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yu) 一些年輕人來說，上海市嘉善路鼎新大樓裏有一處特殊的空間。

　　它藏在這裏的一間公寓內(nei) ，幾位年輕人合租在這裏。公寓20多平方米的客廳裏擺放著辦公桌、電視、吧台，還有兩(liang) 個(ge) 沙發。下班後，年輕人們(men) 喜歡坐在沙發上，一起看電視，聊天，有時候聊到淩晨1點才回各自房間。平日裏，大家也會(hui) 約著聚餐、看展覽，或者去外地旅遊。

　　“我們(men) 就像家人一樣。”一位住戶覺得，這裏的室友關(guan) 係溫暖而友善。有人晚上想吃碗麵，其他人陪著一起吃。有人因玩滑板骨折住院，每個(ge) 人都帶著東(dong) 西去醫院看望。

　　在這個(ge) “家”裏，碗筷、米麵都是公用的，很多食物也是共享的。一位年輕人租下了這間公寓，並找到了更多誌同道合的人一起居住。搬到這前，他們(men) 並不相識，但他們(men) 匯聚到這，都有一個(ge) 目標：建立一個(ge) 溫暖舒適的共居空間。

　　在上海，這樣的共居空間還不隻存在於(yu) 一棟大樓。租客任彬第一次搬進類似的一間公寓時，就被那裏的沙發、餐桌、大窗戶吸引。很多年後，他依然記得第一次走進房間時，看見很多人坐在客廳裏，“感覺很舒服”。

　　“目前各種租房模式存在一些問題，年輕人想要探索一種不同的租房生活方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博士莊皓琰從(cong) 2020年開始關(guan) 注這種共居空間。他注意到，不同於(yu) 傳(chuan) 統上基於(yu) 血緣和地緣的共居，這種共居更多是年輕人自由選擇的，“住客們(men) 知道自己想要什麽(me) ，並通過自治維持合租生活，像一種社會(hui) 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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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進這種共居空間前，任彬沒想過還能這麽(me) 多人一起住。不過，這種“像宿舍一樣”的生活一直是他期待的。

　　他在南京上大學時，和十幾個(ge) 同學住在一個(ge) 三室一廳的大宿舍裏，一群人在客廳打遊戲、玩狼人殺，聊體(ti) 育、音樂(le) 和藝術，“感覺就像家人”。

　　大學畢業(ye) 後，他到上海一家公司做視頻剪輯。因為(wei) 還想像大學一樣生活，他特地選擇了一個(ge) 帶客廳的房子，並在客廳裏擺放了茶幾、沙發、地毯，和一個(ge) 同事合住。但室友很少到客廳來，兩(liang) 人除了見麵打聲招呼，幾乎不怎麽(me) 說話。

　　有一次，他見室友看綜藝，提出一起看，室友沒有拒絕，但“不太想進一步交流”“總覺得有距離感”。3個(ge) 月後，室友找到女朋友，兩(liang) 人互動更少了，直到後來室友搬走。

　　任彬說，為(wei) 了合租，他看過好多套房子，發現客廳要麽(me) 很小，隻有幾平方米，要麽(me) 沒有窗戶，要麽(me) 被當成儲(chu) 物間。有的房子客廳裏比樓道還亂(luan) ，“雜物亂(luan) 堆”，每個(ge) 人的房間都安了密碼鎖。“有種一進門還沒有回家的感覺，要再進一個(ge) 小門才能回家。”

　　看到共居空間招人的帖子後，他“抑製不住激動”，立刻報了名。

　　和任彬一樣，方庭也是想和他人產(chan) 生連接，加入到共居生活中的。

　　來到鼎新大樓前，她住在浦東(dong) 新區一個(ge) loft公寓裏。那個(ge) 房子在頂樓，從(cong) 窗外望去能看到壯麗(li) 的城市高樓大廈，還能望到別人家露台上種的油菜花。

　　剛住進去時，方庭很開心，她在屋裏很多地方都放了軟軟的毯子，還專(zhuan) 門發了一篇小作文表達喜悅。但這種喜悅沒過多久就消失了，她愈發感到孤獨，“每天晚上回家都是冷冰冰的牆壁”。

