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文化地圖】

　　作者：朱美祿（貴州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

　　唐人孟棨《本事詩》中說，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yu) 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wei) ‘詩史’”。杜甫不僅(jin) 是時代生活的記錄者，還以其一生旅行所著詩歌，成就了一幅堪稱“苦旅”的文化地圖。

　　杜陵詩卷是圖經

　　盛唐時期，海晏河清，詩人也有四方之誌，“乃仗劍去國，辭親(qin) 遠遊”。受時代風氣影響，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杜甫開始了曆時四年的吳越之遊。由於(yu) 少作不存，從(cong) 杜甫晚年所作的《壯遊》一詩來看，他去過闔閭墓、劍池和泰伯廟等很多地方。開元二十四年，杜甫又開始了曆時五年的齊趙之遊，“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其間，杜甫寫(xie) 的《望嶽》一詩，是他存留至今最早的作品之一。“會(hui) 當淩絕頂，一覽眾(zhong) 山小”這兩(liang) 句膾炙人口的詩，既有力凸顯了泰山的高峻，也寄寓著詩人對美好未來的期望。綿延在成都西邊的岷山，又被稱為(wei) “西山”“西嶺”“雪嶺”等，寓居成都草堂期間，杜甫詩作對此山常有提及，如“西山白雪三城戍”“窗含西嶺千秋雪”“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等，西山成了杜甫萬(wan) 裏他鄉(xiang) 的一處坐標。流落夔州期間，杜甫寫(xie) 的《瞿唐懷古》詩道：“西南萬(wan) 壑注，勍敵兩(liang) 崖開。地與(yu) 山根裂，江從(cong) 月窟來。”詩句體(ti) 現了瞿塘峽奇偉(wei) 險峭、江水奔注的特點，與(yu) 他處山水絕無雷同。晚年漂泊荊湘，杜甫作《登嶽陽樓》，詩道：“吳楚東(dong) 南坼，乾坤日夜浮”，道出了洞庭湖的地理信息，呈現了洞庭湖的地理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由秦州赴同穀和由同穀赴成都路上所作的兩(liang) 組詩歌，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旅行路線的山川地理特征。這兩(liang) 組詩歌各十二首，第一組以《發秦州》為(wei) 首篇，題下自注：“乾元二年（759年），自秦州赴同穀縣紀行。”其餘(yu) 各篇依次是《赤穀》《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石龕》《龍門鎮》《積草嶺》《泥功山》《鳳凰台》。第二組以《發同穀縣》為(wei) 首篇，題下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其餘(yu) 各篇依次是《木皮嶺》《白沙渡》《水會(hui) 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櫃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成都府》。西晉張載在《劍閣銘》中說，入蜀之道“窮地之險，極路之峻”。李白也曾寫(xie) 過《蜀道難》，感歎“蜀道之難，難於(yu) 上青天”。杜甫為(wei) 生活所迫，硬是用雙腳一步步走完了入蜀的崎嶇長途。將這兩(liang) 組詩歌的篇名按順序連綴起來，杜甫的行跡班班可考；細讀這些詩歌，千裏山川的地理特征也很鮮明。難怪南宋林亦之說“杜陵詩卷是圖經”，也就是地圖和文字兼有的地方誌。

　　現在的人們(men) 喜歡用地圖或出行程序記錄自己的旅行足跡，點亮去過的地方，生成旅行軌跡，頗有成就感。這是根據“唐宋文學編年地圖”生成的杜甫足跡地圖。

　　講論風俗待陳詩

　　天寶三載（744年）秋，杜甫與(yu) 李白、高適同遊梁宋。杜甫對宋州的街市繁華與(yu) 遊俠(xia) 風氣印象深刻。“邑中九萬(wan) 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yi) ，黃金傾(qing) 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詩中一諾千金、快意恩仇的俠(xia) 客形象雖然模糊，卻把遊俠(xia) 風氣鋪陳得淋漓盡致。流落秦州期間，杜甫《寓目》一詩對秦州典型的物產(chan) 、氣候與(yu) 人物進行了全方位的呈現。“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寫(xie) 物產(chan) 之異；“關(guan) 雲(yun) 常帶雨，塞水不成河”，寫(xie) 地氣之殊；而“羌女輕烽燧，胡兒(er) 製駱駝”，則是寫(xie) 人性之強悍和當地的尚武風氣。秦州是胡漢雜處之地，披文入情，不難看出文字背後蘊含著詩人的隱憂。

