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2022年開始，河姆渡“上新”，浙江寧波市文化遺產(chan) 管理研究院的考古專(zhuan) 家對寧波鎮海九龍湖一帶的汶溪遺址實施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年代從(cong) 史前時期延續至唐宋的大跨度文化遺存；雲(yun) 南昆明晉寧河泊所遺址“上新”，自2019年起，發現了500多枚封泥以及部分簡牘，彌補了漢中央政府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對古滇國進行有效行政管轄方麵記載的缺失；河南洛陽偃師二裏頭遺址也在“上新”，2023年12月召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發布會(hui) 上，公布了二裏頭遺址考古及研究成果。

　　浙江寧波餘(yu) 姚河姆渡遺址發現於(yu) 上世紀70年代，二裏頭遺址則發現於(yu) 1959年，而河泊所遺址的發現甚至比二裏頭還要早一年。

　　為(wei) 什麽(me) 這些早就被發現的遺址，仍在不斷“上新”？。日前，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些新發現的背後，不僅(jin) 有新科技手段帶來的驚喜，也折射出了如今考古理念的更新。

　　河泊所65年之後再上新

　　對於(yu) 古滇國有了全新認識

　　1958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考古學家在雲(yun) 南滇池沿岸進行調查時，發現了一些同心圓紋紅陶盤。彼時，在滇池盆地並沒有發現更多類似證據，在墓葬中也沒有發現此類同心圓盤，因此考古學家認為(wei) ，河泊所遺址屬於(yu) 新石器時代。這種認識一直持續了近半個(ge) 世紀。

　　200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雲(yun)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yu) 國外高校合作，對滇池東(dong) 南岸進行了區域係統的史前聚落考古調查，再次確認了河泊所遺址，並認為(wei) 該遺址為(wei) 青銅時代而非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同時進一步推測，河泊所遺址極有可能是古滇國的都邑。2014年，在國家文物局的支持下，雲(yun)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了石寨山大遺址的考古工作。河泊所的重要成果便是從(cong) 石寨山大遺址考古開始後發現的。曆次考古發掘揭露出商周至秦漢時期的文化遺存，構建了滇池盆地商周之際至秦漢時期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2019年初，在河泊所東(dong) 編號為(wei) 台地3的一處漢代廢棄河道灰坑中，考古人員對清理的土樣進行水洗，發現了包括“滇國相印”在內(nei) 的幾枚封泥。

　　雲(yun)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河泊所遺址考古領隊蔣誌龍告訴華西都市報、封麵新聞記者，近年來，由於(yu) 采用了聚落考古和城市考古的方法，對於(yu) 考古的理解更加深入，再加上科技手段的不斷更新，才能解釋以往人們(men) 對於(yu) 雲(yun) 南納入中央集權統治時間的疑問。

　　“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對於(yu) 雲(yun) 南考古來說，就是去單純地發掘一個(ge) 墓葬或者墓地，以是否會(hui) 發現精美的‘大件’文物，並把這作為(wei) 工作的收獲標準。”蔣誌龍說，“但是近年來考古理念有了變化，更願意通過遺跡或者遺物，了解它背後反映的社會(hui) 發展狀況。”

　　正是在考古理念的更新之下，河泊所遺址才能“順利上新”，發現了500多枚封泥以及部分簡牘。更讓蔣誌龍欣喜的是，封泥和簡牘還能夠相互印證，不僅(jin) 再次證實了古滇國的真實存在，而且彌補了漢中央政府在設立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對古滇國進行有效行政管轄方麵記載的缺失。

　　“此前有部分學者認為(wei) 雲(yun) 南被納入中央集權統一的時間是元代，但是滇國相印以及封泥的出土，足以證明雲(yun) 南早在西漢中期就已經納入中央集權管轄。”蔣誌龍說。

　　不僅(jin) 如此，新科技、新手段的創新，也為(wei) 考古人帶來了便利。由於(yu) 滇池水位比較高，遺址埋藏在地表以下3-5米的地方，而且是飽水環境，遺址中水位的問題一直困擾著考古隊。如今，考古工作者們(men) 使用了旁側(ce) 挖溝的方法，降低了水位，保證了發掘工作麵的幹燥，順利完成了發掘工作。河泊所遺址考古工作的難度是不多見的，考古成果的取得，實屬不易。

