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玉平（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商稅研究及其數據庫建設〔1644-1911〕”首席專(zhuan) 家、清華大學曆史係教授）

　　由於(yu) 氣候、地理、政治和社會(hui) 等多方麵的原因，數千年來中國一直存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夏商以後，位於(yu) 黃河流域的關(guan) 中平原和華北地區是全國的政治和經濟重心；唐以後，由於(yu) 戰亂(luan) 等原因，經濟重心發生了南移。明清時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次第展開，中國經濟的重心又一次發生移動，即由內(nei) 陸向沿海的東(dong) 向轉移。明清時期的這次經濟重心轉移，影響深遠，格局迄今未變。

　　“基本經濟區”概念

　　1934年，一位年輕人在美國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完成了他的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 （中國曆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yu) 水利事業(ye) 的發展，中譯本為(wei) 《中國曆史上的基本經濟區》）。兩(liang) 年後，這篇博士論文以專(zhuan) 著形式在英國倫(lun) 敦出版。國際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的科學與(yu) 文明》第1卷中，認為(wei) 這本書(shu) “是迄今為(wei) 止任何西文書(shu) 籍中有關(guan) 中國曆史發展方麵的最卓越的著作”。

　　這位受到李約瑟高度評價(jia) 的學者是冀朝鼎（1903-196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冀朝鼎曆任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hui) 副主席兼中國人民銀行副董事長、中國拉丁美洲友好協會(hui) 副會(hui) 長等職，被譽為(wei) “中國最幹練的經濟學家”。他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曆史上的每一個(ge) 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基本經濟區是直接和政權安危聯係在一起的，“不管是哪一集團，隻要控製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yu) 統一全中國”。通過水利數據的變化，他得出了唐至宋遼金時期長江流域逐步取代黃河流域成為(wei) 基本經濟區的結論。

　　“基本經濟區”概念，正是我們(men) 今天所說的“經濟重心”。冀朝鼎對於(yu) 基本經濟區的判定標準是水利工程的多少。當然，水程工程的大小和多少，以及記載的詳略與(yu) 否，會(hui) 因時因地因人而有所差異。此後，越來越多的學者關(guan) 注這一問題，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也成為(wei) 學界定論。不過問題隨之而來：唐宋之後，中國的經濟重心有無新的變化？

　　從(cong) “蘇鬆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

　　明朝前中期學者丘濬在《大學衍義(yi) 補》中寫(xie) 道：“諺有之曰：‘蘇鬆熟，天下足’”。丘濬引用的這句諺語其實有很多版本，但核心範圍都是江南地區。晚明時期《輯校萬(wan) 曆起居注》則記載：“夫湖廣，天下魚米地，諺稱‘湖廣熟，天下足’，自大江東(dong) 西皆仰給焉。”諺語的變化顯示出以湖北、湖南為(wei) 中心的長江中上遊平原，已經取代江蘇和浙江，成為(wei) 最重要的商品糧生產(chan) 基地。許滌新、吳承明在《中國資本主義(yi) 發展史》中測算，明清時期每年運往江浙地區的米糧多達2500萬(wan) 石。鄧亦兵則估計，清朝乾隆年間長江水係的糧食外運包括四川300萬(wan) 石、湖南800萬(wan) 石、湖北200萬(wan) 石、江西450萬(wan) 石和安徽100萬(wan) 石，主要供沿海地區使用。

　　明清江南地區雖然不再是主要的產(chan) 糧區，但依然有著明顯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技術升級換代優(you) 勢。水稻兩(liang) 熟是最為(wei) 普遍的耕作技術，雙季稻的種植既是選種技術的進步，也使得稻麥多熟製得到發展。類似的模式還有稻豆兩(liang) 熟、稻油兩(liang) 熟、稻與(yu) 煙草等經濟作物兩(liang) 熟等。這裏的農(nong) 民注重施肥，以提高地力和產(chan) 量。

　　明清時期最發達的手工業(ye) 仍然在江南。婦女在家織布，拿到市場上交換，以維持生計並進行再生產(chan) ，是棉紡織業(ye) 存在的普遍模式。絲(si) 綢是奢侈品，也是技術含量很高的手工業(ye) 產(chan) 品。清廷設立的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專(zhuan) 為(wei) 皇室提供絲(si) 綢。民間絲(si) 織業(ye) 雖在規模上不比官營，但發展速度很快。在家庭副業(ye) 式生產(chan) 的基礎上，棉紡織業(ye) 和絲(si) 織業(ye) 中的專(zhuan) 業(ye) 化分工，成為(wei) “資本主義(yi) 萌芽”論斷的重要基礎。

　　珠江三角洲是僅(jin) 次於(yu) 江南的經濟發達地區。番禺的花市、合浦的珠市、羅浮的藥市和東(dong) 莞的香市，合稱廣東(dong) “四市”。廣州是清代最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茶葉和絲(si) 綢始終是主要出口產(chan) 品，種茶、栽桑殖蠶在當地農(nong) 村非常普遍。桑樹的栽種采取與(yu) 養(yang) 魚相結合的辦法，在魚塘周圍的堤岸土基上栽種桑樹，魚塘濁泥可以肥樹，蠶糞可以喂魚，多種經營方式結合，相得益彰。

