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針度人 絕學不絕——唐作藩與音韻學的普及傳播
【大家】
作者:向筱路(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中文係博雅博士後)
學人小傳(chuan)
唐作藩,1927年生,湖南洞口人。音韻學家。1953年畢業(ye) 於(yu) 中山大學語言學係,留校任教。1954年調至北京大學中文係,講授音韻學、漢語史、古代漢語、古音學等課程。曾任中國音韻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著有《漢語音韻學常識》《音韻學教程》《漢語語音史教程》《上古音手冊(ce) 》等。
什麽(me) 是音韻學?記得我讀本科時,有外專(zhuan) 業(ye) 的同學以為(wei) “音韻學”這門課是教唱歌的,讓人啼笑皆非。
漢語音韻學是研究漢語語音係統及其發展演變的學問。音韻學在我國曆史悠久,如果從(cong) 三國曹魏李登著《聲類》算起,至今已經近兩(liang) 千年,取得了輝煌成就。然而,這門學問發展到後來,了解的人越來越少,研究者就更少了,顯得非常神秘,一度被稱作“絕學”。
20世紀50年代以來,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唐作藩先生一直致力於(yu) 音韻學和漢語史的科研與(yu) 教學,成就卓越,尤其為(wei) 漢語音韻學的普及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
唐作藩先生1927年出生在湖南省洞口縣黃橋鎮,小時候,父親(qin) 想讓他將來去經商做買(mai) 賣,但唐先生十分熱愛讀書(shu) ,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文人命”。經過刻苦努力,1948年,唐先生考入中山大學語言學係。中大語言學係是由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先生主持創辦的,有一批優(you) 秀學者任教,如岑麒祥、高華年、嚴(yan) 學宭等先生。唐先生1953年畢業(ye) ,留校擔任岑麒祥先生的助教,主要研習(xi) 語言學理論。不久後,為(wei) 了集中培養(yang) 語言專(zhuan) 業(ye) 人才,中山大學的語言學係合並至北大中文係的語言專(zhuan) 業(ye) ,1954年秋,唐先生便跟隨王力、岑麒祥等先生北上燕園。
進入北大中文係後,王力先生考慮到語言學教研室已經有了石安石和殷德厚兩(liang) 位先生擔任助教,便安排唐作藩先生加入剛剛成立的漢語教研室,跟隨他學習(xi) 漢語史。唐先生從(cong) 此與(yu) 漢語史、音韻學結下了一生的緣分,而在他學術道路剛開始的時候,便將音韻學普及化的觀念深植在治學理念中。
20世紀50年代,我國語言學大發展,表現之一就是漢語本體(ti) 研究為(wei) 普及漢語知識、改進漢語教學、推動漢語規範化服務。據學者統計,20世紀50年代出版的語法著作有200多種,其中一半以上是為(wei) 普及語法知識而寫(xie) 的通俗讀物。據唐先生回憶,1956年春的一天,王力先生從(cong) 城裏開會(hui) 回來,對他說,呂叔湘先生建議王先生寫(xie) 一本音韻學的普及讀物,但當時王先生工作繁忙,便安排尚在學習(xi) 音韻學和漢語史的唐作藩先生來撰寫(xie) ,“邊學習(xi) ,邊寫(xie) 作”,於(yu) 是就有了後來的《漢語音韻學常識》。
漢字不是拚音文字,古代既沒有記音工具,也沒有錄音設備,我們(men) 無法確切了解古代漢語的語音,但學者通過曆代詩文的押韻情況、字書(shu) 韻書(shu) 的反切等資料,再結合其他相關(guan) 史料和現代漢語語音,發現了很多古今語音演變的規律,還大致構擬出古代漢語的語音係統。