　　她的作息變得混亂(luan) ，常常到淩晨兩(liang) 三點才睡，工作效率也變得低下，“覺得沒什麽(me) 驅動力可以把我拔起來”。

　　方庭覺得，問題在於(yu) 沒有人跟自己說“廢話”，“當你擁有越來越少關(guan) 係時，你會(hui) 擁有越來越多的自由，當你沒有關(guan) 係時，就擁有了無限大的自由，而無限大的自由是會(hui) 坍塌的。”

　　吳力很能理解這種“壓抑”的狀態。他曾在上海獨居過1年多，有時候在工作上感到疲憊，受了委屈，他很想找個(ge) 人吐槽或分享，但他在上海沒有朋友，“隻能一個(ge) 人在屋裏消耗，有情緒沒法排解”。

　　他開始周末組織觀影、讀書(shu) 會(hui) 等活動，“創造一個(ge) 這樣的環境來改變年輕人原子化的狀態”。

　　吳力說，自己在一家汽車廣告公司工作，日常工作是給不同平台投放汽車廣告。作為(wei) 汽車產(chan) 銷鏈條上的末端一環，他常常覺得自己是一顆隨時可能被替換掉的螺絲(si) 釘，“換掉你，係統照樣運行”。

　　每次加班嚴(yan) 重，他就去天台上躺會(hui) 兒(er) ，“整個(ge) 人很放鬆”。他覺得大家坐在一起，吹著晚風，看星星、聊天喝酒的場景就像以前村裏的人坐在廣場上觀影，“有社區感”。

　　不過，活動中的社交關(guan) 係大多時候“短暫且不穩定”，吳力覺得共居能帶來“朝夕相處的信任感”。看見別人辦公共空間，他也租了一個(ge) 公寓打造共居空間，同時在客廳舉(ju) 辦公共活動。

　　吳力覺得，共居空間提供了一個(ge) 據點，“它能讓你紮根，跟人產(chan) 生連接”。

　　2020年夏天，莊皓琰曾在上海的兩(liang) 個(ge) 共居空間裏對住客進行訪談。他注意到，不少住客是因無法出國而留在上海實習(xi) 的留學生，“新冠疫情切斷了他們(men) 的社交聯係，他們(men) 選擇共居來彌補之前缺失的社交需求”。

　　住客薛莉還記得疫情時獨居在家的感受，“每天找不到人說話”。薛莉說，當時樓裏沒有人感染，她挨個(ge) 往住戶的門縫裏塞小紙條，建了一個(ge) 100多人的群，還邀請鄰居來家裏聊天，給20多個(ge) 人剪過頭。

　　“住的地方除了睡覺外，有一些人的連接會(hui) 更加分。”2022年9月，薛莉在任彬的幫助下，在黃浦區創建了一個(ge) 共居空間。

　　2

　　不同於(yu) 日常合租，類似的共居空間更加注重公共空間。任彬的室友程子健說，有的房間住了兩(liang) 個(ge) 人，對客廳使用程度高，房租也會(hui) 相應提高一些。

　　任彬和程子健住在一個(ge) 房間裏，每個(ge) 月房租1900元。房間裏除了兩(liang) 張單人床，幾乎再也放不下什麽(me) 東(dong) 西。但任彬並不在意，他更喜歡在客廳裏待著。有室友看到他，會(hui) 主動和他一起看電視、聊天。

　　“客廳裏24小時都可能有人，特別有人氣。”一位室友說。

　　在任彬看來，客廳裏的氛圍主要取決(jue) 於(yu) 住客的性格和參與(yu) 度。

　　他記得，曾有室友喜歡在客廳辦公，引領了一股在客廳辦公的熱潮。程子健喜歡攝影，每次洗膠片，都能引來一群人圍觀。還有的室友喜歡練健身操，常帶著大家做操，鍛煉身體(ti) 。