　　清代華北商業(ye) 城鎮的數量和規模較明代有了大幅增長。山東(dong) 、直隸境內(nei) 有重要的漕運通道，每年承運漕糧的運船有六七千隻。按規定，凡漕船出運，除裝載正耗糧米外，還可附帶150石的免稅“土宜”（土產(chan) 貨物）。清朝嘉道年間漕船每年所帶的免稅商貨超過90萬(wan) 石，加上旗丁水手攜帶的走私物品，數量更加可觀。這對運河經濟帶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全國物資的交流，具有重要意義(yi) 。

　　從(cong) “蘇鬆熟天下足”到“湖廣熟天下足”，顯示明清時期的糧食生產(chan) 中心已經由沿海轉向了內(nei) 地，沿海地區的經濟功能得到了提升優(you) 化。在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基礎上，沿海地區以商業(ye) 和手工業(ye) 為(wei) 推手，技術升級與(yu) 多種經營相結合，開創出一條極具轉型性質的經濟發展模式，邁出了經濟重心東(dong) 向轉移的堅實步伐。

　　經濟重心的東(dong) 向轉移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重心開始了新一輪的移動，即由內(nei) 地向沿海地區尤其是東(dong) 南沿海地區轉移。

　　明清時期行政區劃變化頻繁，邊疆地區的數據缺失嚴(yan) 重，加之本身經濟比重不大，所以我們(men) 以十八直省的情況來分析。十八直省之中，沿海省份的人口與(yu) 內(nei) 地省份基本持平，但轄區麵積（114萬(wan) 平方千米）不到內(nei) 地省份麵積（281萬(wan) 平方千米）的一半。沿海省份可耕地麵積從(cong) 1776年的14038萬(wan) 畝(mu) ，增加到1910年的19152萬(wan) 畝(mu) ，占全國可耕地麵積的45%，說明沿海地區的土地得到了更大程度的精細開發。

　　清朝延續明朝政策，在山東(dong) 、河南、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和浙江8個(ge) 省份征收實物稅的漕糧。雖然沿海地區隻有3個(ge) 省份要交納漕糧，但年均比內(nei) 地多交納近150萬(wan) 石的漕糧。江浙兩(liang) 省每年還額外為(wei) 京師提供18萬(wan) 石的白糧，以供祭祀等重要場合之用。沿海地區的糧食賦稅顯然超過了內(nei) 地。

　　清代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更重要地體(ti) 現在商品交易的活躍程度上，厘金和關(guan) 稅這兩(liang) 種商稅具有標誌性意義(yi) 。厘金於(yu) 鹹豐(feng) 三年（1853年）創辦，除因太平軍(jun) 占領等特殊原因外，沿海地區的厘金征收量一直遠高於(yu) 內(nei) 地。關(guan) 稅分為(wei) 常關(guan) 稅和洋關(guan) 稅。常關(guan) 稅的征收反映的是國內(nei) 商品流通情況，洋關(guan) 稅主要針對國際貿易的商品流通。將二者合並計算，沿海地區的關(guan) 稅征收量是內(nei) 地征收量的4倍。

　　如果進一步細分，以直隸和山東(dong) 為(wei) 北部沿海地區，江蘇和浙江為(wei) 東(dong) 部沿海地區，福建、廣東(dong) 和廣西為(wei) 南部沿海地區，三個(ge) 區域人口數據比例在太平天國起義(yi) 之前為(wei) 33∶39∶28，太平天國起義(yi) 之後為(wei) 42∶27∶31，說明經過太平天國起義(yi) 的打擊，東(dong) 部沿海地區人口數量大幅度下降，北部沿海地區的人口比重極大提升。可耕地麵積方麵，北部沿海地區所占比重為(wei) 48%~59%；東(dong) 部沿海地區為(wei) 34%左右；南部沿海地區比重最低，為(wei) 16%~20%。地丁錢糧方麵，北部沿海地區所交錢糧比重為(wei) 33%~45%，東(dong) 部沿海地區占30%~40%，南部沿海地區占22%。可見，曆史上持續了很長時間的清代江浙地區“賦重”問題，主要是體(ti) 現在漕糧征收上，而不是來自地丁錢糧。

　　商稅則呈現另外一種麵貌。以厘金為(wei) 例，如果僅(jin) 考慮百貨厘金，則北部沿海地區的征收隻占不到5%的比重；東(dong) 部沿海是征收的主體(ti) ，前期占70%，後期比例也超過50%；南部沿海則由最初的20%上升到40%。常關(guan) 稅方麵，北部沿海地區的關(guan) 稅征收從(cong) 清前期的20%逐步擴大到50%；東(dong) 部沿海由清前期的60%下降至清末的18%；南部沿海則經曆了兩(liang) 頭低中間高的趨勢，雍正、乾隆時期占比不到20%，嘉道時期一度增至50%，清末又退回至30%。洋關(guan) 稅方麵，北部沿海地區從(cong) 1861年的2%占比，逐步提升至清末的15%；東(dong) 部沿海穩定保持在50%；南部沿海的洋稅征收雖然絕對數量有所增加，其占比卻由最初的50%逐步下滑至30%，下滑的占比由北部沿海地區承接，這顯示以天津為(wei) 代表的北部沿海地區對外貿易的迅速崛起。也正是從(cong) 這個(ge) 角度，我們(men) 說是沿海地區經濟的整體(ti) 發展，而不是僅(jin) 限於(yu) 東(dong) 南沿海地區的局部發展。