音韻學是中國傳(chuan) 統小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古人通曉經義(yi) 的重要工具,因為(wei) 漢字的讀音與(yu) 語義(yi) 關(guan) 係密切。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顧炎武就曾在給朋友的信劄中說:“愚以為(wei) 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shu) ,亦莫不然。”(《答李子德書(shu) 》)這裏的“知音”就是知曉音韻的意思。
音韻學不隻是古代讀書(shu) 人才會(hui) 涉及的專(zhuan) 門之學,也與(yu) 當代生活息息相關(guan) 。近些年,人們(men) 對“遠上寒山石徑斜”的“斜”究竟該怎麽(me) 念展開了很多討論,有人認為(wei) 應該讀xiá,舉(ju) 出的證據是與(yu) 它押韻的“家”“花”在普通話中都讀a韻母,而且讀xiá更符合“斜”字的古音。要想弄清楚這個(ge) 問題,做出恰當的評斷,就必須具備音韻學知識。在杜牧寫(xie) 作這首詩的唐代,“斜”“家”“花”三字的主要元音是一樣的,中古的《廣韻》等韻書(shu) 將之歸入麻韻,現代學者一般把這個(ge) 韻構擬為(wei) [a],因此說“斜”讀xiá是保留古音有一定道理。不過,“斜”和“家”“花”的韻母有別,一個(ge) 重要差異是“斜”屬於(yu) 三等,而“家”“花”屬於(yu) 二等,簡單來說,原本前者有[i]介音而後者沒有(“家”讀作jiā是後來增生了[i]介音)。至晚到了南宋,“斜”的韻母[ia]在介音的影響下發生主元音的高化,讀成[ie],這也是現代普通話讀xié的來源。古今語音是發展變化的,按照今天的普通話讀音規範,“遠上寒山石徑斜”的“斜”應該讀成xié,不必改讀為(wei) xiá。可見,即使對不從(cong) 事語言學研究的普通讀者來說,了解一些音韻學知識也是很有必要的。
《漢語音韻學常識》1958年由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篇幅不大,隻有六萬(wan) 字左右,卻把漢語音韻學的主幹知識做了言簡意賅的介紹,包括音韻學的定義(yi) 、價(jia) 值、基本概念,以《詩經》押韻和漢字諧聲係統為(wei) 代表的上古漢語語音係統,以《切韻》係韻書(shu) 為(wei) 主要研究對象的今音學,以《韻鏡》和《切韻指掌圖》為(wei) 代表著作的等韻學,現代漢語普通話語音係統的來源。通過這本著作,人們(men) 能對音韻學研究的各個(ge) 部門及主要內(nei) 容有一個(ge) 相對全麵的了解。此書(shu) 1959年、1999年、2005年先後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也曾在香港出版,還有日語譯本,可謂暢銷海內(nei) 外。
唐先生的另一本普及性讀物《普通話語音史話》更像是專(zhuan) 題研究,聚焦於(yu) 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形成,讓人們(men) 對現代漢語共同語語音係統的來龍去脈有一個(ge) 清晰的認識。這部著作的內(nei) 容曾先後連載於(yu) 《文字改革》和《語文建設》,《文字改革》主編、著名語言學家王均先生在“編者按”中說:“為(wei) 了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普通話的曆史,掌握有關(guan) 普通話的知識,從(cong) 而促進當前推廣普通話工作,連載此文。”可見這部著作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yi) 。此書(shu) 首先指出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wei) 標準音,以北方話為(wei) 基礎方言,在元明時代就已奠定了基礎,並著重介紹了元代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韻》的語音係統,認為(wei) 已為(wei) 普通話的語音係統奠定了曆史基礎。然後以《中原音韻》音係為(wei) 上限,追溯普通話聲母、韻母、聲調係統的來源,這是全書(shu) 的重點,專(zhuan) 業(ye) 性比較強,不過唐先生在書(shu) 中舉(ju) 了大量例字,對於(yu) 古代的音類也都給出了國際音標的擬音,再加上敘述時語言平實、娓娓道來,普通讀者閱讀起來也不覺得吃力。