　　因此，申請入住上海幾家類似的公寓，都要在線上填寫(xie) 一張申請表，還要經過麵試等環節。申請表上除了有工作機構、生活習(xi) 慣的信息，還設置了一些開放性問題，比如，個(ge) 人擁有的技能、關(guan) 注的議題；想在空間發起的活動；想參與(yu) 共居哪方麵的建設，“職務”包括活動策劃及協調員、兼職財務等等。

　　“我們(men) 希望看到這個(ge) 人的興(xing) 趣，閃光點，也希望他住進來之後給空間帶來一些東(dong) 西。”一位共居空間發起人在一次線上討論會(hui) 上說。

　　“申請表本身是一個(ge) 門檻。”吳力說，有的申請者誠意、動力不夠，連字都懶得寫(xie) ，會(hui) 首先被篩下去。

　　為(wei) 了更了解申請者，有的共居空間麵試時會(hui) 邀請申請者來家裏吃飯。“一個(ge) 人身上能傳(chuan) 達出很多信息”，任彬見過有人來時拿著一束滿天星，有人臨(lin) 走時帶走了門口的垃圾，而有的人麵試時像是來談項目，“總把最精英的一麵展示給你”。最後，過於(yu) “精英”的人，他覺得不夠真誠，沒有投票。

　　薛莉希望每個(ge) 住戶“是有獨立思想的人”。她麵試過一個(ge) 剛剛辭職、失戀的年輕人，其他人都投了通過票，但她沒有投，“他渴望在這裏找到朋友，戀人，找到生活的支撐，對共居期待太高了。”

　　“麵試就是麵自己，在這個(ge) 過程中逐漸熟悉對方想要什麽(me) ，自己想要什麽(me) 。”任彬說。

　　入住空間後，每個(ge) 住客需要上交幾十元，作為(wei) 空間的公共基金，並就空間的日常事務進行討論、投票，形成空間的共識。

　　很多共識都是一點點摸索出來的。任彬記得剛開始時，每個(ge) 人要輪流倒垃圾、拖地，但大家下班回家後常常已經很累，沒有力氣幹活兒(er) ，於(yu) 是改成隻倒垃圾，“順手就能幹”。

　　以前，沙發客居住時間不受限製，後來，大家發現，沙發客住久了，容易和室友出現矛盾，他們(men) 便將沙發客居住時間調整為(wei) 一周。

　　不同於(yu) 篩選室友，很多事隻要少數服從(cong) 多數就可以，但有時候這種方式也無法解決(jue) 問題。莊皓琰記得，有一次，一個(ge) 共居空間討論是否買(mai) 冰箱，如果買(mai) 就要移走門口的鞋架。結果，隻有一位室友反對買(mai) 冰箱，這位室友有些生氣，說自己一直是少數，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為(wei) 了維護室友關(guan) 係，大家最終還是想辦法，為(wei) 這位室友辟出一小塊區域單獨放鞋。

　　“團體(ti) 越小，每個(ge) 人的意見的重要性就越大。”在莊皓琰看來，公共空間想要運行下去，需要每個(ge) 人都積極參與(yu) 討論，又不能以自我為(wei) 中心。

　　在有些事情上，住戶們(men) 還需要具備公共精神。一位室友發現有人長達1個(ge) 月外出不在家，提出是否可以按天收房租，大家就此討論，發現如果這麽(me) 算房租，那也應該根據使用客廳的時間收水電費，但真要這麽(me) 細算，很難算清楚。最終，住客們(men) 還是決(jue) 定按照原來的方式收錢，“不能光考慮自己那點事兒(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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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居空間，“邊界感”也是影響和諧的因素。

　　住客們(men) 記得，有一次，有人吃了一位室友冰箱裏的食物，這位室友很生氣，從(cong) 那之後，共識中增加了冰箱最下麵兩(liang) 層食物不能動的內(nei) 容。

　　還有一次，大家一起做飯，一位室友正在做菜，另一位室友在旁邊指指點點，做飯的室友麵露不快。有室友看到這一幕，提出有人做飯時，其他人保持安靜。這條建議被寫(xie) 進了共識。

