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土記者”到海歸，從(cong) 地地道道的山裏娃到中國科學院院士，今年65歲的鄧子新感慨：“一路走來，每一步都是改變命運的博弈。”

　　千裏之行，始於(yu) 足下。

　　鄧子新成長軌跡中的每一步，都可以稱得上是“功不唐捐”——中小學時，山高路遠，他利用趕路的時間把課本背得滾瓜爛熟，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文革”時期，他因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百般刁難，卻從(cong) 文風百變的大字報中習(xi) 得寫(xie) 作的本領；初入大學時，他因英文比同學相差一大截而奮發圖強，完成從(cong) 倒數到前三的蛻變，抓住了出國深造的機會(hui) 。

　　那段似乎“一切理想都沒有機會(hui) 實現”的青春歲月，讓他養(yang) 成了堅韌自強的品質，磨礪出笑對逆境的勇氣。

　　課文都是在上學路上背完的

　　1957年，鄧子新出生在湖北省房縣一個(ge) 當時與(yu) 世隔絕的小鄉(xiang) 村，家裏兄弟姐妹5個(ge) ，鄧子新是老幺。他的父母都是農(nong) 民，雖然識字不多，但對讀書(shu) 人始終有一分敬畏，千方百計供孩子們(men) 上學。

　　當時，家家戶戶幾乎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精打細算的母親(qin) 常常用半斤穀子換來5斤紅薯給孩子們(men) 煮粥喝。即便如此，家裏還是常常半個(ge) 月就吃完了一個(ge) 月的口糧。小時候，鄧子新最大的願望就是“不要餓著肚子去學校”。

　　小學5年，鄧子新用過的練習(xi) 本全是用別人剩下的殘本舊紙裝訂而成，而且頁頁都是頂格寫(xie) ，常常連上下左右那點縫隙都舍不得浪費。“每學期的兩(liang) 塊錢學費，遲遲無法交上”。

　　鄧子新小學三年級時，“文革”開始，所有的學生都被迫留級，他換過兩(liang) 次小學，也讀了兩(liang) 次三年級，初中都是在小學附設的初中班裏讀完的。鄧子新對僅(jin) 有的幾本教材倍加珍視，常常是課本剛發下來沒多久，他就已經把課文背得滾瓜爛熟。

　　初中畢業(ye) 時，鄧子新考入了縣一中。鄧家住縣西頭，學校卻在縣東(dong) 頭，有五六裏地的路程。家裏沒有鍾表，母親(qin) 靠著天時和雞鳴掌握起床時間，鄧子新天不亮就得出發，上完晨讀課跑回家喝一碗稀飯又走，每天“一路小跑”往返3個(ge) 來回，有時幹脆餓著肚子上課。

　　每天3個(ge) 多小時的步行上學時間，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難以想象。但對鄧子新來說，這也造就了他一副“鐵腳板”。如今他年過花甲，走起路來“年輕人都很難趕得上”。

　　過年時，家家戶戶都貼上對聯，鄧子新視若珍寶。上學路上，他每經過一戶都要跑到人家門口細細品鑒，同時還用手在空中比畫，模仿運筆。一條街走下來，家家戶戶的對聯內(nei) 容、字體(ti) 他都已了然於(yu) 胸，至今回想，仍覺得“十分過癮”。

　　良好的學習(xi) 習(xi) 慣似乎很早就已養(yang) 成。課間休息，別的同學都在閑聊、打鬧，鄧子新會(hui) 迅速做完作業(ye) ，提前預習(xi) 下節課內(nei) 容。

　　有一次上化學課時，老師正在黑板上寫(xie) 化學方程式，全班鴉雀無聲，鄧子新突然站起來：“老師，你這個(ge) 方程式寫(xie) 錯了，化學反應不能發生！”同學們(men) 都愣住了，齊刷刷看向他。鄧子新鎮定自若地解釋：“按照化學反應金屬的活躍程度，惰性分子不能夠置換活躍分子，反應是不能發生的。”

　　“課都還沒上，你一下子就能看出來！”化學老師驚歎不已。這也讓鄧子新備受鼓舞，對化學的興(xing) 趣大增，化學逐漸成為(wei) 他在理科中最拿手的學科，為(wei) 他多年之後在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成就埋下了“草蛇灰線”。