除上述兩(liang) 部著作之外,唐先生還著有《學點音韻學》,主要內(nei) 容是20世紀80年代初應邀在中央廣播電視大學講授《中國古代文化史講座》的部分講稿,並收錄了一些有關(guan) 應用音韻學性質的內(nei) 容。由於(yu) 這是將音韻學作為(wei) 中國古代文化有機組成部分介紹給聽眾(zhong) ,因此選取的角度也與(yu) 人們(men) 閱讀古書(shu) 、注解古書(shu) 直接相關(guan) 。例如《古今語音的異同》一節重在通過具體(ti) 例證告訴讀者漢字的古今讀音是不相同的,不可孤立靜止地看待漢語語音,《“同”和“通”——文言文注釋中兩(liang) 個(ge) 術語的使用》一節對“同”和“通”這兩(liang) 個(ge) 古書(shu) 注釋中常用的術語進行解釋,對語文教材和辭書(shu) 正確使用這些術語有很強的指導意義(yi) 。為(wei) 了引起人們(men) 的興(xing) 趣,唐先生還專(zhuan) 門介紹了唐明皇改經和齊桓公與(yu) 管仲謀伐莒兩(liang) 個(ge) 和漢語語音有關(guan) 的故事及背後蘊含的音韻學道理。
這幾部普及性著作各有特點。《漢語音韻學常識》和《普通話語音史話》係統性較強,結合現代語言學特別是語音學的概念,對漢語音韻學的主幹知識或某一時段的語音演變做了較為(wei) 全麵的介紹,在結構框架與(yu) 章節安排上都與(yu) 音韻學的專(zhuan) 業(ye) 教科書(shu) 比較接近;《學點音韻學》的主要目標不是全麵介紹音韻學知識和理論,而是有選擇地將與(yu) 人們(men) 讀書(shu) 識字相關(guan) 的重點內(nei) 容進行分析,更有針對性,也更能激發普通讀者的閱讀興(xing) 趣。從(cong) 我個(ge) 人的閱讀經驗來看,將這幾本書(shu) 一起閱讀,讀者基本上能對音韻學的概要有一個(ge) 比較清晰的認識,也能明白音韻學在文史研究中有重要的應用價(jia) 值,不再覺得音韻學神秘莫測、遙不可及。
二
在北大中文係的課程安排中,“漢語音韻學”和“漢語史(上)”(主要講授漢語語音史)通常是作為(wei) 漢語專(zhuan) 業(ye) 本科生的必修課,相互銜接,構成一個(ge) 完整的體(ti) 係。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唐先生多次講授這兩(liang) 門課程,在講義(yi) 的基礎上形成了《音韻學教程》和《漢語語音史教程》兩(liang) 部教材,在國內(nei) 外影響很大。與(yu) 麵向普通大眾(zhong) 的讀物不同,作為(wei) 教材的音韻學和語音史書(shu) 籍既要讓同學們(men) 易於(yu) 理解,又要讓大家能夠準確地掌握課程所要求的知識點。
唐作藩先生曾回憶說:“王力先生的《中國音韻學》,每節後列為(wei) 參考資料的內(nei) 容比正文多得多,所以一般的學生都看不懂。包括羅常培先生的《導論》(指《中國音韻學導論》),雖然是普及性的,但介紹給同學還是看不懂。所以我就根據自己學習(xi) 的體(ti) 會(hui) ,編了《音韻學教程》。”《音韻學教程》初版於(yu) 1987年,此後四次修訂,可謂精益求精。
作為(wei) 本科生基礎課的教材,《音韻學教程》並不追求麵麵俱到,而是突出主幹知識,避免增加學生的學習(xi) 負擔,對於(yu) 音韻學中一些不易理解和解決(jue) 的問題,選擇暫付闕如,比如“重紐”問題就是這樣處理的。