　　“我們(men) 開玩笑說都是家人，但如果真的把這當成原生家庭就不太合適了。”程子健說，他們(men) 希望每個(ge) 人能理性地和他人相處。

　　在幾個(ge) 共居空間，有個(ge) 不成文的共識是，住客裏如果有人發展成戀愛關(guan) 係，就要搬離空間。

　　“戀愛是一種占有。”薛莉解釋，有戀人室友吵架，其他人會(hui) 左右為(wei) 難，容易影響空間和諧。

　　為(wei) 了讓空間氛圍更好，幾個(ge) 共居空間的人平時也會(hui) 經常交流運營空間的經驗。

　　在討論會(hui) 上，吳力表達過自己的困惑，說有室友希望每周定期開會(hui) ，分享看到的書(shu) 、工作心得。但他擔心有人不願意被強製參與(yu) 公共生活，“在公司做PPT，回家還要做PPT”。

　　針對他的困惑，一位在洛杉磯共居空間的住客建議，“家庭儀(yi) 式”很重要，但是聚餐相比開會(hui) 更適合中國的文化，“更少有思想負擔，又有可能發生一些即興(xing) 的對話。”

　　那天，討論會(hui) 開到了淩晨兩(liang) 點多，很多人已經困意連連，還在堅持討論。

　　吳力相信，一個(ge) 好的共居空間能夠帶給年輕人很多情感支持。

　　在這裏，他能回想起來很多生活片段。比如哪次吃飯放的鹽多了、聊了哪些八卦、誰做的菜最好吃，還有大家一起吃著爆米花看電影、吐槽綜藝橋段的場景。

　　“你感覺生活特別有生機。”吳力將這種感受稱為(wei) “居家感”，“它沒有什麽(me) 成本和代價(jia) ，不像和朋友吃飯，1個(ge) 月吃一次，還要考慮自己穿得好不好看。這種鬆弛的互動更加舒服。”

　　有室友找工作不順利，其他人幫著她分析自己的優(you) 點，麵試可能存在的問題，適合做什麽(me) 工作。

　　有人幫著一個(ge) 單身室友介紹朋友，見兩(liang) 人進展緩慢，其他室友都幫著出主意，給出增加女生好感的建議，分析兩(liang) 人在這段關(guan) 係中的心理。

　　除了情感支持，吳力覺得，共居也可以讓年輕人應對更多“不確定性”。他們(men) 在租房合同中規定，如果有人損壞公物，和室友、鄰居多次發生矛盾，其他室友可以開啟“彈劾”機製，與(yu) 其解約。

　　薛莉所在的空間就“彈劾”過一個(ge) 室友。這個(ge) 室友麵試時表現得很正常，但入住空間後，用公共基金給自己買(mai) 東(dong) 西，還拒絕和其他人溝通。被“彈劾”出空間後，他又將臥室的衣櫃砸碎，以未退押金為(wei) 由，將薛莉告上法庭。

　　被告時，薛莉不幸骨折，推遲了幾個(ge) 月才開庭。令她欣慰的是，“全家”都陪她出庭，有室友專(zhuan) 門穿了西裝三件套，“特別有氣勢”。薛莉說，這件事不僅(jin) 沒有讓她喪(sang) 失對共居的信心，反而讓她看到了共居的意義(yi) 。

　　疫情期間，因為(wei) 緊密的室友關(guan) 係，大家也沒有感受到居家的痛苦。任彬記得，上海封城期間，住客們(men) 通過不同渠道買(mai) 菜，在網上紛紛搶菜的時候還能吃到部隊火鍋、巧克力，喝到牛奶。

　　那段時間，他們(men) 經常一起做飯，看電影、玩桌遊、談心，討論有關(guan) 共居的話題，還錄了幾期播客，“輸出的欲望很高”。

　　他們(men) 常在一款軟件上分享日常生活。有人記錄當天分到的物資，有人寫(xie) 下一位住客離開時哭泣，其他室友逗他笑的場麵，還有人在軟件上開發了一個(ge) 記錄得分的程序，讓輸的人倒垃圾、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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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居空間並不是完美的。這裏的流動性大，很多住客因為(wei) 戀愛，或者去外地工作，租住時間不超過半年。

