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條》乃是用情節劇來重新詮釋法律條文，如果把握失當，可能會(hui) 落入一個(ge) 尷尬的境地：比電視專(zhuan) 題片生動，但比故事片蒼白生硬。

　　從(cong) 最終效果來看，影片在走鋼絲(si) 的狀態中，有遺憾之處，但總體(ti) 取得了相對的平衡。它通過三個(ge) 有情緒感染力和生活真實性的故事，將“正當防衛”這一複雜的法律概念變得真切可感、貼地飛行，從(cong) 而有力地凸顯了法條背後的人性和情感，又在細微處折射了社會(hui) 的真實麵貌，反映了人民群眾(zhong) 對公平正義(yi) 樸素真摯的渴望。

　　三個(ge) 案件的“互文”勾勒出人物弧光

　　雖然肩負了“普法”的重任，但影片在情節層麵依然足夠用心，選擇了三個(ge) 案件來完成對主題有情感力度的論證過程：張貴生見義(yi) 勇為(wei) 卻被判故意傷(shang) 害罪，獲刑三年，心中不服，堅持上訪，最後在車禍中喪(sang) 生；王永強在被惡霸劉文經欺淩、傷(shang) 害、威脅之後，手持剪刀憤起反抗，劉文經重傷(shang) 不治之後，劉家人堅持要殺人償(chang) 命；檢察官韓明的兒(er) 子韓雨辰看到張科校園霸淩之後挺身而出，卻被張科的父親(qin) 報警立案，眼看就要耽誤前途。

　　三個(ge) 案件涉及不同的家庭，從(cong) 而具有了一種廣闊的社會(hui) 輻射麵，使主題產(chan) 生一定的現實普遍性，能引起更多觀眾(zhong) 的切膚感受和深層思考。影片還在三個(ge) 案件之間建立了一種巧妙的內(nei) 在聯係，有力地推動了情節發展，完成了主題表達：張貴生案屬於(yu) “過去完成式”，王永強案是“現在進行時”的中段，韓雨辰案是“現在進行時”的早期階段。從(cong) 互文的角度來說，三個(ge) 案件可以視為(wei) 一個(ge) 案件的三個(ge) 階段，我們(men) 可以在每個(ge) 案件中，借由其它案件作為(wei) 鏡像，看到它的起因、發展以及後果。

　　這三個(ge) 案件都由韓明經手，或者與(yu) 他利益攸關(guan) 。這樣，三個(ge) 案件又可以對韓明產(chan) 生累積性或者交叉性的情緒作用，他會(hui) 在手頭的案件中，借助過往案件預料各種後果，也會(hui) 在回顧自己辦結的案件時，因現實的此情此景，設想當年案件起訴時是否有更多的可能性。

　　影片的情節主線是王永強案的審理，這個(ge) 案件極為(wei) 複雜，也極為(wei) 特殊，涉及了農(nong) 村治理、打擊農(nong) 村黑惡勢力、殘障人士保護等議題。在案件的起訴階段，影片細致地呈現了檢察院內(nei) 部因不同的辦案思路、對法條的迥異理解，而產(chan) 生的分歧與(yu) 矛盾。主檢察官韓明本來可以按照習(xi) 慣和傳(chuan) 統，直接以故意殺人罪起訴王永強，但是，因為(wei) 有張貴生案的後果擺在他麵前，有他自己遭遇的韓雨辰案的焦頭爛額，他開始重新理解“正當防衛”的要義(yi) ，並反思此前判例的機械教條和簡單粗暴。

　　從(cong) 人物塑造的真實性出發，如果影片讓韓明化身為(wei) “正義(yi) 使者”，用一種天然的悲天憫人情懷，為(wei) 王永強挺身而出，積極抗衡外界的壓力，成為(wei) 一名不屈不撓的鬥士，固然熱血，卻容易因高調而顯得虛假。當韓明因張貴生案產(chan) 生了負罪心理，又有自己兒(er) 子深陷類似案件中的切膚之痛，他才能對王永強一家人的處境感同身受，從(cong) 而推動他完成對於(yu) 法律條文的重新解讀，甚至願意以一己之力，去推翻既有判例，為(wei) 王永強真正實現法律層麵的公平正義(yi) ，並彰顯枯燥的法律條文背後的溫度與(yu) 人情。這樣的人物，並沒有站在道德製高點，而是通過一次次“道德進階”來豐(feng) 滿人物的塑造，從(cong) 而最大程度地引起觀眾(zhong) 的情緒共鳴。