我們(men) 知道,一個(ge) 漢字的讀音是由聲母、韻母、聲調決(jue) 定的。古人根據發音部位的不同,把聲母分為(wei) 唇、舌、牙、齒、喉等幾類,又把韻分為(wei) 若幹類,每個(ge) 韻在韻書(shu) 中有一個(ge) 代表字,宋人編纂的《廣韻》就有206韻。古人還發明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即用兩(liang) 個(ge) 漢字注出另一個(ge) 字的讀音,比如“當孤切”,取“當”字的聲母、“孤”字的韻母(包括聲調),就可以得到“都”的讀音。所謂重紐,指的是《廣韻》的支、脂、祭、真、諄、仙、清、宵、鹽等三等韻的唇、牙、喉音字的反切,在開合相同的情況下,其反切下字仍分成兩(liang) 類,像《廣韻》脂韻滂母有兩(liang) 條反切:“丕,敷悲切”“紕,匹夷切”。反切下字“悲”“夷”都是脂韻開口三等字,但《廣韻》將“丕”和“紕”列成兩(liang) 個(ge) 小韻,表明它們(men) 讀音不同,但究竟有何不同、這些韻的來源、演變等問題,學者們(men) 尚未達成一致意見,仍有不少繼續探討的空間。作為(wei) 剛接觸音韻學的本科生,要想透徹地理解這個(ge) 現象恐怕存在一些困難,因此唐先生在《音韻學教程》中沒有對此做專(zhuan) 門的介紹,“暫不涉及,以後要專(zhuan) 題討論”。
在《漢語語音史教程》中,唐先生將漢語發展的過程分為(wei) 遠古、上古、中古、近古、現代五個(ge) 時期,由於(yu) 殷商時代的漢語材料有限,暫時無法對遠古的語音係統做全麵準確的描寫(xie) ,因此在講述漢語語音史時便隻從(cong) 上古時期開始。在介紹漢語語音發展情況時,唐先生一般是先介紹每一時期音係的基本麵貌,再描寫(xie) 它向另一時期發展的主要變化,有明確的曆史觀和係統觀。例如第五章《從(cong) 近古到現代漢語語音係統的發展》就將明代徐孝所著《重訂司馬溫公等韻圖經》(1606年)作為(wei) 漢民族共同語語音係統由近古到現代的一個(ge) 重要過渡階段,梳理由元代《中原音韻》音係到現代漢語普通話音係的發展演變。在全書(shu) 末尾,唐先生還設立《漢語語音係統發展的特點及其基本趨勢》一節,對3000多年漢語語音發展史的共同特性做了總結,使讀者認識到漢語語音的發展具有很強的規律性,而揭示規律是語言研究的根本目標。
蔣紹愚先生在給《漢語語音史教程》(第二版)寫(xie) 的序裏說:“書(shu) 本不厚,內(nei) 容不雜,但是有分量,有深度。特別是作者不炫博,不逞奇,隻是平平實實地把問題講明白。”這個(ge) 評價(jia) 恰如其分。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唐先生在編寫(xie) 《漢語語音史教程》時並非隻是基於(yu) 前人的研究,述而不作,對於(yu) 自己有研究有心得的觀點,即使同師輩的看法有抵牾,他也以尊重語言事實為(wei) 最高準則,將自己的觀點寫(xie) 進教材,介紹給學生,對於(yu) 上古聲調的處理就體(ti) 現了這一點。
我們(men) 知道,現代漢語普通話有陰平、陽平、上聲、去聲4個(ge) 聲調,有些漢語方言的聲調係統更加複雜,例如王力先生的家鄉(xiang) 話廣西博白方言就有10個(ge) 聲調,由於(yu) 大家平時都在聽說,因此對於(yu) 聲調的高低升降感知得比較清楚。以《切韻》音係為(wei) 代表的中古音有平、上、去、入四個(ge) 聲調,這從(cong) 《廣韻》按四聲分卷可以看得很清楚(平聲分為(wei) 上下兩(liang) 卷是因為(wei) 平聲字多,與(yu) 後代的陰平、陽平無關(guan) )。那麽(me) 上古漢語的情況是什麽(me) 樣的呢?上古有沒有聲調、有幾個(ge) 聲調、上古聲調和中古四聲之間是什麽(me) 關(guan) 係,對於(yu) 這些問題,明清以來學者就有較大分歧。王力先生接受清代學者段玉裁“去聲備於(yu) 魏晉”的觀點,認為(wei) 上古漢語的聲調應先分舒促、再分長短,有平聲、上聲、長入、短入四類,長入後來發展為(wei) 中古的去聲。唐先生一直比較認同這個(ge) 看法,不過,20世紀90年代,他“在給研究生講授‘古音學’的教學實踐中,重新審視《詩經》的用韻,感到王力先生的主張需要有所修正”。經統計,《詩經》中出現去聲字的韻段共有282個(ge) ,其中去聲自押有95個(ge) 韻段,約占總數的33.69%,這難以看作是巧合。經過慎重考慮,唐先生提出:“從(cong) 上述《詩經》中去聲獨用、與(yu) 平上聲相押及入聲通押的情況看,上古去聲的獨立性還是很強的,至少在王力先生的古韻體(ti) 係裏屬於(yu) 陰聲韻部的去聲字在《詩經》時代是已經存在的。”(參唐作藩《上古漢語有五聲說》,《語言學論叢(cong) 》第33輯,2006年)他由此認為(wei) 上古漢語的聲調應該有平、上、去、長入、短入五類,並在《漢語語音史教程》的《上古漢語的聲調》一節中介紹了他的“五聲說”。其他學者也從(cong) 變調構詞、韻文、聯綿詞、聲訓、民族語言的早期漢語借詞等角度論證了這個(ge) 觀點。
