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劄記】

　　作者：林大誌（閩南師範大學新聞傳(chuan) 播學院院長、教授）

　　長期以來，對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內(nei) 涵特征存在著不同理解。一些觀點認為(wei) ，中華文明屬於(yu) 大陸文明，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以內(nei) 陸文明為(wei) 底色，與(yu) 海洋關(guan) 係不大。這種觀點的形成原因較為(wei) 多樣和複雜，西方文化思想的影響是一個(ge) 重要來源。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其《曆史哲學》一書(shu) 中提出東(dong) 西方擁有不同文明體(ti) 係的觀點。這一觀點認為(wei) ，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東(dong) 方文化是內(nei) 陸文化，是僵化和停滯的；以歐洲為(wei) 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進取和創新的，這種文化的差異造成了人類文明形態的差異。這種觀點是片麵的，不符合曆史實際，究其本質是西方文化優(you) 越論的表現形態之一。

　　實際上，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是開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構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特質。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具有陸地和海洋的雙重品格，海洋特質是其鮮明的文化特征之一。中國自古就是海洋大國，既有廣袤的大陸，也有遼闊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chan) 生活實踐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這是中國古代曆史與(yu) 文化進程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海洋特質孕育於(yu) 遠古時期，考古學家在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中就發現了海蚌殼、海魚骨等遺存，在山東(dong) 半島、遼東(dong) 半島、東(dong) 南沿海等地也大量分布著古代先民采食海貝、海魚後拋棄貝殼、魚骨所形成的貝丘遺跡。

　　先秦兩(liang) 漢時期，人們(men) 對海洋的認識與(yu) 利用逐漸豐(feng) 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數次東(dong) 巡，並派徐福率眾(zhong) 東(dong) 渡，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海上航行的明確記載。在廣州南越王宮殿遺址發掘過程中，發現了疊壓在下方的大型造船廠遺址，這就為(wei) 秦代造船業(ye) 的發展提供了實證。《尚書(shu) 》《莊子》《山海經》等大量早期古代經典文獻中也都不乏對海洋的描述，特別是刳木為(wei) 舟、煮海為(wei) 鹽等記載，都是時人利用海洋的真實寫(xie) 照。漢代則有了國人走向遠海更為(wei) 具體(ti) 的文獻記載，“海上絲(si) 綢之路”開始揚帆遠航，貿易與(yu) 交流東(dong) 到日韓，南至東(dong) 南亞(ya) 各國（一些學者認為(wei) 已到達印度、斯裏蘭(lan) 卡）。例如《漢書(shu) ·地理誌》等典籍中就已有了比較翔實的記載。同時，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ya) 、菲律賓、印尼等東(dong) 南亞(ya) 國家沿海或島嶼發現了不少與(yu) 中國漢代海上航運及貿易相關(guan) 的考古遺存，出土、發現了數量可觀的漢代陶器、銅器、鐵器等。這些器物正是海洋文化在漢代取得長足發展的實證。

　　六朝隋唐時期，對於(yu) 海洋的探索與(yu) 開發顯著推進。三國時期，造船技術進一步提升，魏國曾在青、兗(yan) 、幽、冀四州大造海船，當時東(dong) 吳的造船業(ye) 最為(wei) 發達，船舶已經有了比較成熟的分隔艙技術，即使個(ge) 別船艙受損進水也不影響航行。據史料記載，孫權曾派遣船隊進行了數次大規模海上遠航，遠至台灣、東(dong) 南亞(ya) 等地，到吳國滅亡的時候，尚有大船五千餘(yu) 艘。唐代不僅(jin) 陸上疆域廣闊，對於(yu) 海洋的控製和影響也實現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術更加高超，船體(ti) 設計、船帆製造以及輪橋起重技術等諸多領域都有新的發明。在與(yu) 日本等國的海戰中，唐朝船隊多次取得勝利。唐代開始設置市舶司，專(zhuan) 門管理對外交往和對外貿易，這是針對海洋經貿最早的官方常設機構。沿海港口城市也隨之快速發展，廣州、寧波、福州（時稱泉州）、揚州等地都有規模很大的港口。《新唐書(shu) ·地理誌》等典籍對於(yu) 當時海洋貿易、對外交往等的記述更為(wei) 詳盡，記錄了從(cong) 廣州出發，經越南、印尼等地繞過馬六甲海峽到達西亞(ya) 的遠洋航線及沿線各國風貌。

