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 濤（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

　　北京魯迅博物館收藏了一封葉聖陶（1894—1988）致許廣平（1898—1968）的書(shu) 信，這封書(shu) 信是由許廣平在20世紀50年代捐獻給北京魯迅博物館的。查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葉聖陶集》（第二版，共26卷），發現這封信沒有被收入集中，現將這封書(shu) 信的內(nei) 容轉引如下，並略作釋讀。

　　廣平先生：

　　香港蔣牧良君寄來張漾兮君所作木刻一幅，囑轉送尊處，今托顧先生帶上。蔣君通訊地址為(wei) ：砵（此字不知何字，隻能照式描之。）蘭(lan) 街327號四樓。

　　葉聖陶 頓首

　　九月十八日

　　信封上文字：

　　敬煩

　　均正兄 袖致

　　許廣平先生

　　弟 鈞 拜托

　　這封信中的“蔣牧良君”是指當時在香港從(cong) 事進步文化工作的湖南籍左翼作家蔣牧良（1901—1973），“張漾兮君”是指當時在香港的四川籍進步木刻家張漾兮（1912—1964），“顧先生”和“均正”是指時任開明書(shu) 店編輯的著名科普作家顧均正（1902—1980），“鈞”是時任開明書(shu) 店編輯的著名作家葉紹鈞（字秉臣、聖陶）的簡稱。另外，從(cong) 信封上的文字，可以知道葉聖陶致許廣平的這封書(shu) 信，是交給開明書(shu) 店的同事顧均正捎帶給許廣平的。另外，北京魯迅博物館的藏品登記單上注明這封書(shu) 信書(shu) 寫(xie) 的具體(ti) 時間是1948年9月18日。附帶指出，葉聖陶在信中說不知何字的“砵蘭(lan) 街”，是香港在1927年為(wei) 紀念英國首相威廉·卡文迪許-本廷克(英文:William Cavendish-Bentinck)兼波特蘭(lan) 公爵而命名的一條街道，英文名是Portland Street，音譯為(wei) “砵蘭(lan) 街”。

　　查閱葉聖陶的日記，可以看出，葉聖陶在1946年2月9日從(cong) 四川回到上海之後，在2月24日以全國文協理事的身份參加文協上海分會(hui) 舉(ju) 行的理事、監事會(hui) ，並在這次會(hui) 議上被推舉(ju) 接替赴美訪問講學的老舍，擔任全國文協的常務理事。此後，葉聖陶因工作多次與(yu) 許廣平見麵，有幾次文協的會(hui) 議就是在許廣平的家中舉(ju) 行的，因此可以說葉聖陶與(yu) 許廣平兩(liang) 人比較熟悉。

　　另外，關(guan) 於(yu) 蔣牧良和張漾兮當時在香港的情況，據張漾兮的女兒(er) 張蘆宛回憶：

　　1948年5月，經地下黨(dang) 和民盟組織安排，進步朋友多方幫助，張漾兮在敵人眼皮底下穿過成都鬧市鹽市口，經武漢跑到香港，逃脫了特務的追捕。

　　到港後張漾兮得到一筆“宋慶齡基金”，凡是剛到香港的進步人士都有。可解決(jue) 暫時的生活問題，後來他加入了“粵港文協”和“人間畫會(hui) ”，和大陸作家畫家蔣牧良、張文元、曾巴波等人住在“香港文協”的一個(ge) 小樓上，以一張乒乓球台為(wei) 公用書(shu) 桌、餐桌和床，在那裏完成了他正在構思的木刻《我們(men) 自己的隊伍來了！》，以及《上工去》、《魯迅先生——路是人走出來的》等木刻作品。

　　鑒於(yu) 蔣牧良和張漾兮當時都住在“香港文協”的一個(ge) 小樓上，並且張漾兮還在香港加入了“粵港文協”和“人間畫會(hui) ”，由此可以推測出當時協助周而複編輯《北方文叢(cong) 》，並擔任茅盾實際主編的《小說》雜誌的編委的蔣牧良也很可能加入了“香港文協”或“粵港文協”。這樣的話，作為(wei) “香港文協”或“粵港文協”成員的蔣牧良就有機會(hui) 和擔任全國文協常務理事的葉聖陶有工作方麵的聯係。

　　而據《張漾兮年表》記載，1948年，張漾兮在香港創作了木刻作品《魯迅先生——路是人走出來的》，“同期開明書(shu) 店在香港發行該作圖片”。考慮到開明書(shu) 店於(yu) 1948年在香港印刷發行了該木刻作品，蔣牧良在1948年從(cong) 香港寄給開明書(shu) 店的葉聖陶並囑轉交給許廣平的這幅張漾兮創作的木刻作品，應當就是此作。顯然，張漾兮希望把他創作的這幅紀念魯迅的木刻作品轉交給魯迅的愛人許廣平留存。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蔣牧良與(yu) 張漾兮都深受魯迅的影響。蔣牧良於(yu) 1932年與(yu) 張天翼相識，並受張天翼的影響開始從(cong) 事文學創作。後來，蔣牧良在自己參與(yu) 編輯的《現實文學》雜誌上刊登魯迅的文章。1936年10月22日，蔣牧良參加了魯迅的葬禮，並與(yu) 歐陽山一起高舉(ju) 著寫(xie) 著“魯迅先生喪(sang) 儀(yi) ”幾個(ge) 大字的門旗走在魯迅送葬隊伍的最前麵。

　　張漾兮就是受到魯迅的影響才走上木刻創作的道路的。據張漾兮的長子張鼓峰回憶：

　　父親(qin) 在學生時代十分勤奮，在藝專(zhuan) 學習(xi) 的六七年間，每天早上到郊外去畫一張風景寫(xie) 生，從(cong) 不間斷。一九三一年畢業(ye) 前夕，由於(yu) 參加學生運動，學校當局拒發畢業(ye) 證書(shu) ，並取消留校當助教的資格。畢業(ye) 後緊接著就是失業(ye) ，直到一九三六年才找到工作。任成都《新民報》畫刊編輯。此間他開始研讀魯迅先生的作品。由於(yu) 魯迅先生大力倡導木刻藝術，父親(qin) 便毅然拿起木刻刀，自學木刻。這時正值抗日戰爭(zheng) 爆發，他刻製的第一批宣傳(chuan) 抗日的木刻作品於(yu) 1938年初在成都《新民報》等報刊陸續發表。

　　魯迅先生的作品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進一步看清了中國社會(hui) 的黑暗，從(cong) 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十一年間，他刻製了大量揭露舊社會(hui) 的木刻作品。巴掌大小的木刻，幾乎每星期一張，可惜現在僅(jin) 保存下來很少的一部分。

　　因此，張漾兮於(yu) 1948年8月在香港創作的這幅紀念魯迅先生的木刻作品《魯迅先生——路是人走出來的》能被許廣平保存下來，更是彌足珍貴。張漾兮在藝術創作上受到魯迅深刻影響，創作出一批反映人民疾苦、揭露國民黨(dang) 黑暗統治的木刻作品，在政治上也追求進步，在1942年11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會(hui) ，是民盟的首批會(hui) 員。張漾兮通過木刻作品，不僅(jin) 表達出他對魯迅先生的紀念，而且也表達出廣大人民群眾(zhong) 一定能夠取得勝利，獲得光明的未來。開明書(shu) 店於(yu) 1948年在香港印刷發行這幅木刻作品，將作品廣泛傳(chuan) 播到全國各地，在最大程度上將這幅木刻作品的宣傳(chuan) 作用發揮出來。

　　《光明日報》（2023年07月14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