　　“得益於(yu) 國家經濟的發展、科技的進步促進了考古工作，如今考古人的工作、生活環境也比以前要好得多了。”蔣誌龍說，“我記得1991年從(cong) 昆明到騰衝(chong) 去出差，當時坐車要坐一周時間，到了騰衝(chong) 之後，全身都是灰撲撲的，甚至連頭發都被塵土染黃了。而現在，隨著國家的整體(ti) 進步，高速公路、高鐵讓我們(men) 出行不再困難。加上各級領導的重視，讓考古工作整體(ti) 上了一個(ge) 台階。”

　　50年後“再上新”

　　從(cong) 全球視野看河姆渡文化

　　1973年，寧波餘(yu) 姚當地農(nong) 民建設排澇工程掘土時，河姆渡遺址被發現。同年，河姆渡遺址進行了首次正式發掘，當年就出土了轟動全社會(hui) 的豐(feng) 富文化遺存，如保存良好、年代久遠的幹欄式木構建築遺跡和各類稻作農(nong) 業(ye) 的遺存。1977年又進行了一次更大規模的發掘，發現了更加震撼人心的文化遺存。經考古專(zhuan) 家研究，認為(wei) 河姆渡遺址的重大發現真正改寫(xie) 了關(guan) 於(yu) 長江流域地區古代文明的原有印象，把長江流域的重要性提升到與(yu) 黃河流域並駕齊驅的高度。之後的半個(ge) 世紀裏，河姆渡文化的考古工作在持續推進，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要突破。

　　從(cong) 2022年開始，寧波市文化遺產(chan) 管理研究院的考古專(zhuan) 家對鎮海九龍湖一帶的汶溪遺址實施了搶救性考古發掘，出土了年代從(cong) 史前時期延續至唐宋的大跨度文化遺存。其中，河姆渡文化晚期前段遺存係在錢塘江以南地區首次大規模揭露，大大充實了河姆渡文化中、晚期序列之間的內(nei) 涵，為(wei) 河姆渡文化譜係和轉型發展研究提供了豐(feng) 富資料。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研究員孫國平對於(yu) 遺址“再上新”和近年一係列新發現有著自己的理解，“50年前，我們(men) 的目標是發現盡可能多的遺跡和遺物；30年前，我們(men) 的目標就是要了解那個(ge) 時候的社會(hui) 和社會(hui) 背後的環境；現在，我們(men) 要進一步地去思考人在當時的社會(hui) 下，為(wei) 什麽(me) 會(hui) 發展成那個(ge) 樣子，而且對今後有什麽(me) 樣的啟示。”

　　實際上，從(cong) 考古發掘的角度來說，原來發掘的麵積都比較小，越早的遺址發掘的技術和方法越原始。現在，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考古工作者們(men) 能夠獲得的技術條件和經濟條件跟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語。一些以前曾經發掘過的遺址，尤其是特別重要的遺址，需要重新投入，以期對遺址有更進一步的、更加清晰和完整的了解。

　　“河姆渡以往的發現，大家了解最多的還是這裏的幹欄式建築，是中國最早的、保存最好的，展現了六七千年前的長江流域或中國東(dong) 南沿海地區先民的居住狀態，特別是當時木材的利用和加工技術已經達到非常先進的水平。另外還有豐(feng) 富的稻作農(nong) 業(ye) 遺存，其中，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量保存非常好的稻穀遺存和骨耜等先進生產(chan) 工具，以及數量很多的碳化稻米。所以，當時的專(zhuan) 家們(men) 認為(wei) 河姆渡文化是中國南方地區稻作農(nong) 業(ye) 的重要源頭。另外，在河姆渡文化裏，還看到大量的原始藝術。”孫國平介紹，“這就是河姆渡發現之後二三十年裏，大家主要關(guan) 注的內(nei) 容。那個(ge) 時候人們(men) 很少去關(guan) 注背後的環境狀況，人與(yu) 環境的關(guan) 係，還有河姆渡文化在整個(ge) 東(dong) 亞(ya) 地區的獨特地位。現在，我們(men) 慢慢有了全國的視野，有了全球的視野，所以會(hui) 更多地去思考河姆渡文化對中華民族整個(ge) 文明進程中的代表性意義(yi) ，以及在整個(ge) 東(dong) 亞(ya) 或者整個(ge) 東(dong) 方文化的大環境下的意義(yi) 。這就是河姆渡文化在新時代更需要研究和宣傳(chuan) 的重要內(nei) 容。”