　　宋元時期，古代中國的海洋文化發展達到一個(ge) 相對的高峰。宋代特別是南宋高度重視海洋貿易，明確提出了“開洋裕國”的基本國策，建立了更為(wei) 完備的市舶機構，對海洋貿易采取了寬鬆開放的政策，對外貿易的重心從(cong) 陸上轉至海洋，航海技術進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發展進入繁榮時期。明清兩(liang) 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發展的時期。一方麵，明代前期經由海洋的對外交流達到巔峰，鄭和率領規模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航路最遠抵達非洲，時間跨度前後長達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規模空前的壯舉(ju) 。另一方麵，明中葉之後，明清兩(liang) 朝不同程度推行過一些“海禁”政策，甚至進一步發展為(wei) 閉關(guan) 鎖國，阻滯了海洋文化的發展。

　　基於(yu)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各曆史階段的總體(ti) 性特征進行研判，不難看出其鮮明的海洋特質。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間形成的，同樣也不是一個(ge) 時期的停頓或波折所能截斷的，曆史長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並不能改變其奔流入海的大勢，明清海洋政策階段性變化造成的影響也無法抹殺中華傳(chuan) 統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時應當看到，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是多元同構的文化，就文化內(nei) 涵的諸多構成特質而言，海洋文化特質與(yu) 其他特質並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機共生、同構融合的關(guan) 係。正因如此，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天下大同、協和萬(wan) 邦、開放包容、開拓進取等精神內(nei) 涵不斷得到增強。首先，開放包容是中華海洋文化的一個(ge) 顯著特征。例如，媽祖信仰是海洋文化開放包容精神的一個(ge) 生動例證。宋代以來，媽祖信仰不斷豐(feng) 富發展，如今其影響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征而言，媽祖信仰蘊含的大愛精神正是海洋文化開放包容特征的重要體(ti) 現。其次，開放包容也是中華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質。縱觀西方幾百年來的海洋史，可以說是一部殖民和掠奪的曆史，在海洋貿易的過程中充滿著血腥殺戮，帶有強烈的侵略性和擴張性。相比而言，中華海洋文化則具有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傳(chuan) 統。《漢書(shu) ·地理誌》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yu) 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yu) 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yu) ，有黃支國，民俗略與(yu) 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可見，早在兩(liang) 漢時期，中華先民的海洋活動就以各國的相互交流、往來互信為(wei) 主要內(nei) 容，體(ti) 現了開放包容的精神。又如，以其宗教種類的多樣性，宋元時期的泉州被譽為(wei) “世界宗教博物館”，世界各地的人們(men) 從(cong) 海上齊聚這座海濱港城，從(cong) 事海洋商貿活動，佛教、道教、儒教、伊斯蘭(lan) 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同時共存，既是各民族之間和諧往來的例證，也是中華海洋文化開放包容、合作共贏思想的鮮明體(ti) 現。再次，開拓進取是中華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質。大海波濤洶湧，深廣難測，這一自然屬性令海洋文化富於(yu) 開拓冒險精神。我國擁有漫長的海岸線，沿海各地區的百姓很早就有搏擊風浪、逐海謀生的傳(chuan) 統，逐步形成了充滿活力、敢拚會(hui) 贏的社會(hui) 文化氛圍。例如，明末鄭成功在抗清驅荷的過程中，對海洋始終采取開放進取的態度，他向南明隆武皇帝提出“通洋裕國”的方略，以仁、義(yi) 、禮、智、信五字為(wei) 名，組成五大海路商行，派遣船隊經營遠洋貿易。這本質上正是中華文化的地域分支——閩南文化不畏波濤、拚搏進取的海洋特質的體(ti) 現。

　　綜上所述，海洋特質是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構成要素。“海納百川，有容乃大”，這一中華古諺的思想內(nei) 涵反映著大海浩瀚無垠的自然品格。麵向未來，推進海洋文化研究、總結古代海洋文化發展曆程與(yu) 經驗，對於(yu) 糾正和破除對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認識誤區，增強人們(men) 的海洋意識有著重要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