總的來看,這兩(liang) 部教材緊密貼合北大中文係“漢語音韻學”和“漢語史(上)”的課程設計,既符合教學的實際安排,又有學理依據。例如《音韻學教程》的內(nei) 容分布呈現出橄欖核狀,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來講解《廣韻》音係,這不僅(jin) 是因為(wei) 《廣韻》是上聯古音、下推今音的重要橋梁,也是因為(wei) 利用係聯法分析《廣韻》音係可以對研究其他著作的反切係統起到示範作用。又如,中國地域廣袤、曆史悠久,漢語語音的演變無疑非常複雜,共同語和方言、書(shu) 麵語和口語相互交織,要想全麵係統地將它們(men) 的發展脈絡揭示出來絕非易事。《漢語語音史教程》的框架深受王力先生《漢語史稿》影響,先分上古、中古、近古描寫(xie) 漢語共同語的斷代麵貌,然後再分階段梳理它們(men) 的演變特征,這有助於(yu) 學生抓住漢語語音發展的主要現象和特點,以簡馭繁。北大中文係多年的教學實踐證明,將兩(liang) 部教材結合起來使用,配合教師的講授,按照每一章節後的練習(xi) 實操實練,經過一年的時間,學生基本上可以掌握漢語音韻學和漢語語音史的主幹知識,為(wei) 進一步學習(xi) 和研究打下良好基礎。
20世紀以來,國內(nei) 外出現了一批介紹漢語音韻學的教科書(shu) ,對於(yu) 音韻學的教學和普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何九盈先生在《中國現代語言學史》(增訂本)中專(zhuan) 門有一節《音韻學史與(yu) 概論性著作》,對這一時期的音韻學教材做了扼要評述,提出“現代音韻學史上第一本概論性質的著作是錢玄同的《文字學音篇》(1918年)”“《音篇》之後的概論性質的著作,大體(ti) 上可分為(wei) 新舊兩(liang) 派。黃侃的《音略》(1920年)、《聲韻通說》(1936年)、馬宗霍的《音韻學通論》(1931年)、葉光秋的《聲韻學大綱》(1936年)等是舊派的代表作。薑亮夫的《中國聲韻學》(1933年)、王力的《中國音韻學》(1936年,後改名《漢語音韻學》)、羅常培的《中國音韻學導論》(1949年,後改名《漢語音韻學導論》)是新派的代表作。還有劉賾的《聲韻學表解》(1932年)、魏建功的《古音係研究》(1935年)、林尹的《中國聲韻學通論》(1936年,著者於(yu) 1982年‘修訂增注’,重新出版)都在學術界產(chan) 生過相當的影響”。
如今,這些音韻學教科書(shu) 中有的仍被奉為(wei) 經典,不斷給讀者以啟迪,有的則漸漸湮沒無聞,隻在回顧學術史時才被偶然提及。那麽(me) 一部好的教材應該是什麽(me) 樣的呢?羅常培先生給王力先生《漢語音韻學》寫(xie) 的序中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
我覺得編教科書(shu) 和作研究論著性質稍微不同:後者無妨“小題大做”,前者卻貴乎“深入淺出”。所以一部教科書(shu) 盡管沒有自己的創見,而能搜羅眾(zhong) 說,抉擇精當,條理清晰,容易了解的,便算是好著作。要是一味地掉書(shu) 袋子或標榜主觀的成見,讀者反倒望而生畏不敢領教了。
曆史反複證明,如果一部教科書(shu) 能夠持論公允、詳略得當、條理清晰、魚漁並授,往往能夠起到良好的培育人才的作用,擁有更長的生命力,唐作藩先生的《音韻學教程》和《漢語語音史教程》無疑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三
