傳(chuan) 統佳節——端午節，但是作為(wei) 中國人的唐高宗狩獵的宏大場麵卻以薩珊波斯人的思維定式予以描述和表達，盡管畫工們(men) 想極力複原“虎韔豹韜”的規製,但畢竟沒有親(qin) 眼見過，或是有粉本，或是根據去過唐朝的工匠描述，抑或有唐人師傅在指點，畫出了唐朝儀(yi) 衛的軍(jun) 事裝備，而把獵豹這種薩珊國王喜好的活動安放在了唐高宗身上。同時，沒有見過龍舟的畫工將斯基泰的圖騰鷹嘴獅身獸(shou) 格裏芬當作龍首，畫在了武則天所乘的“龍舟”上。而這，卻完美地實現了中國故事“國際化”語言表達的效果，讓盛唐景象永遠地定格在了撒馬爾罕，記錄下絲(si) 綢之路當年的繁盛。撒馬爾罕大使廳壁畫所展現的“中國故事”就是文明因交流互鑒而大放異彩的最有力實證，在“一帶一路”深入人心的今天，仍然回味無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