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買書與賣書
【著書(shu) 者說】
《魯迅的書(shu) 店》是我關(guan) 於(yu) 魯迅微觀研究的第五本專(zhuan) 著。前四本分別是:《魯迅草木譜》《魯迅的飯局》《魯迅的封麵》和《魯迅的門牌號》。二十多年讀魯迅,隨手為(wei) 文,分門別類,竟出產(chan) 五本係列作品,且得到了魯迅長孫、魯迅文化基金會(hui) 會(hui) 長周令飛先生的關(guan) 注關(guan) 心,很出我的意外。我以這五本“微觀魯迅”小成果向大先生致敬。得失自有讀者評判,但無心插柳至此,豈非“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之謂乎?
《魯迅的書(shu) 店》以書(shu) 店為(wei) 切入點研究魯迅。上卷以時間為(wei) 軸,研究了與(yu) 魯迅關(guan) 係密切的28家書(shu) 店,側(ce) 重於(yu) 魯迅與(yu) 書(shu) 店之間的互動。下卷以話題為(wei) 線索,研究了魯迅購書(shu) 、抄書(shu) 、訂書(shu) 、藏書(shu) 的一些史實。
北京魯迅博物館1959年編《魯迅手跡和藏書(shu) 目錄》顯示,魯迅的藏書(shu) 共計1.4萬(wan) 餘(yu) 冊(ce) ,其中中文線裝書(shu) 計946種7704冊(ce) 。這自然無法比擬當時的藏書(shu) 界名流如張元濟、傅增湘,也不可與(yu) 富貴名流劉承幹、袁克文的藏書(shu) 相比,但是,魯迅用他的藏書(shu) 發揮的功效,迸發的思想火花,創造的精神財富,在現代文學史乃至學術史上,卻創造了一個(ge) 高峰。魯迅買(mai) 書(shu) 藏書(shu) 、抄書(shu) 補書(shu) 、賣書(shu) 易書(shu) ,買(mai) 賣抄補之間,反映著魯迅對圖書(shu) 的態度以及治學作文做人的態度。
賣獎章買(mai) 書(shu)
魯迅在南京礦務鐵路學堂讀書(shu) 時非常勤奮。該校規定每月一小考,成績優(you) 秀的,就發三等獎章;積了三個(ge) 三等的,換發一個(ge) 二等獎章;積了三個(ge) 二等的,換發一個(ge) 頭等獎章;最後,三個(ge) 頭等獎章可換發一個(ge) 金質獎章。全班得過這種金質獎章的,隻有魯迅一人。
魯迅得到金質獎章後,並沒有戴起來炫耀,而是拿到鼓樓大街賣了。魯迅說:“金牌是可以用錢換的,要什麽(me) 樣子就可以買(mai) 什麽(me) 樣子;再說金牌充其量隻能表示當時的學習(xi) 成績,它不能證明我將來成績的好與(yu) 壞;況且金牌保存起來,它永遠隻是一塊金牌,金牌再也變不出其他的東(dong) 西來。弄得不好,反會(hui) 使人增加虛榮心,滋生傲氣,從(cong) 此不再上進。而從(cong) 書(shu) 裏,卻可以得到知識。”(楊霽雲(yun) 《瑣憶魯迅》)
賣了獎章,魯迅買(mai) 回幾本心愛的書(shu) 和一串紅辣椒。每當讀書(shu) 讀到夜深人靜、天寒體(ti) 困時,他就摘下一隻辣椒,分成幾片,放在嘴裏咀嚼,直嚼得額頭冒汗,周身發暖,困意消除,於(yu) 是又捧起書(shu) 攻讀。
在此期間,魯迅買(mai) 了這幾年最喜歡的《天演論》。這是一本宣傳(chuan) 達爾文進化論的書(shu) ,是維新派重要人物嚴(yan) 複根據英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yu) 倫(lun) 理學》譯述的。這本書(shu) 花去了魯迅500文錢,進化論思想不僅(jin) 成為(wei) 魯迅世界觀的基礎,也為(wei) 他的中外文化比較提供了一個(ge) 基本框架。
所買(mai) “大抵常本”
魯迅無意成為(wei) 專(zhuan) 門的藏書(shu) 家。魯迅藏書(shu) 的特點,一方麵是情切,在經濟允許的情況下盡力搜求;另一方麵是實用,並不講究宋刊元槧。魯迅收藏的中文線裝書(shu) 、經史子集等常見書(shu) 基本完備,據說夠得上善本標準的也隻有21種,更多的則是平常的版本。許廣平20世紀40年代在《魯迅藏書(shu) 一瞥》中回憶:“國學方麵各種類書(shu) 、叢(cong) 書(shu) 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並沒有什麽(me) 難得的海內(nei) 孤本……或則因為(wei) 魯迅先生平時對於(yu) 善本、珍本的購買(mai) 力未必很多。”孫犁在新中國成立後根據《魯迅日記》中的“書(shu) 賬”,尋購魯迅所購之書(shu) ,就頗有收獲。
