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書(shu) 燦

　　“最早的中國”概念的提出及在考古學界的爭(zheng) 訟

　　近年來，“最早的中國”是考古學界使用較為(wei) 頻繁且爭(zheng) 議較大的語匯。分歧的主要原因在於(yu) 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關(guan) 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標準差異明顯。目前對應考古資料，中國考古學界對“最早的中國”概念的理解仍存在較大分歧。比如，孫慶偉(wei) 先生認為(wei) ，從(cong) 何尊銘文“宅茲(zi) 中國”出發，追溯“最早的中國”，必須回歸到政治和文化層麵來思考，必須圍繞中原華夏文明這個(ge) 核心來探討。所謂“最早的中國”，實際上就是中原華夏文明的最早凸顯。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代表了華夏文明的最初自覺，標誌著“中國”觀念的萌芽，是真正意義(yi) 上的“最早的中國”。張國碩先生則認為(wei) ，探討何為(wei) “最早的中國”，應具備位於(yu) 黃河流域、進入早期國家、文化地位占據優(you) 勢等三項基本條件。綜上可知，“最早的中國”基本是由考古學者提出、使用並在考古學界長期聚訟不止。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關(guan) 注的角度和使用的標準頗為(wei) 懸殊，所以得出的結論，自然也各不相同。

　　盡管迄今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的理解千差萬(wan) 別，但絕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wei) ，“最早的中國”在古代文獻所記被稱為(wei) “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帶。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尚未建立起中國曆史上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早期國家，尚未步入考古學家、曆史學家所說的文明時代，顯然都不能稱為(wei) “最早的中國”。在部落聯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夏商共主政體(ti) 製國家，國家的製度中仍保留有濃厚的部落聯盟製殘餘(yu) ，國家形態和結構形式呈現出明顯的原始性、鬆散性，並非土廣民眾(zhong) 的廣域王權國家，因而很難視為(wei) 政治地理學視閾下的“最早的中國”。西周王朝的建立，通過對四土、四方持續大規模的軍(jun) 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大批封建，開拓出了空前廣袤的疆域，初步奠定了中國古代統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礎。西周時期，民族融合空前加速，為(wei) 漢民族的前身，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周人的積極倡導並長期實踐的“德”的觀念及影響周人政治、軍(jun) 事、文化等方方麵麵的禮樂(le) 文明，構成孔子仁禮學說的重要源頭，並匯入數千年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幹，成為(wei)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西周王朝才可以稱得上政治地理學、民族學視閾和文化中國意義(yi) 上的“最早的中國”。

　　河洛一帶是“最早的中國”的中心區域

　　盡管迄今為(wei) 止，考古學者對“最早的中國”的理解，千差萬(wan) 別，但頗可值得注意的，除了何駑先生以陶寺遺址為(wei) “最初的中國”及孫慶偉(wei) 先生以“黃帝部落的誕生”是真正意義(yi) 上的“最早的中國”的觀點外，其他學者無論將“最早的中國”解釋為(wei) 廟底溝時代，抑或是二裏頭文明及何尊所記西周王朝初年的都邑，但以上地點則均在古代文獻所記被稱為(wei) “天下之中”的河洛一帶。

　　迄今為(wei) 止，河洛一帶在中華文明形成和早期發展過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發揮著其他區域無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已基本上成為(wei) 目前曆史學界、考古學界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考古資料表明，迄龍山時期，中原地區已逐步成為(wei) 中國史前文化的核心區。在中華文明從(cong) 多元起源向一體(ti) 演進過程中，中原地區日漸發揮著在中華文明中的核心作用，並由此推動了中華文明逐步形成一體(ti) 化結構和整體(ti) 統一性特點。

　　中國文明形成和早期國家建立後，偃師二裏頭、屍鄉(xiang) 溝和成周洛邑所在河洛一帶曾長期是夏、商、周三個(ge) 王朝的政治、經濟、軍(jun) 事、文化中心和水陸交通樞紐之地。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shu) 》中明確寫(xie) 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伊洛地區為(wei) 夏代的中心區域，不僅(jin) 見於(yu) 文獻記載，也從(cong) 考古學上得到了二裏頭文化和二裏頭遺址有說服力的印證。從(cong) 夏到周，從(cong) 西周時期青銅器何尊銘文“宅茲(zi) 中國，自之乂民”及《逸周書(shu) ·作雒》“作大邑成周於(yu) 土中”，《史記·周本紀》所記洛邑“乃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裏均”等記載，可以確知，西周初期，河洛一帶已經逐漸成為(wei) 西周王朝的政治、軍(jun) 事中心和政治地理意義(yi) 上的“天下之中”、由此可見，絕大多數考古學者將河洛一帶視為(wei) “最早的中國”的中心區域，是頗有一定的道理的。

　　據《國語·鄭語》記載，一直到西周末年鄭國東(dong) 遷前夕，史伯縱論天下形勢，仍以成周為(wei) 天下中心，在廣大的四方，則散布著經過分封的“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之國和蠻、荊、戎、狄等族類，形成了華夏與(yu) 戎狄雜居相處的局麵。但《詩經·大雅·民勞》說：“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公羊傳(chuan) ·僖公四年》說：“南夷與(yu) 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顯然，隨著民族融合的進一步加強與(yu) 華夏民族共同體(ti) 範圍不斷擴大，東(dong) 周時期的“中國”的範圍也不斷發生變化，但在古代文獻中，“中國”與(yu) “四方”相對，與(yu) “南夷”“北狄”相互，顯然，此時的中國仍然指周王朝的政治、軍(jun) 事中心和華夏族相對集中的中原地區。總之，考古學者較為(wei) 普遍地將“最早的中國”確定在河洛一帶，是有一定說服力的曆史依據的。