　　影片在韓明身上勾勒了令人感動的“弧光”，他從(cong) 一個(ge) 循規蹈矩遵從(cong) 法律條文規定的檢察官，開始對法律有了更為(wei) 深刻的理解，對法律的性質與(yu) 目的，有了更具人情味的洞察力。人物形象顯得親(qin) 切感人，心理轉變的軌跡也清晰可見，相關(guan) “激勵事件”紮實動人，觀眾(zhong) 也在對人物的認同心理中順應了影片的價(jia) 值導向引領。

　　情感敘事飽滿但喜劇表達欠缺

　　影片善於(yu) 在特定的倫(lun) 理情境中營造飽滿的情緒氛圍，並通過相當篇幅的情感渲染，對觀眾(zhong) 完成了更為(wei) 深沉的內(nei) 心觸動和思想震撼。

　　演員表情中的拘謹、緊張，放大了張貴生刑滿釋放之後的落魄與(yu) 不甘，令人心生憐憫。尤其張貴生死於(yu) 車禍之後，他未成年的女兒(er) 因痛苦和自責，極力克製著自己的眼淚，同樣令人動容。這些情境，無疑對韓明形成了極大的道德壓力，對於(yu) 觀眾(zhong) 而言則是一次強烈的情感刺激。尤其在王永強案件中，影片在角色設置上，一邊安排了劉文經這個(ge) 邪惡殘忍的村霸形象，而在另一邊將王永強的妻子郝秀萍和女兒(er) 娟娟設定為(wei) 聾啞人；情節上，郝秀萍長期遭受劉文經欺淩甚至被逼從(cong) 高樓跳下、娟娟又遭綁架等等，這都是一顆顆催淚炸彈，令觀眾(zhong) 在憤懣、同情中情難自已。

　　通過飽滿的情感敘事，這些遭受傷(shang) 害卻未能得到法律有效保護的當事人，讓韓明再不可能無動於(yu) 衷，他意識到，正確的事都有代價(jia) ，但有代價(jia) 也必須去做。在見證了張貴生的遭遇之後，韓明意識到，檢察官“辦的不是案子，是一個(ge) 人的人生”。在處理王永強案和自己兒(er) 子的案子時，韓明進一步意識到，法律從(cong) 來不是冰冷的條文，它是天理、國法，但也有人情。如果法律不能滿足老百姓對於(yu) 公平正義(yi) 的期待，那這樣的法律既無能，又冷漠。

　　影片立意高遠，理應在一種嚴(yan) 肅的氛圍中，讓觀眾(zhong) 看到受害者的無助，看到正義(yi) 伸張的艱難，進而闡明重新定義(yi) “正當防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然而，置於(yu) 春節檔“合家歡”的背景下，影片又需要安插相當比例“喜劇”橋段，而這部分內(nei) 容，主要被安排在了韓明的家庭內(nei) 部。如何讓嚴(yan) 肅深刻議題不被喜劇元素幹擾、稀釋，如何讓濃烈飽滿的悲情敘事不被喜劇元素截斷、轉向，都考驗著主創的藝術功力。

　　在完成喜劇性這項考題時，主創提供的一些密集對話顯得意義(yi) 稀薄。例如，關(guan) 於(yu) 韓明與(yu) 呂玲玲是大學時戀人的事實，妻子李茂娟醋意大發，多次發飆。關(guan) 於(yu) 如何處理韓雨辰的道歉事宜，夫妻兩(liang) 人也爆發了多次的爭(zheng) 吵。這些小品化的爭(zheng) 吵場景對於(yu) 情節發展並無助力，對於(yu) 主題表達更是毫無必要。

　　“普法”或者說是“司法題材”這樣厚重題材的電影能否與(yu) “喜劇性”“通俗性”兼容？其實張藝謀早前的《秋菊打官司》一定程度上就給出了答案。喜劇性不一定是要靠抖包袱的台詞實現，它也可以從(cong) 捕捉並凝練現實生活中的荒誕景觀，人物的矛盾性與(yu) 複雜性等等方式實現，從(cong) 而也就叩問出更深刻的命題。從(cong) 這一點上來說，《第二十條》在內(nei) 容和形式之間似乎產(chan) 生了割裂和齟齬，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文匯報)

　　(作者龔金平為(wei) 複旦大學藝術教育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