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銀行接連陷入嚴(yan) 重的風險事件，讓投資者的關(guan) 注焦點轉向了對金融體(ti) 係陷入係統性危機的憂慮。尤其是瑞信的“暴雷”事件，更加劇了市場的深度恐慌。一旦“自救”與(yu) “他救”措施皆宣告失敗，或將重創全球金融體(ti) 係並產(chan) 生複雜的連鎖效應，為(wei) 低迷的全球經濟複蘇蒙上一層陰影。銀行危機事件頻發不得不令人深思當前美元所主導的全球金融體(ti) 係具有高度脆弱性的根源性因素，需要全球政經格局與(yu) 金融秩序的根本性改革與(yu) 重塑來加以消除。

　　(一)

　　從(cong) 美國的矽穀銀行、簽名銀行，到歐洲的金融“巨無霸”瑞士信貸銀行，曾經風光無限的多家銀行接連陷入嚴(yan) 重的風險事件，讓投資者關(guan) 注的焦點從(cong) 資產(chan) 價(jia) 格的暴跌，轉向對金融體(ti) 係陷入係統性危機的憂慮。尤其是瑞信的“暴雷”事件，更是加劇了市場的深度恐慌，一旦“自救”與(yu) “他救”措施皆宣告失敗，或將重創全球金融體(ti) 係並產(chan) 生複雜的連鎖效應，為(wei) 低迷的全球經濟複蘇蒙上一層陰影。

　　結合瑞信風險事件的外部環境看，主要發達經濟體(ti) 為(wei) 對抗通脹所采取的周期性加息舉(ju) 措，尤其是美聯儲(chu) 激進的加息與(yu) 縮表政策，造成全球銀行業(ye) 經營環境快速惡化，聯邦基金利率在連續8次加息之後已陡增至當前的4.5%至4.75%區間。銀行業(ye) 開展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管理麵臨(lin) 嚴(yan) 峻挑戰，多數銀行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在較長一段時間呈現出典型的久期錯配、流動性錯配和風險敞口錯配特征。

　　從(cong) 誘發瑞信風險事件的內(nei) 因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瑞士信貸銀行經營不善累積的巨額虧(kui) 損遲遲未能有效填補，造成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持續惡化和收縮，總資產(chan) 從(cong) 2007年的1.36萬(wan) 億(yi) 瑞士法郎收縮至2022年底的5314億(yi) 瑞士法郎，十餘(yu) 年間縮水六成以上；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已經失去基本的造血功能，2022年全年虧(kui) 損額達到72.93億(yi) 瑞士法郎。與(yu) 此同時，公司治理失序和財務內(nei) 控違規誘發的信任危機，更是帶來了資產(chan) 價(jia) 格與(yu) 流動性的螺旋式負向反饋機製。2023年3月中旬，瑞信的股價(jia) 縮水25%以上，信用違約互換費率連創新高，帶動歐洲銀行業(ye) 的風險溢價(jia) 整體(ti) 提升，大股東(dong) 沙特國家銀行拒絕增資則成為(wei) 壓倒瑞信的最後一根稻草，迫使瑞士央行介入為(wei) 其提供流動性支持，市場情緒才有所穩定。

　　(二)

　　結合瑞信風險事件演化曆程來看，每一次的金融危機雖然都看似“這次不一樣”，但也都表現出很多共同特點，是諸多內(nei) 外部因素和長短期因素相互疊加的結果。

　　首先，資產(chan) 價(jia) 格體(ti) 係對經濟衰退和“宏觀經濟尾部風險”有著顯著的反應，金融周期波動、金融機構間複雜的內(nei) 在關(guan) 聯和流動性杠杆形成複雜的反饋結構，在外部條件變化時，極易觸發係統流動性風險事件。裝有大量有毒資產(chan) 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持續失去盈利能力，往往被動地誘發去杠杆過程，放大資產(chan) 價(jia) 格的下跌幅度，造成資產(chan) 的折價(jia) 急售行為(wei) ，將流動性風險從(cong) 資本市場外溢至整個(ge) 金融係統。伴隨著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惡化，瑞信不斷麵臨(lin) 流動性抽逃，表現出銀行擠兌(dui) 的特征，僅(jin) 僅(jin) 2022年四季度存款便流出1380億(yi) 瑞士法郎；與(yu) 此同時，相較於(yu) 上一年度，2022年的現金及證券構成的流動資產(chan) 池減少1114.3億(yi) 瑞士法郎，流動性不足問題昭然若揭。