　　唐宋之際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最重要的標誌是人口重心移動,南方人口一度達到北方人口的兩(liang) 倍。明清時期經濟重心由內(nei) 地向沿海的東(dong) 向轉移，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二次經濟重心轉移。清代的人口重心並沒有發生大的改變，經濟活躍程度卻有了明顯變化。在人口數量和可耕地麵積小於(yu) 內(nei) 地省份的情況下，沿海地區走出了一條商業(ye) 化的發展道路，經濟發展水平超過內(nei) 地，在人均水平方麵更是如此。

　　明清中國是全球經濟的重要一環

　　明朝建立時，歐洲依然處在中世紀。十五世紀末到十六世紀初，歐洲開啟了所謂的“大航海時代”，近代化進程加速，但他們(men) 的環球航行比鄭和的船隊晚了近一個(ge) 世紀。明代中國生產(chan) 的瓷器、絲(si) 織品和茶葉湧入西方，西方殖民者從(cong) 美洲攫取的白銀則持續流向中國。有學者估計，明代共有8000萬(wan) 至9000萬(wan) 兩(liang) 白銀流入，中國是當時世界白銀資本市場的中心。

　　清朝統一台灣後開放海禁，對外貿易得到迅速恢複和發展。江海關(guan) 、浙海關(guan) 、閩海關(guan) 和粵海關(guan) 都承接對外貿易，其中粵海關(guan) 是主體(ti) 。在很長的時間內(nei) ，中國在對外貿易中一直處於(yu) 出超地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粵海關(guan) 成為(wei) 當時唯一擁有國際貿易特權的稅關(guan) 。廣州成為(wei) 全國海路唯一的通商口岸，不僅(jin) 是外國商品輸入的港口，也是國內(nei) 產(chan) 品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交易場所。

　　在對外貿易獲得發展的同時，清代沿海地區的國內(nei) 貿易也得到很大發展。清代國內(nei) 沿海貿易分為(wei) 南線和北線。南線出吳淞口迤南由浙及閩、粵；北線則自江蘇吳淞口向北由山東(dong) 、直隸及關(guan) 東(dong) ，是京杭大運河之外南北物資流通的重要通道。清中葉，每年沿海貿易的南北海船約有4000隻，總噸位50萬(wan) ~70萬(wan) 噸，年總載貨量約170餘(yu) 萬(wan) 噸。東(dong) 北的大豆、雜糧等農(nong) 產(chan) 品運往南方沿海各省，台灣的稻米、蔗糖也成為(wei) 與(yu) 其他各省貿易的主要貨物。乾隆年間，海峽兩(liang) 岸每年的貿易額已達數百萬(wan) 元。

　　晚清時期，中國經濟被更深地卷入全球經濟體(ti) 係中。根據《南京條約》，上海成為(wei) 通商口岸。1850年上海洋貨進口值為(wei) 390.8萬(wan) 元，1860年增長至3667.9萬(wan) 元。此後，江海關(guan) 在關(guan) 稅收入上超過粵海關(guan) ，成為(wei) 全國和遠東(dong) 地區最大的國際貿易口岸。

　　晚清時期沿海地區的其他城市也得到巨大發展。北至天津，南至廣州，包括煙台、寧波、廈門等，均成為(wei) 國內(nei) 貿易中轉站和對外貿易樞紐。天津本為(wei) “海濱荒地”,清朝雍正年間升府設縣。晚清時期，天津成為(wei) 通商口岸，經濟得到迅猛發展。僅(jin) 僅(jin) 幾十年的時間，天津便由一個(ge) 近畿的府屬縣城發展為(wei) 僅(jin) 次於(yu) 上海的全國第二大工商業(ye) 城市和港口城市。

　　明清時期，中國經濟成為(wei) 全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晚清時期，在西方的武力侵略與(yu) 壓迫之下，中國經濟被卷入全球經濟體(ti) 係。在經濟全球一體(ti) 化進程中，沿海地區由於(yu) 地緣優(you) 勢而獲得迅速發展，成為(wei) 經濟重心東(dong) 移的關(guan) 鍵因素。

　　明清時期的這次經濟重心轉移，顯示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已經逐步超越傳(chuan) 統的靠人力投入的農(nong) 業(ye) 型社會(hui) 形態，而向現代化的工商業(ye) 社會(hui) 方向邁進。這對沿海地區人民的文化、生活、思想、行為(wei) 及產(chan) 業(ye) 結構，均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較於(yu) 第一次經濟重心轉移，是一種巨大的曆史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