　　西周王朝是多重意義(yi) 上的“最早的中國”

　　學術界對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的研究，由來已久。近年來考古學家提出了進入文明社會(hui) 的新的標準，即生產(chan) 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hui) 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權力不斷強化，出現王權和國家。盡管迄今中國學術界尚未有對文明的標誌一致的答案，但學者們(men) 幾乎異口同聲地讚同馬克思主義(yi) 經典作家“國家是文明社會(hui) 的概括”的論斷，認為(wei) 國家的出現是文明形成的標誌。既然如此，黃帝及其部落的誕生，或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正處於(yu) 人類學上所說的氏族部落階段，或者考古學上所說的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或即蘇秉琦先生所說的“古國”時代或滿天星鬥時代，既然該階段尚未建立起中國曆史上嚴(yan) 格意義(yi) 上的早期國家，尚未步入考古學家、曆史學家所說的文明時代，無論任何的文化圈或文化相互作用圈，顯然都不能稱為(wei) “最早的中國”。

　　夏商是我國曆史上最早出現的，有別於(yu) 酋邦、古國的兩(liang) 個(ge) 早期國家。夏商時期中國曆史已經步入文明時代，是無可爭(zheng) 議的。然而，在部落聯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夏商共主政體(ti) 製國家，文獻和卜辭中仍僅(jin) 僅(jin) 稱作夏邑、大邑商。《尚書(shu) ·湯誓》：“夏王率遏眾(zhong) 力，率割夏邑。”《史記·殷本紀》則說：“夏王率止眾(zhong) 力，率奪夏國。”在古代人們(men) 心目中，夏邑亦即夏國，所以《國語·周語上》說：“伊洛竭而夏亡。”夏商時期，政局常處於(yu) 不穩定狀態，政治中心遷徙頻繁。張衡《西京賦》說“殷人屢遷，前八後五”“不常厥土”，《尚書(shu) ·盤庚》篇也謂其先王“不常厥邑，於(yu) 今五邦”，顯然，在古代人們(men) 看來，商邑就等同於(yu) 商邦，所以武王伐紂，牧野一戰，周人攻克殷都而商朝滅亡。正因為(wei) 夏商國家的製度中仍保留有濃厚的部落聯盟製殘餘(yu) ，所以夏商時期的國家形態和結構形式呈現出明顯的原始性、鬆散性。由於(yu) 地廣人稀，國土狹小，夏後氏、商王仍隻是王國維先生所說的諸侯之長，而非諸侯之君。夏後氏、商王對於(yu) 天下方國能夠行使的權力非常有限，且極不穩定。諸如考古學家認為(wei) ，二裏頭文化的核心類的二裏頭類型，是以夏族為(wei) 主體(ti) 的夏王國的文化遺存。東(dong) 下馮(feng) 、楊莊、下王岡(gang) 和牛角崗類型，是文化和政治上的共同體(ti) ，但地方類型和核心類型的政治關(guan) 係，到底緊密到什麽(me) 程度，我們(men) 無從(cong) 探究。顯然，夏商均非某些考古學者所稱土廣民眾(zhong) 的廣域王權國家，因而很難視為(wei) 政治地理學視閾下的“最早的中國”。

　　西周王朝的建立，通過對四土、四方持續大規模的軍(jun) 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大批封建，開拓出了空前廣袤的疆域。特別是對燕、齊、魯、晉、吳等諸侯國的封建，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yi) 和長遠眼光。周人在西土的基礎上，大體(ti) 上控製了北自燕山以南，東(dong) 部濱海，南至江淮地區的大片國土，從(cong) 而初步奠定了中國古代統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礎。王國維先生稱“中國政治與(yu) 文化之變革，莫劇於(yu) 殷周之際。”通過政治的、軍(jun) 事的、經濟的、文化的影響，周人牢牢地控製了千裏邦畿和遼闊的四土、四方，並在此背景下，初步孕育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朦朧的天下一統觀念。在周人對千裏邦畿和四土、四方有效行使政治、經濟、軍(jun) 事等國家主權的同時，以夏、商、周為(wei) 主體(ti) 的族群在與(yu) 周邊各族頻繁的政治、軍(jun) 事、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過程中，以中原地區所在的黃河中下遊地區為(wei) 舞台，滲透混融，增殖裂變，民族融合空前加速，為(wei) 漢民族的前身，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周初政治家在對四土、四方進行控製和管理的過程中，不斷汲取曆史經驗教訓，“明德慎罰”，建立起維護西周時期各級等級秩序的禮樂(le) 製度。周人積極倡導並長期實踐的“德”的觀念及影響周人政治、軍(jun) 事、文化等方方麵麵的禮樂(le) 文明，構成孔子仁禮學說的重要源頭，並匯入數千年來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主幹，成為(wei)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chuan) 。綜上可知，西周王朝才可以稱得上政治地理學、民族學視閾和文化中國意義(yi) 上的“最早的中國”。

　　（作者為(wei) 蘇州大學社會(hui) 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