魯迅所買(mai) 之書(shu) ,用他自己的話講,是“大抵常本”。
魯迅不是“唯版本論者”。他也不是不想買(mai) 版本優(you) 、品相好的古籍,但囊中羞澀,故所買(mai) 都是便宜的本子,隻要能用,聊勝於(yu) 無。對此他也是無奈的,所以日記中常常出現“惜”“劣”“惡”這樣的字眼。比如,1912年12月21日,“午後……又往留黎廠(即琉璃廠,下同)……又覓得《晚笑堂畫傳(chuan) 》一部,甚惡,亦以七角銀購致之,以供臨(lin) 習(xi) ”。對書(shu) 不滿意,但尚能臨(lin) 習(xi) ,所以買(mai) 下來了。
1912年年終,魯迅盤點書(shu) 賬,發出了如下感慨:“京師視古籍為(wei) 骨董(即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處世不必讀書(shu) ,而我輩複無購書(shu) 之力,尚複月擲二十餘(yu) 金,收拾破書(shu) 數冊(ce) 以自怡說(同“悅”),亦可笑歎人也。”
這一感慨中既包含著無力致之的無奈,又有“收拾破書(shu) 數冊(ce) 以自怡說”的自娛自樂(le) 。這一年是魯迅在教育部任職的第一年,半年實習(xi) 期隻能領津貼和半俸,年底轉正後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資,全年總收入近1500元。書(shu) 賬中所記“百六十餘(yu) 元”已超過了他年收入的10%。
到了1913年3月16日,星期休息,“下午整理書(shu) 籍,已滿兩(liang) 架,置此何事,殊自笑歎也”。一邊自嘲,但還是一邊買(mai) 書(shu) ,1913年年終盤點,全年買(mai) 書(shu) 共花去310.22元,月均25.85元。
北京時期,魯迅購書(shu) 於(yu) 1916年達到峰值,全年共花費496.52元。1919年11月21日,魯迅及其家人遷入八道灣11號,有了固定的住所,同時,他與(yu) 周作人的藏書(shu) 也日漸豐(feng) 富。書(shu) 籍增加了,書(shu) 架當然也要增加,1920年7月24日,魯迅“買(mai) 書(shu) 架六。下午整理書(shu) 籍”。
但這一藏書(shu) 讀書(shu) 教書(shu) 寫(xie) 書(shu) 的平靜局麵於(yu) 1923年7月遭受重創。這一年7月14日,周氏兄弟失和。之後,魯迅生活秩序重構,心情灰暗,購書(shu) 斷崖式下跌,1923年全年購書(shu) 149.2元,1924年全年僅(jin) 為(wei) 99.24元,“每月平勻(同“均”)八點二八六元耳”。月均僅(jin) 為(wei) 8.286元,一個(ge) “耳”字,包含著諸多人生無奈、世事滄桑的心酸。
1924年5月,魯迅遷入宮門口西三條胡同21號,過了兩(liang) 年,他又買(mai) 了一個(ge) 書(shu) 櫃:1926年8月14日,“午往小市買(mai) 書(shu) 櫃一個(ge) ,泉十元”。書(shu) 櫃的增加見證著藏書(shu) 的增加。魯迅日記中記錄買(mai) 書(shu) 櫃僅(jin) 兩(liang) 次,這次之外,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時的1927年12月23日:“買(mai) 書(shu) 櫃一個(ge) ,泉十元五角。”當時,魯迅遷入景雲(yun) 裏23號不久。
1936年10月12日,魯迅給自己的學生和同鄉(xiang) 宋紫佩寫(xie) 信,委托他去西三條胡同查找元人王禎所著《農(nong) 書(shu) 》。雖然離開北平已有10年,距上一次探親(qin) 相距也已4年,但魯迅對西三條胡同書(shu) 櫃中的藏書(shu) 分布還是記得非常清楚:“客廳中有大玻璃書(shu) 櫃二,上部分三層,其上二層皆中國書(shu) ,《農(nong) 書(shu) 》或在其內(nei) 。”同時,對這部書(shu) 的外觀也描述得非常清楚:“此書(shu) 外觀,係薄薄的八本(大本)或十本,湖色綢包角,白紙印,一望可辨大略。”其時距魯迅逝世僅(jin) 有一周。親(qin) 自經營之家、不時摩挲之書(shu) ,遠距離指示學生搜撿,竟如親(qin) 見,令人感佩。