　　其次，瑞信風險事件體(ti) 現出銀行擠兌(dui) 和市場擠兌(dui) 共同交織的新特征。危機事件爆發時，融資流動性和市場流動性之間產(chan) 生顯著交互作用，促使流動性以更快的速度下降，形成“流動性螺旋”，疊加而成的負麵效應遠大於(yu) 這兩(liang) 種流動性單獨形成的危機效果之和。此外，瑞信作為(wei) 全球係統重要性銀行，約七成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分布在國外，與(yu) 其他金融機構有著廣泛、密切的股權關(guan) 聯、負債(zhai) 關(guan) 聯、資產(chan) 關(guan) 聯等，極易將流動性衝(chong) 擊快速擴散到其他交易對手，市場參與(yu) 者的資產(chan) 急售、流動性囤積和安全資產(chan) 轉移行為(wei) 又放大了上述傳(chuan) 染效應。

　　再次，危機事件的爆發往往意味著監管套利會(hui) 使傳(chuan) 統監管指標漸趨失效。即便在危機時刻，瑞信的流動性監測指標淨穩定資金比率(NSFR，Net Stable Funding Ratio)和流動性資金覆蓋比率(LCR，Liquidity Coverage Ratio)仍然高達203%和144%，總資本充足率、核心一級資本比率、普通股權益一級資本也都遠高於(yu) 監管標準。

　　最後，對市場公眾(zhong) 的預期幹預和管理至關(guan) 重要，但是難度也前所未有。瑞信高層、瑞士國家銀行和監管機構相繼發布聲明來穩定市場預期，不過有效性大大降低，甚至當事機構對資本實力和流動性的聲明反而讓市場情緒更加恐慌，造成股價(jia) 進一步下跌。似乎印證了理性預期學派評價(jia) 政策幹預的名言：“你可以一時欺騙所有人，也可以永遠欺騙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

　　(三)

　　瑞信風險事件的啟示。

　　首先，係統性流動性風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對此作出專(zhuan) 門界定)是係統性風險生成重要的驅動機製，且被證明內(nei) 生於(yu) 金融周期，反映出銀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和金融市場之間複雜的結構關(guan) 聯，需要將係統流動性風險納入宏觀審慎監管的範疇之內(nei) ，並重塑和優(you) 化現有監管框架。

　　其次，金融機構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的結構脆弱特征和潛在的流動性錯配問題應通過技術化的處理納入到微觀審慎監管框架，並主要依托問題金融機構內(nei) 部自救紓困來消除“大而不能倒”問題。

　　再次，瑞信風險事件表明，巴塞爾協議III框架所應用的指標體(ti) 係在監管套利的作用下明顯失真，應將其與(yu) 總損失吸收能力監管體(ti) 係協調並行推進。

　　最後，危機時刻的流動性幹預與(yu) 應急管理機製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仍顯薄弱，應充分重視危機時刻資產(chan) 價(jia) 格與(yu) 流動性枯竭負向反饋機製背後的“流動性螺旋”機製，建立更為(wei) 完善的流動性錯配水平監測指標體(ti) 係，並對最後貸款人的介入時機、方式及其經濟效果進行更加充分的研究。

　　此外，銀行危機事件頻發不得不令人深思當前美元所主導的全球金融體(ti) 係具有高度脆弱性的根源性因素，需要全球政經格局與(yu) 金融秩序的根本性改革與(yu) 重塑來加以消除。

　　(作者分別為(wei) 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金融學係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