音韻學為(wei) “絕學”的說法最早由誰提出已不可考。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已經故去的楊耐思先生有一篇短文,題目就叫《絕學》(載於(yu) 根元、張朝炳、韓敬體(ti) 編《語言漫話》,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文中專(zhuan) 門分析了音韻學為(wei) 什麽(me) 會(hui) 成為(wei) “絕學”:
一方麵,由於(yu) 語言的聲音是經常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的,古音不同於(yu) 今音,而且漢字不是拚音文字,古音沒有實際的記錄,隻能靠史料和現代語音的某些特點去進行構擬,要認識它是有許多困難的,完全認識它更是不易,但是這種困難,跟研究古代的其他社會(hui) 現象的困難是同樣的;另一方麵,由於(yu) 古代講音韻學的人,往往把語音和自然界的聲音,如鳥叫蟲鳴,風聲雷響,以及金石竹木等的振動混為(wei) 一談,講得玄之又玄,晦澀難懂。又往往把音韻學同當時的哲學、邏輯學、文學、史學攪混在一起,附會(hui) 陰陽五行,糾纏情氣意性,等等。弄得名詞術語煩瑣、冗贅、雜亂(luan) 無章,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這可說是人為(wei) 的困難。
《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給“絕學”立了兩(liang) 個(ge) 義(yi) 項:“失傳(chuan) 的或極難掌握的學問”和“高明而獨到的學問”。在說音韻學是絕學時,“絕學”的後一個(ge) 義(yi) 項不能忽視。要使音韻學這門極難掌握而又高明的“絕學”不至於(yu) 斷絕,讓它在新的學術框架中得到科學的闡釋,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教材和普及性讀物的編寫(xie) 便至關(guan) 重要。
唐作藩先生曾說:“(在撰寫(xie) 完《漢語音韻學常識》後)我也立下一個(ge) 誌願,就是想要通過教學與(yu) 研究對向來被視為(wei) ‘絕學’的音韻學,加以傳(chuan) 播與(yu) 普及,半個(ge) 多世紀以來我一直在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學點音韻學·前言》)無論是麵向高等院校學生的音韻學教材,還是供一般讀者閱讀的音韻學普及性讀物,都是唐先生朝這一方向努力的成果。在這些著述中,唐先生都在堅持內(nei) 容準確的前提下力求通俗易懂,讓音韻學褪去神秘的麵紗,被更多的人接受和掌握,真正做到了將金針度與(yu) 人。
從(cong) 20世紀50年代隨老師王力先生北上以來,唐作藩先生一直在北京大學中文係從(cong) 事音韻學的科研和教學工作,授課、開講座、招收研究生、接受訪問學者,培養(yang) 了一大批音韻學研究的人才。退休後,唐先生還接受海內(nei) 外其他高校邀請,做過短期訪問和講學,為(wei) 音韻學的傳(chuan) 播和發展繼續貢獻力量。
如今的學術研究越來越向精細化發展,音韻學領域也取得了很大進展,極大豐(feng) 富了我們(men) 對於(yu) 漢語語音麵貌及其演變規律的認識。然而,這些成果往往隻呈現在專(zhuan) 業(ye) 期刊和著作中,供少數業(ye) 內(nei) 人士評鑒、討論。如何讓這些精深的學術成果普及化,“飛入尋常百姓家”,為(wei) 其他學科服務、被社會(hui) 大眾(zhong) 了解,仍然是我們(men) 這些專(zhuan) 業(ye) 研究者必須思考的課題,也是讓音韻學“絕學不絕”的必然要求。在這一點上,唐作藩先生等老一輩學者是我們(men) 學習(xi) 的榜樣。
《光明日報》(2023年09月04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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