　　愛好寫(xie) 作幫了大忙

　　十幾歲起，鄧子新已開始為(wei) 父母持家分憂了。

　　哥哥姐姐出去勞動掙工分，鄧子新就負責砍柴燒火。家附近的柴火都被人拾得差不多了，適合生火的需要到更遠的地方找。這個(ge) 農(nong) 家少年一放學就跑到河裏去砸石子，賣給鋪公路的工程隊換錢。但經常一砸十天半月，快堆成一座小山了，被民工指揮部發現，借“割資本主義(yi) 尾巴”之名就一次性沒收了，讓人傷(shang) 心欲絕。

　　生活艱苦，在鄧子新心底，“一直有個(ge) 跳出農(nong) 門的夢想，一直有種改變命運的渴望”。

　　從(cong) 小熟背課文，鄧子新的語文功底一直不錯。高中時，他師從(cong) 後來被評為(wei) 全國特級教師的語文教師黨(dang) 國定，黨(dang) 老師上課出口成章，寫(xie) 得一手好板書(shu) ，深受同學們(men) 喜愛。

　　那個(ge) 時代還沒有追星一說，小縣城裏，花季少年最大的偶像就是老師。黨(dang) 老師也喜歡聰慧好學的鄧子新，經常把他的作文作為(wei) 範文在班上念，這讓鄧子新很受鼓舞，對文學寫(xie) 作的興(xing) 趣也越來越濃。

　　1975年，鄧子新高中畢業(ye) 回到農(nong) 村。因為(wei) 寫(xie) 作的興(xing) 趣，鄧子新一邊幹農(nong) 活，一邊做起了“土記者”。他拿個(ge) 小本本四處采訪，生產(chan) 隊的新人新事，農(nong) 村的精神麵貌，都是他的素材。沒有課外書(shu) 籍，過期報紙雜誌、牆上的大字報就是他的教材。

　　漸漸地，鄧子新“寫(xie) 出了一點名氣”。縣裏、鎮上有什麽(me) 幹部會(hui) 議、民兵工作甚至婦女計劃生育典型，都來找他寫(xie) 報道。

　　那時候“土記者”投稿不用貼郵票，鄧子新就在稿紙下麵墊上七八層複寫(xie) 紙，手腕上攢著勁兒(er) 寫(xie) 字，寫(xie) 出一式幾份的稿子，天南海北地到處郵寄。

　　從(cong) 《鄖陽報》《湖北日報》《人民日報》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他投了數百篇稿件都是石沉大海。即便如此，鄧子新仍不知疲倦地“鉚著勁寫(xie) ”。白天在生產(chan) 隊幹活，晚上在煤油燈下寫(xie) 作。

　　如今回想起來，鄧子新覺得當時的自己有些“天真好笑”。“但當時的我，對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希望能被伯樂(le) 發現，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機會(hui) 。”

　　終於(yu) ，《鄖陽報》采用了鄧子新一篇關(guan) 於(yu) 應征入伍士兵家屬自強不息的通訊報道，年底還被評選為(wei) “模範通訊員”。“我自豪得不得了，從(cong) 此更是一發不可收，一件芝麻大的事，也能寫(xie) 出洋洋幾千字。”

　　高考頭一天，鄧子新還在山上打眼放炮。考試當天早上，媽媽給他炒了一碗飯，算是無聲的鼓勵。家裏沒有鍾表，鄧子新看著天要亮了，就動身出發，帶著開山放炮的一身泥土，走進破舊不堪的縣一中考場。

　　沒有多少時間複習(xi) ，但好在長期的新聞寫(xie) 作鍛煉，讓鄧子新在文筆和政治嗅覺上占了優(you) 勢。高考成績出來，鄧子新憑著語文、政治比別人高幾分的優(you) 勢，達到了湖北考生參加初選的標準，成為(wei) 所在公社6個(ge) 農(nong) 業(ye) 大隊唯一首批初選的考生，被華中農(nong) 學院（今華中農(nong) 業(ye) 大學）微生物專(zhuan) 業(ye) 錄取。

　　鄧子新感慨，倘若沒有當初的“土記者”，大概也就沒有後來的“鄧院士”了。“現在想想，我為(wei) 改變命運作出的種種努力，在當時大多付諸東(dong) 流。但長遠來看，正是這些‘膽大包天’的行為(wei) ，讓我受益匪淺。所謂功不唐捐，大抵如是。”