　　這使得在住室友要不斷麵試、適應新來的室友。有時，他們(men) 麵試三四個(ge) 人也沒找到合適的室友，房間因此空置1個(ge) 多月，其餘(yu) 住客不得不平攤這間房子的租金。有的空間還要想辦法賺錢，來抵消空房的風險。

　　據莊皓琰觀察，目前，共居空間受到社區、租房市場多方麵的限製。“業(ye) 主們(men) 對於(yu) 租戶都是抱有懷疑的態度，尤其對於(yu) 多人合租的模式。”

　　任彬所在的共居空間當時要搬家，就是因為(wei) 房東(dong) 頻繁接到鄰居投訴。任彬說，當時他們(men) 經常舉(ju) 辦活動，不斷有人進進出出，鄰居大爺向社區舉(ju) 報是群租房。雖然後來證實這裏不是群租房，但還是有人一直舉(ju) 報，“半年內(nei) 舉(ju) 報了3次”，房東(dong) 不堪其擾，不願再租房給他們(men) 。

　　後來找鼎新大樓的這套房子時，任彬看了近百套才選出來。任彬說，房子多數都是三居室，好不容易選出來3個(ge) 房子，其中兩(liang) 個(ge) 房子的廁所數量不夠，另一個(ge) 房子的客廳沒有窗戶。最終，3個(ge) 房子投票都沒有超過半數。

　　搬家後，為(wei) 了搞好社區關(guan) 係，任彬常常和小區的工作人員聊天。疫情期間，家裏4個(ge) 人都去做誌願者，幫助小區分發物資、做核酸檢測，有會(hui) 日語、英語的室友還專(zhuan) 門負責和小區的外國人溝通。

　　幾個(ge) 月下來，整棟樓的人都認識他們(men) ，居委會(hui) 的工作人員見他們(men) 人多，還特地給他們(men) 多發了一些物資。

　　任彬喜歡在共居空間的時光。不久前，他因為(wei) 戀愛搬離了公寓，但他還是在這裏保留了一張床、按時交房租，並時不時回來住兩(liang) 天。有人發起話題討論，他總是報名參加。

　　任彬希望，即使是戀愛、結婚，也能過上這樣的共居生活。他想象，如果有一層樓房能容納四五戶家庭，每戶家庭住三四個(ge) 人，也能建立起來共居空間的這種情感。

　　“好的共居經驗是可以人傳(chuan) 人的。”一位曾經住過共居空間的住客說，不少室友離開上海後，將這裏的共居經驗帶到了其他城市。

　　“大家的這種行動力和對生活的探索很打動人。”程子健說，在這裏，他看到了“生活的更多可能性”。有的室友從(cong) 事物理治療方麵的工作，一邊旅居，一邊探索不同國家的共居空間。有的室友在美國讀博，休學1年，專(zhuan) 學跳舞。

　　他希望未來自己也能“處於(yu) 流動狀態”，一邊工作一邊探索世界。

　　林木在鼎新大樓的公共空間當過1周多的“沙發客”。來這前，她在廈門一家公司擔任活動策劃。她總覺得身邊沒有可以說話的人，“精神沒有歸宿”。

　　為(wei) 了找到一個(ge) “可以隨時見麵、聊天”的圈子，她花3個(ge) 多月時間，跑了十幾個(ge) 城市，參加過讀書(shu) 會(hui) 、工作坊各種各樣的活動。但每次都覺得“聊得不痛快”。

　　來到共居空間後，她覺得這裏的人很友善，常和大家一起吃飯、聊天。她還組織了一次婚戀主題的討論會(hui) ，談論自己在婚姻上的困惑。

　　討論持續了1個(ge) 多小時，林木說，她的困惑依然沒有答案，但這裏的年輕人鼓舞了她，“找不到的東(dong) 西，你就自己去創造”，她想起一次活動時聽到的話。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任彬、吳力、薛莉、林木、方庭為(wei) 化名)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尹海月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