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大家談】

　　作者：高江濤（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圍繞浙江餘(yu) 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陝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師二裏頭等四處都邑性遺址，以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遺址，實施了重點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綜合研究。

　　陶寺遺址是探索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代表性遺址之一。1978年，陶寺遺址開始科學考古發掘。四十多年的考古發掘與(yu) 研究，讓人們(men) 對這個(ge) 在闡釋與(yu) 展示中華文明精神標識和內(nei) 涵特質中具有獨特作用的遺址，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海納百川 包容四方

　　4300多年前，黃河中遊的晉南盆地誕生了陶寺文化。我們(men) 發現，這一文化中竟然有數量較多的、並非屬於(yu) 晉南地區文化係統的文化因素，明顯具有兼收並蓄的特點。

　　陶寺遺址出土有玉璧、玉琮，而璧與(yu) 琮顯然是長江下遊地區良渚文化的典型器類。陶寺文化中常見雙孔的玉石鉞，具有海岱地區大汶口—龍山文化係統的文化特征。更為(wei) 罕見的是，陶寺一座墓葬棺內(nei) 隨葬了1件具有良渚文化或者大汶口—龍山文化因素的“風”字形玉鉞。陶寺文化中，禮器性質的鼉鼓，圓點紋、渦紋彩陶，以及隨葬豬下頜骨的習(xi) 俗等，均並非本地傳(chuan) 統，很可能來源於(yu) 東(dong) 方的大汶口—龍山文化係統。此外，陶寺墓葬出土的重要的奢侈品，如綠鬆石腕飾及綠鬆石鑲嵌技術，也很可能源於(yu) 較早時期和大體(ti) 同時代的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及龍山文化。陶寺文化出土的“粗體(ti) 觚”、玉獸(shou) 麵、玉笄等，與(yu) 江漢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同類器物十分相似。這些同類器物，正是南方大體(ti) 同時期文化在陶寺文化中的反映。

　　陶寺遺址出土的精美彩繪陶器中，有一定數量的幾何類紋飾，這類紋飾與(yu) 年代略早的西遼河流域小河沿文化中常見的幾何紋彩繪相近。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早期一些墓葬中，隨葬玉環的中孔形狀呈現桃形或梨形，而這種獨特的形態也是西遼河流域紅山文化玉環的特征。

　　晉陝高原石峁文化與(yu) 陶寺文化是至少共存三百年的“黃河雙雄”，二者在陶器、玉器、銅器、版築技術等眾(zhong) 多方麵存在廣泛交流互動，已基本成為(wei) 學界共識，甚至在史前少見的口簧樂(le) 器、銅齒輪形器和墓葬設置壁龕的特色習(xi) 俗方麵也“不謀而合”。陶寺文化大雙耳罐應該是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陶寺遺址迄今已發現了7件銅器，一般認為(wei) 銅器冶鑄源於(yu) 甘青及更遠的西北區域，乃至中亞(ya) 、西亞(ya) 地區。

　　綜上，陶寺文化中發現了其東(dong) 、南、西、北四方遠距離區域的典型文化因素，明顯具有海納百川的文化內(nei) 涵和精神品質。

　　兼收並蓄 揚棄創新

　　以陶寺遺址為(wei) 代表的陶寺文化與(yu) 社會(hui) ，已經進入了早期國家階段，邁入了文明社會(hui) ，我們(men) 不妨稱之為(wei) “陶寺文明”。迄今為(wei) 止，包括陶寺文明在內(nei) 的中國所有史前區域文化，對本區域外文明因素的吸收都不是簡單的複製和效仿，而是選擇性地進行融合改造與(yu) 創新。

　　陶寺文明吸收其他文化先進因素，創造性地使用複合範鑄銅器，如銅鈴、銅齒輪形器等，開夏商周三代輝煌的青銅鑄造技術之先河。陶寺文明日常生活用具也有經過改造的痕跡，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少見與(yu) 原產(chan) 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特征。良渚文化因素散見於(yu) 包括陶寺在內(nei) 的中原龍山文化體(ti) 係的玉石琮、璧、鉞。這些玉石器一般形體(ti) 較小，紋飾簡單，多為(wei) 素麵，目前未見到如良渚玉琮上繁縟複雜的神人獸(shou) 麵及鳥紋圖案。去繁就簡形成的“陶寺式”玉璧、玉琮，似乎不再是通天法器，而更多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並具有裝飾作用。尤其是一些玉石鉞帶有多個(ge) 鑽孔，在主孔之外還有副孔，個(ge) 別的還在副孔嵌補玉片或綠鬆石圓片用以裝飾。有些玉石鉞在主副孔之外，還散布一兩(liang) 個(ge) 散孔，可能用來係掛瓔珞之類，以彰顯華麗(li) 莊重，增強儀(yi) 式感，表現禮製內(nei) 涵，這顯然是陶寺創新之舉(ju) 。“陶寺式”玉鉞沒有明顯的本區域曆史傳(chuan) 統，顯然是文化互動、融合創新的結果。陶寺文明還在整體(ti) 上創新出多孔玉鉞、多璜聯璧、組合頭飾、組合腕飾等新的玉器，以凝聚族群。