　　逆境中自強，順境中自律

　　在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鄧子新沉浸在知識的海洋裏，抓緊一切時間學習(xi) ，從(cong) 來沒有給自己放過一天假。

　　而在艱苦環境中成長的鄧子新深諳逆境對人格塑造的深遠意義(yi) 。在實驗室裏，他常鼓勵學生：“不要害怕失敗，失敗有時也是一種美妙的體(ti) 驗。壞事可以變成好事，變成財富，要相信自己，耐得住寂寞。”

　　1984年，鄧子新在做細菌DNA的電泳實驗時，觀察到一個(ge) 現象——在同一塊電泳凝膠上，有些細菌的DNA發生了降解，另一些則沒有。這在微生物領域似乎已經司空見慣，很多文獻對此都有同樣的解釋，即認為(wei) 是人工操作中不小心汙染了核酸酶造成的。但鄧子新卻想“刨根問底”。

　　在他看來，整個(ge) DNA的提取、電泳等過程中都是同一個(ge) 人操作的，為(wei) 什麽(me) 在同樣的環境、操作方法和實驗條件下，不同生物來源的DNA會(hui) 出現降解特性完全相反的情況？這不應該是DNA提取過程中人工操作的問題，倒像是由不同生物自身的遺傳(chuan) 特性決(jue) 定的。

　　帶著這個(ge) 疑惑，鄧子新回到了當時百廢待興(xing) 的中國，回到了母校的獅子山上，希望在這裏證實自己的猜想，為(wei) 祖國作出貢獻。

　　剛回國時，國家給留學人員免稅指標買(mai) 回的“稀罕物”——冰箱、微波爐沒有被鄧子新搬回家，而是放進了實驗室裏存試劑和融化試劑。

　　當時在武漢很多試劑買(mai) 不到，他就自己坐20個(ge) 小時的火車跑到北京、上海購買(mai) 。試劑怕高溫，鄧子新每次都要找列車長商量，把試劑放到餐車的冰箱裏保存，即便如此，試劑還是經常因溫度不合適而損壞，“當時做事是真難啊！”

　　更困難的是新穎的想法並不總是能夠得到同行的認可或支持。

　　20世紀90年代中期，鄧子新實驗得到初步數據，分析這種現象可能與(yu) 硫有關(guan) ，但因為(wei) 想法太新，國際國內(nei) 都不認可，曾經廣受關(guan) 注的學術新秀在這個(ge) 項目上數次申請都“名落孫山”，論文沒處方發，也得不到像樣的資助。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ei) ，鄧子新試圖在各大國際會(hui) 議上通過回應專(zhuan) 家的質疑獲取支持。每麵對一個(ge) 提出的質疑，鄧子新和他的團隊都要經曆一兩(liang) 年的實驗過程才能解答。

　　就是這樣一個(ge) “非共識項目”，被鄧子新在痛苦與(yu) 執著中“放下又撿起來，反反複複無數次”。

　　沒有經費，他從(cong) 別的項目裏擠出經費來。最困難時候，甚至實驗室裏的學生都在悄悄告誡新進師門的學妹，“這個(ge) 項目就是一個(ge) 天坑”。

　　終於(yu) ，經過近20年在黑暗中的摸索，2004年，鄧子新的團隊在實驗中證實了細菌DNA分子中第六種元素——硫元素的存在，改變了全世界對DNA的認知。

　　次年，鄧子新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這一年，他才48歲。2007年，硫修飾的精細化學結構得以闡明，這一發現被評為(wei) “全球十大科學新聞”。

　　一個(ge) 石沉大海的謎被解開了，鄧子新將冷板凳坐熱，在國際上開創了表觀遺傳(chuan) 學一個(ge) 嶄新的分支領域。“就像站在上海東(dong) 方明珠電視塔上一樣，一切都那麽(me) 開闊，可以看得那麽(me) 遠”。

　　“一帆風順的人不會(hui) 有大的作為(wei) 。”鄧子新寄語青年一代，每個(ge) 人的一生其實大多都是在逆境中度過，順境的時候比較少，“要記住一點，逆境中自強，順境中自律，有敢於(yu) 把冷門焐熱的勇氣、執著和毅力。”

　　朱可芯 徐周燦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雷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