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黃河流域:古河道上的“紅柳湖”
內(nei) 蒙古河套灌區沃野碧翠,萬(wan) 物蓬勃生長,縱橫交錯的灌排渠道如一條條金色綢帶,指引著黃河水潤澤河套大地。
中共中央總書(shu)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jun) 委主席習(xi) 近平近日在內(nei) 蒙古考察時強調,治理好烏(wu) 梁素海流域,對於(yu) 保障我國北方生態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烏(wu) 梁素海治理和保護的方向是明確的,要用心治理、精心嗬護,一以貫之、久久為(wei) 功,守護好這顆“塞外明珠”,為(wei) 子孫後代留下一個(ge) 山青、水秀、空氣新的美麗(li) 家園。
黃河河湖相連,奔流東(dong) 下,造就了富饒的河套平原。在“幾字彎”的頂端,草原、大漠與(yu) 大河相遇,草原文明與(yu) 農(nong) 業(ye) 文明在此相逢。奔騰不息的黃河以其雄渾的節拍,演繹了河套因水而生、因水而興(xing) 的輝煌曆史。
黃河故道
大河孕育的湖泊濕地
“九曲黃河萬(wan) 裏沙,浪淘風簸自天涯”。自古以來,黃河“善淤、善決(jue) 、善徙”。下遊由於(yu) 決(jue) 口,主流遷徙,並在較長時期內(nei) 放棄舊道,改走新道。曆史上它不僅(jin) 在下遊的黃、淮、海平原上遷徙無常,而且在上遊的銀川平原和內(nei) 蒙古河套平原,中遊自禹門口至潼關(guan) 的河段也都發生過變動。
據《黃河誌》統計,曆史上,黃河有多次重大改道。其中,黃河流域在內(nei) 蒙古最大的濕地——烏(wu) 梁素海因黃河兩(liang) 次改道而形成。
烏(wu) 梁素海,意為(wei) “紅柳湖”,原為(wei) 黃河故道。據《水經》記載,古代黃河河道在今天黃河河道的北部,沿著狼山南麓流過,後因山體(ti) 的抬高、泥沙的堆積,使河床不斷抬升,在清代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終於(yu) 致使黃河南移至現在的黃河河道上,留下的黃河故道成為(wei) 烏(wu) 梁素海前身。當時水麵並不大,後因河套地區的農(nong) 業(ye) 開發,水渠大量修築和灌溉,使得烏(wu) 梁素海水麵不斷上升,水麵最寬廣時麵積曾達到700餘(yu) 平方公裏,後逐漸降至今天水域麵積293平方公裏,成為(wei) 黃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濕地。
黃河古稱河水,據《水經注》記載,河水入套,南北分流,史稱“南河”“北河”。南河是支流(即現今之河道),由今磴口縣哈騰套海林場以北一帶的黃河分流出後,向東(dong) 流去。北河是主流,與(yu) 南河分開後,流經現磴口縣、杭錦後旗至狼山前,然後折向東(dong) 流,並沿狼山流經杭錦後旗、臨(lin) 河區、五原縣、烏(wu) 拉特前旗,出西山咀與(yu) 南河匯流。
從(cong) 《水經·河水》和《水經·河水注》的記載看,北河河道暢通無阻。1976年秋,內(nei) 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在今烏(wu) 梁素海東(dong) 畔陳二壕發掘了一座唐王逆修墓,清理中出土墓誌銘一方。墓誌記載的周圍山川形勢是:“陰山北麵,橫崗插河”,天德軍(jun) 城(當地稱“土城子”,1933年被黃河洪水所淹沒)在其北五裏。也就是說,墓地處在天德軍(jun) 城以南,陰山(指今烏(wu) 拉山)以北,且有山崗橫出,直插大河。由此看來,唐時北河是自天德軍(jun) 城之右,直趨南下的,其所經正是今烏(wu) 梁素海的中部和南部。據《秦邊紀略》記載,今烏(wu) 梁素海一帶仍是黃河河道,為(wei) 黃河北河所流經。
《河套人》中記載:“河套東(dong) 南有一條河,河水由西向東(dong) 流,直到鄂爾多斯南部一個(ge) 村子叫‘小橋畔’”。河槽中提取的物品經C14測算,達到2萬(wan) 年之久。因鄂爾多斯西麵沒有河流,隻能是南黃河。由此可證明最早的南黃河分成多個(ge) 叉道流淌。
內(nei) 蒙古黃河區域文化研究項目負責人康建國說:“黃河在河套地區很早就是南北兩(liang) 支,最初主河道在烏(wu) 加河,現在是在原來的南河。”
天賦河套
大漠深處的“糧倉(cang) ”
九曲黃河十八彎,最大一彎在河套。河套,因黃河得名,一般指賀蘭(lan) 山以東(dong) 、呂梁山以西、陰山以南、長城以北之地。黃河沿著賀蘭(lan) 山向北,遇到陰山阻擋向東(dong) ,後沿著呂梁山向南,形成“幾”字形,形似套狀,故稱“河套”。
黃河在河套地區蜿蜒而過,由於(yu) 特殊的地形原因,流經區域土壤肥沃,灌溉係統發達,適合種植小麥、水稻、穀子、高粱、大豆、玉米、甜菜等作物,成為(wei) 肥沃的灌溉區,此時大批農(nong) 業(ye) 為(wei) 主的中原居民遷入內(nei) 蒙古黃河流域,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有了較快發展。