魯迅在北京的14年時間裏省吃儉(jian) 用,用近4000元來買(mai) 書(shu) 。到上海以後,魯迅的生活安定下來,也有穩定的居所,還有專(zhuan) 門的藏書(shu) 室,書(shu) 買(mai) 得尤多,一年常在800元以上,1930年達到峰值,為(wei) 2404.5元,月均200.375元,而5年前他購買(mai) 北京阜成門內(nei) 西三條胡同中的那套四合院,才花了不到1000元。
1934年7月10日,魯迅作《買(mai) 〈小學大全〉記》一文,記錄了自己在上海四馬路買(mai) 到一部清朝禁書(shu) 《小學大全》的情形,感歎:“線裝書(shu) 真是買(mai) 不起了。乾隆時候的刻本的價(jia) 錢,幾乎等於(yu) 那時的宋本。明版小說,是五四運動以後飛漲的……至於(yu) 清朝禁書(shu) ,則就是寶貝,即使並無足觀的著作,也常要百餘(yu) 元至數十元。我向來也走走舊書(shu) 坊,但對於(yu) 這類寶書(shu) ,卻從(cong) 不敢作非分之想。”
魯迅不以最好的本子為(wei) 搜求目的,所見均是普通古籍普通材料,但即使很平常的版本,魯迅也能發揮其最大的功效。比如魯迅著《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小說史研究的開山之作,到魯迅逝世的1936年10月印行11版。對於(yu) 這本具有開創和奠基意義(yi) 的著作,魯迅說:“說起來也慚愧,我雖然草草編了一本《中國小說史略》,而家無儲(chu) 書(shu) ,罕見舊刻,所用為(wei) 資料的,幾乎都是翻刻本,新印本,甚而至於(yu) 石印本。”在另一處,魯迅也說:“我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先前為(wei) 了教書(shu) 糊口,這才陸續編成的,當時限於(yu) 經濟,所以搜集的書(shu) 籍,都不是好本子。”
飛花落葉都是兵器,出手均是錦繡文章,這才是頂尖高手。
抄書(shu) 補書(shu)
魯迅是晚清民國時期成就最大的“抄書(shu) 家”之一。
魯迅小時候不僅(jin) 酷愛讀書(shu) ,還喜歡抄書(shu) 。他抄過很多書(shu) 。單是關(guan) 於(yu) 草木蟲魚方麵的書(shu) ,便抄了《野菜譜》《釋草小記》《釋蟲小記》,而且推廣到了《茶經》《耒耜經》《五木經》等。顯然,抄書(shu) 使他受益匪淺。他的記憶力那麽(me) 好,讀過的書(shu) 經久不忘,這與(yu) 他抄書(shu) 的愛好是密切相關(guan) 的。而且抄書(shu) 的好習(xi) 慣,也形成了魯迅很強的比較、校勘、鉤沉的能力。
魯迅一生抄書(shu) 的數量,最保守的統計,其字數至少也在100萬(wan) 字以上。僅(jin) 1915年至1918年,其抄錄古碑一項就達790種,近2000張。對甲骨文、金文、真、隸、篆、草各種字體(ti) ,他都摹寫(xie) 得惟妙惟肖。大量的抄寫(xie) ,對魯迅的書(shu) 法是很好的訓練。
比如:1915年3月29日,“夜景(同“影”)寫(xie) 《秦漢瓦當文字》一卷之上訖,自始迄今計十日”。4月10日,“至清秘閣買(mai) 紙筆,合一元。晚寫(xie) 《秦漢瓦當文字》一卷之下訖,計十二日”。17日,“午後往圖書(shu) 分館還《秦漢瓦當文字》並托丁(同“訂”)書(shu) ”。這是花費了22天抄寫(xie) 完《秦漢瓦當文字》後,順便讓圖書(shu) 分館裝訂。
賣書(shu) 易書(shu)
魯迅愛買(mai) 書(shu) 藏書(shu) ,偶爾也賣書(shu) 易書(shu) 。
第一種情況是賣書(shu) 救窮。
魯迅很有經營頭腦,在《從(cong) 百草園到三味書(shu) 屋》一文中,魯迅回憶道,他小時候用一種“荊川紙”蒙在小說的繡像上,畫了《蕩寇誌》和《西遊記》的繡像,都有一大本。“後來,因為(wei) 要錢用,賣給一個(ge) 有錢的同窗了。”那位同學的父親(qin) 是開錫箔店的。
1913年7月13日,魯迅在紹興(xing) 奎元堂以24元的價(jia) 錢買(mai) 到過一部明代毛晉汲古閣所刻《六十種曲》一部八十冊(ce) 。8年後的1921年4月7日,魯迅經濟困難,就把這套書(shu) 以40元的價(jia) 錢賣掉了,當天日記雲(yun) :“上午賣去所藏《六十種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後往新華銀行取之。” 魯迅將《六十種曲》從(cong) 紹興(xing) 帶到北京,收藏八年賺了16元,足見魯迅生存和變通的能力很強,是可圈可點的。