　　太陽崇拜是史前文化的重要內(nei) 容，人們(men) 長期觀測太陽運轉規律，以及日影長短與(yu) 四季氣候變化之間的關(guan) 係，產(chan) 生了原始的天文曆法知識。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知識積累的基礎上，將陶寺遺址東(dong) 部的自然景觀塔兒(er) 山和人工夯土建築體(ti) 有機結合，創造性地在陶寺遺址東(dong) 南部修建了“觀象台”。陶寺觀象台，可以觀測到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在內(nei) 的二十個(ge) 節氣，顯然是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密切相關(guan) 的二十四節氣的重要源頭。陶寺觀象台，應該是陶寺文明最為(wei) 重要的技術創新，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四千多年前的“尖端技術”和“核心技術”。

　　傳(chuan) 承發展 文明永續

　　中華文明是一個(ge) 經曆了起源、形成及連續發展的獨特文明，主要表現為(wei) 接續的文化之間，自覺地把文明基因傳(chuan) 承發展下去，終使中華文明延綿不斷。

　　所謂器以載禮，禮器較早即已出現。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一些高等級器物，如玉器，明顯屬於(yu) 祭祀或事神活動的重要遺物；大汶口—龍山文化中的一些彩繪陶器、精美酒器等，亦應是重要禮儀(yi) 或禮俗活動中常備之物。

　　陶寺社會(hui) 對大墓中禮樂(le) 器的隨葬有較為(wei) 嚴(yan) 格的規製或規定，即禮製初成。陶寺墓葬中出土了彩陶、漆木器、玉器等不同種類的禮器，鼉鼓、石磬、土鼓等禮樂(le) 器在大墓中隨葬的數量、組合和布設位置都是固定和統一的。幾座大墓的入葬時間至少相距百年，上述規定卻未有明顯變化。陶寺社會(hui) 的中型墓可以分為(wei) 三重葬儀(yi) 空間：棺、棺外、二層台，呈現出不同的功用和儀(yi) 式。其中，棺外明顯呈現的是“飲食”“炊事”“生活陳設”等不同場景，二層台隨葬豬下頜骨，反映了埋葬過程中莊重、嚴(yan) 肅的助葬儀(yi) 式。可見陶寺社會(hui) 已經初步形成禮製，是其國家政治製度重要組成部分，“禮”成為(wei) “為(wei) 政之輿，治國之器”。至二裏頭文化時期，禮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在更廣的範圍內(nei) 傳(chuan) 播，如玉禮器牙璋竟傳(chuan) 至中國大部分地區。從(cong) 禮器到複雜的禮製，陶寺社會(hui) 將禮樂(le) 製度的接力棒傳(chuan) 遞給二裏頭。

　　一座都邑城址的規劃布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能集中體(ti) 現出其社會(hui) 對此前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陶寺城址的布局明顯經過規劃，城址內(nei) 可以分為(wei) 宮城及宮殿區、倉(cang) 儲(chu) 區、墓地、觀象台祭祀區、手工業(ye) 作坊區、普通居民區等。二裏頭遺址同樣存在核心區與(yu) 普通區域，有宮城宮殿區、祭祀區、墓地、手工業(ye) 作坊區等功能區分。二者在布局規劃，甚至各功能分區具體(ti) 地點、方位的選擇上，都有相近之處。尤其是宮城作為(wei) 都城布局的核心區，有一個(ge) 發展變化的過程：由雙槐樹、屈家嶺、良渚等遺址中的大型建築或房址集中的“類宮殿區”，至陶寺遺址在“宮殿區”外圍逐漸築起城垣，成為(wei) 真正的“宮城”，進一步傳(chuan) 承到二裏頭的宮城，再至偃師商城的宮城。

　　在龍的形象形成過程中，陶寺也給後世留下了寶貴遺產(chan) 。陶寺彩繪龍盤隻出土於(yu) 大墓中，其中龍的形象集合了多種動物形象，並將龍與(yu) 王權乃至以王權為(wei) 核心的國家相結合，把對龍的崇拜發展成族群或國家的象征。至新砦文化及二裏頭文化時期，除了各種綠鬆石龍形牌飾外，陶器上也常見刻劃與(yu) 裝飾的龍形象，龍的神性圖像逐漸流行。陶寺與(yu) 二裏頭之間，在龍形象上有著較為(wei) 明顯的承繼關(guan) 係。龍山時代晚期至二裏頭文化時期，包括龍形象在內(nei) 的獸(shou) 麵或神人麵均有闊臉、臣形目和蒜頭鼻等主體(ti) 特征，晉南、江漢、海岱、環嵩山地區的獸(shou) 麵或神人麵，都出現了這類相似形象。無論是複製，還是效仿，甚至是追慕、發展和傳(chuan) 承，最終的結果是在文化互動中，各地區對此類獸(shou) 麵或神人麵形象產(chan) 生了大體(ti) 的認同，這反映的正是從(cong) “多元”走向“一體(ti) ”的文化基因。

　　四五千年前，陶寺社會(hui) 既經曆了文化的交流互動、融合創新，也將文化基因傳(chuan) 遞給後世。陶寺社會(hui) 的文化內(nei) 涵和精神品質，生動印證了中華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包容性。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0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