　　為(wei) 此，近期我們(men) 在國家博物館隆重舉(ju) 辦了“河姆渡文化發現五十周年考古成果特展”，並舉(ju) 辦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hui) ，為(wei) 河姆渡文化下個(ge) 五十年的考古研究和保護宣傳(chuan) 利用等全麵的工作指明努力的方向。

　　不斷“上新”的二裏頭遺址

　　背後是60多年考古人的接力

　　二裏頭，一個(ge) 在中國考古史上璀璨而耀眼的名字。

　　將時針倒回到1959年夏，當著名考古學家徐旭生在豫西調查時，發現了二裏頭遺址，從(cong) 此拉開了夏文化探索的序幕。

　　時隔64年後，2023年12月召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發布會(hui) 上，公布了二裏頭遺址考古及研究成果。現場介紹，二裏頭遺址中心區新發現多條道路和道路兩(liang) 側(ce) 的牆垣。這些道路和牆垣將二裏頭都城分為(wei) 多個(ge) 網格區域，顯示當時社會(hui) 結構層次明顯、等級有序，暗示當時有成熟發達的統治製度和模式，是二裏頭進入王朝國家的最重要標誌。

　　在此次考古發掘中，接力棒已經傳(chuan) 到了第四代考古隊長趙海濤的手中。巧合的是，他與(yu) 徐旭生是同一個(ge) 縣的老鄉(xiang) 。

　　從(cong) 2002年來到二裏頭遺址，時至今日，趙海濤已在這裏工作了20多年。與(yu) 這片土地朝夕相處的數千個(ge) 日子中，他見證著二裏頭遺址考古成果不斷“上新”，更體(ti) 會(hui) 到考古工作的薪火相傳(chuan) 。

　　“考古學，它跟社會(hui) 發展是基本同步的。”趙海濤談到了近幾年來不少大型考古遺址啟動再發掘，“特別是近10年來，考古工作的技術條件、工作思路、發展基礎，包括社會(hui) 各界的重視程度，有極大提升。研究的內(nei) 容和成果，也有了很大飛躍。”

　　趙海濤還提到，在上世紀80年代前，考古發掘主要收集明確是文物的內(nei) 容，譬如陶器、銅器等。“近些年，還要收集發掘現場的土壤，收集很多肉眼難觀察到的事物，並從(cong) 中提取有用的信息來複原當時的社會(hui) 。”同時，先進科學技術的運用，多學科的參與(yu) ，年代測定、古DNA研究、同位素分析等領域的加入，勾勒出古代曆史發展進程中的諸多細節。

　　“因為(wei) 科技手段的應用，在很多方麵填補了空白，也對二裏頭文化時期的社會(hui) 發展水平，有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深入了解，更加凸顯了二裏頭在中華文明史上的重要程度和地位。”

　　當然，在六十多年的光陰中，還有些未曾改變的事物，即來自考古人的堅守和初心。如今，考古的條件已有了很大改善，不似此前艱苦。但在田間地頭，在炙熱的陽光下，依舊能看到一線考古工作者辛勤的身影。

　　“考古人的勤懇、嚴(yan) 謹、踏實、執著，以及他們(men) 白天在田野中風餐露宿，晚上青燈黃卷——這樣一種精神，沒有太大變化。”

　　華西都市報-封麵新聞記者 閆雯雯 李雨心 馬曉玉

　　(來源：華西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