魯迅賣書(shu) 救窮,也有因價(jia) 格不如意沒有成交的情況。比如明抄本《立齋閑錄》,“因為(wei) 肚子餓得慌了”,想賣給自己的頂頭上司、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傅氏不但讓魯迅跑了三四趟,殺價(jia) 還很重,隻出了8塊錢,這樁買(mai) 賣就沒有談成。
第二種情況是汰冗剔舊。
魯迅日記1916年1月15日,“下午往留黎廠以山東(dong) 金石保存所臧(同“藏”)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誼,托賣去”。敦古誼是琉璃廠的一家碑帖店,常上門給魯迅送造像拓本。“拓本之陋者”,也就是陋拓本,即拓得不好或沒有什麽(me) 價(jia) 值的拓本。從(cong) 性質上看,這屬於(yu) 剔舊。從(cong) 此舉(ju) 可知,魯迅對拓本的品質要求很高。到了1918年10月21日,魯迅與(yu) 敦古誼又發生了一次交易,有買(mai) 有賣。賣出《禹陵窆石》,又添了3元買(mai) 了造像。等價(jia) 交換,多退少補,讀來頗有情趣。
第三種情況是處理劣書(shu) 。
1918年7月31日,魯迅“往日郵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換《殷墟卜辭》一冊(ce) ,閱之,甚劣”。這部被魯迅評為(wei) “甚劣”的《殷墟卜辭》,是加拿大人明義(yi) 士編印的,1917年3月上海石印。魯迅對於(yu) 是書(shu) 評價(jia) 甚低,又嫌其價(jia) 貴,故於(yu) 9月21日,“托劉半農(nong) 賣去《殷墟卜辭》,得日金券廿元”。魯迅對甲骨文的鑒識有相當功力,這類價(jia) 格頗昂又低劣的書(shu) 籍被處理,當無意外。
第四種情況是出售自己的作品。
上海期間,魯迅也賣書(shu) ,但大多是售出自己的作品集,不管是原價(jia) 賣還是打折賣,都屬於(yu) 經營性行為(wei) ,和農(nong) 夫賣出田裏的糧食沒有什麽(me) 區別,比如:1932年4月27日,“午後付光華書(shu) 局《鐵流》一八四本,《毀滅》一○二本,五折計值,共二三○元八角,先收支票百元”。
第五種情況是快速易手。
1935年1月10日,魯迅買(mai) 得《飲膳正要》一部三本,價(jia) 一元。但是這本書(shu) 在魯迅家僅(jin) 僅(jin) 放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魯迅原價(jia) 賣給了日本醫生須藤五百三,1935年1月11日魯迅日記:“上午同廣平攜海嬰往須藤醫院診,並以《飲膳正要》賣與(yu) 須藤先生,得泉一元。”魯迅與(yu) 須藤來往甚密。魯迅似乎認為(wei) ,《飲膳正要》這樣的書(shu) ,更適合放在醫生的書(shu) 架上,於(yu) 是迅速出手了。
第六種情況是“易取”“作值”交換。
魯迅收藏拓本之初,有時“易取”“易得”,即作交換。比如1919年4月10日,“至留黎廠,以王樹枬專(zhuan) (同“磚”)拓片易得《崔宣華墓誌》,作券三元”。有時習(xi) 慣以重出拓本作值,購買(mai) 其他拓片,事實上是先賣再買(mai) ,根本目的還是為(wei) 了節約錢。這種情況,日記的最後一次記錄是1920年1月16日:“以重出之《呂超誌》拓本在留黎廠易得晉鄭舒夫人及隋尉娘墓誌各一枚,作券四元。”
有趣的是,自此以後,魯迅再沒有將重出拓本和書(shu) 籍“作值”或“作券”,而是直接贈送朋友,可能與(yu) 其此時生活改善和自重身份有關(guan) 。
魯迅與(yu) 書(shu) 店的關(guan) 係,小而言之,反映的是買(mai) 書(shu) 賣書(shu) 的商品交換關(guan) 係,大而言之,反映的則是作家與(yu) 社會(hui) 的互動關(guan) 係——精神消費、人情往來等。魯迅與(yu) 各色書(shu) 店打交道的過程反映著書(shu) 店業(ye) 態的榮枯、出版文化的變遷、文壇氣候的冷暖,以及世間人情百態,是觀察魯迅生命的一個(ge) 特殊的窗口。拙著能在魯迅先生的家鄉(xiang) 出版,實屬緣分,倍感榮幸。
(光明日報 作者:薛林榮,係中國作協會(hui)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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