　　杜甫滯留夔州大約有兩(liang) 年時間，在對夔州土著生活深入了解後，寫(xie) 了《戲作俳諧體(ti) 遣悶二首》道，“家家養(yang) 烏(wu) 鬼，頓頓食黃魚”，“瓦卜傳(chuan) 神語，畬田費火耕”。這幾句詩所反映的奇風異俗，作為(wei) 地方性知識太過冷僻，曆來為(wei) 讀者所不解。有人說“烏(wu) 鬼”是豬，有人說是鸕鶿，又有人說“養(yang) 烏(wu) 鬼”就是供事烏(wu) 蠻鬼，可謂眾(zhong) 說紛紜。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中引他人之說：“楚峽之間事烏(wu) 為(wei) 神，所謂神鴉是也。故元微之有詩雲(yun) ：‘病賽烏(wu) 稱鬼，巫占瓦代龜。’蓋養(yang) 烏(wu) 鬼，食黃魚，自是兩(liang) 義(yi) ，皆記巴中之風俗也。”至於(yu) “畬田費火耕”，仇兆鼇引《史記·貨殖列傳(chuan) 》注道：“‘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楚俗燒榛種田，謂之火耕。”這兩(liang) 首詩雖然是為(wei) 遣悶而作，但對夔州土著的生活習(xi) 俗有生動形象的反映。

　　杜甫漂泊的過程，其實也是“天路看殊俗”的過程。對於(yu) 他鄉(xiang) 習(xi) 俗，杜甫有時感到“異俗籲可怪”；有時感到“天涯風俗自相親(qin) ”。究其原因，與(yu) 當地人情、作者心境以及文化落差都有關(guan) 係。當地人情澆薄，作者心境欠佳，文化差異較大時，杜甫就感到“異俗籲可怪”；當地人情淳厚，作者心境佳好，文化差異較小時，杜甫便感到“天涯風俗自相親(qin) ”。杜甫詩歌具有“詩史”特質，“講論風俗待陳詩”這一說法用在他身上再恰當不過了，不管對他鄉(xiang) 風俗感覺如何，杜甫都進行了生動再現，為(wei) 我們(men) 考察地域風俗史留下了寶貴資料。

　　有懷勝跡增惆悵

　　文化勝跡，既是凝固的曆史，也是重要的地理標誌。對於(yu) 路途上的文化勝跡，熱衷於(yu) “側(ce) 身天地更懷古”的杜甫，從(cong) 不放棄拜謁的機會(hui) ，並對相關(guan) 曆史人物深情吟詠。這是杜甫詩歌文化地圖上的一個(ge) 亮點。

　　被安史叛軍(jun) 羈押長安期間，杜甫寫(xie) 的《哀江頭》道：“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wei) 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wan) 物生顏色。”詩句對曲江宮殿的描寫(xie) 具有“詩史”實錄的性質。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一書(shu) 記載：“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luan) 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雲(yun)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wei) 誰綠’，因建紫雲(yun) 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yu) 兩(liang) 岸建亭館。”杜甫詩歌不經意成了後世曲江宮殿重建的催化劑和藍圖，而詩中蘊含的昔盛今衰之感，則讓人惆悵不已。

　　滯留夔州期間，杜甫詩歌題材有所變化，除了不斷反思唐王朝何以由盛轉衰之外，也緬懷了宋玉、庾信和王昭君等曆史人物。究其原因，一方麵是因為(wei) 社會(hui) 治亂(luan) 興(xing) 衰總是與(yu) 人才問題密切相關(guan) ，另一方麵是因為(wei) 這些曆史人物都在長江三峽一帶留下了勝跡。更重要的是，他們(men) 或者遭遇坎坷，不為(wei) 世用；或者萬(wan) 裏投荒，遠離故國，與(yu) 杜甫的人生經曆不乏相似之處，自然引起了詩人的強烈共鳴。在杜甫緬懷的曆史人物當中，最特別的當數諸葛亮。由於(yu) 生前為(wei) 蜀漢丞相，諸葛亮在蜀地留下不少勝跡。杜甫“有懷勝跡增惆悵”，為(wei) 諸葛亮寫(xie) 下了很多頌詩。在成都時，杜甫拜謁過武侯祠，寫(xie) 下了《蜀相》《諸葛廟》；在夔州又寫(xie) 了《武侯廟》《謁先主廟》《八陣圖》《古柏行》以及《詠懷古跡》其四、其五等，在深情詠歎中，杜甫對諸葛亮給予了崇高評價(jia)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wan) 古雲(yun) 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因為(wei) 諸葛亮才能卓越，品德高尚，受命於(yu) 危難之際，讓蜀國三分天下有其一，並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杜甫心目中完美的人物。陸遊就曾指出，杜甫“落魄巴蜀，感漢昭烈帝、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yu) 詩，頓挫悲壯，反複動人，其規模誌意豈小哉！”

　　杜甫出生於(yu) 河南鞏縣，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曆史時期，前半生因為(wei) 天下太平，主動外出遊曆；後半生遭逢“安史之亂(luan) ”，被迫在異鄉(xiang) 的道路上“抱疾屢遷移”。杜甫行履所至的地域十分廣泛，致使其筆下的地域文化也具有多元性，除了作為(wei) 主調的中原文化外，還有作為(wei) 配調的吳越文化、齊魯文化、隴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以及荊湘文化等。在“行行重行行”的過程中，盡管流落饑寒，備嚐苦澀，杜甫卻將自己的生命感受寫(xie) 成了最美的詩歌，表達了對國事民瘼的關(guan) 切，也繪就了一幅中華地域文化地圖。元好問說“少陵自有連城璧”，誠非虛語！

　　《光明日報》（2023年11月1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