《中國邊疆經略史》中記載,在北方地區,移民屯田是此時期邊地開發與(yu) 治理的主要形式,從(cong) 東(dong) 至西包括今河套至新疆地區。
《烏(wu) 蘭(lan) 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中寫(xie) 道:“開墾以前,這一帶原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根據在三封廢墟附近采集到的大約屬於(yu) 新石器時代的石斧、石核各一件來推測,遠在漢代以前,這裏就已有人類居住過。在曆史的進程中,墾區也逐步穩定發展起來。”
近代以來的考古發掘成果揭示,內(nei) 蒙古黃河流域出現了大量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工具,其中有部分是由官方從(cong) 中原地區運入。隨著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進一步發展,在當地也出現了自行生產(chan) 製作鐵農(nong) 具的作坊。
李銳、崔思朋所著《內(nei) 蒙古黃河曆史文化》一書(shu) 中介紹:戰國及秦漢時期內(nei) 蒙古地區的冶鐵遺址在秦漢廣衍故城和呼和浩特郊區二十家子古城中都有發現。其中秦漢廣衍故城位於(yu) 今鄂爾多斯市準格爾旗川掌公社,在緊接古城東(dong) 牆的斷崖上露出的灰土中發現有坩堝、銅渣、鐵渣及多種泥範、石範等。考古工作者試掘了古城周邊18座墓葬,隨葬品中亦有農(nong) 具鐵器。
此外,在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考古發現一處大規模的冶煉廠遺址。遺址中出土了較多的鐵農(nong) 具、鐵車馬具和鐵武器,還發現有鐵器鑄模、坩堝、鐵礦石、鐵渣、焦渣、柴炭灰、泥範等物。1960年秋,該處發現一具完整的鐵鎧甲,經過鑒定,甲片是一種含碳約0.1%-0.15%的低碳鋼,其可能是海綿鐵滲碳後經過反複鍛打後形成的低碳鋼。
《內(nei) 蒙古地區出土的戰國秦漢時期農(nong) 具研究》中表述:由此可見當時冶鐵技術取得了較快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工具的進步,並促進了當地的土地開墾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帶動了當地農(nong) 業(ye) 文化的繁榮興(xing) 盛。
因水而興(xing)
底蘊深厚的河套灌區
自古以來,先人們(men) 便知“因天時,就地利”,修水庫、開渠道,引水澆灌幹渴的土地,從(cong) 而開辟出物阜民豐(feng) 的新天地。
據《內(nei) 蒙古自治區誌·水利誌》記載:“自治區境內(nei) 農(nong) 墾水利開發曆史悠久,《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使將軍(jun) 蒙恬發兵三十萬(wan) 入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後設置九原,治所在九原(今包頭市西)。並在其管轄範圍內(nei) 進行移民屯墾,發展農(nong) 墾水利。”可以發現,秦代在推行移民及土地開墾時,就已開始關(guan) 注河套地區的水利建設,並取得了初步發展。
西漢時期,對內(nei) 蒙古黃河流域農(nong) 墾水利的管理也高度重視,並官方組織開展了水利建設。據史料記載,從(cong) 開辟朔方郡之後,“自朔方以西至令居,設置了專(zhuan) 門管理開田種地和農(nong) 田水利機構。”
《內(nei) 蒙古自治區誌·水利誌》中記載:在西河郡內(nei) (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霍洛柴登附近)的一個(ge) 古城,曾出土“西河農(nong) 令”官印一方,是漢武帝前期專(zhuan) 門掌管該地農(nong) 業(ye) 及屯田水利的官印。由此可見,在西漢時期,河套地區農(nong) 業(ye) 就獲得了極大發展,並逐漸成為(wei) 漢朝重要的農(nong) 墾區和塞上邊郡的重要糧倉(cang) 。
由於(yu) 屯田水利事業(ye) 的較快發展,內(nei) 蒙古黃河流域的農(nong) 業(ye) 在漢代取得了顯著的效益。農(nong) 業(ye) 的發展也一度改變了“轉漕遼遠,自山東(dong) 鹹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wan) ”的運輸軍(jun) 糧的局麵。據《後漢書(shu) 》記載:至東(dong) 漢順帝時,《禹貢·壅州》之域……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jun) 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wei) 此也。
水利建設不僅(jin) 是高效利用當地水資源以發展農(nong) 業(ye) ,同時也是疏通黃河上遊過剩水資源以減少中下遊地區水患的關(guan) 鍵舉(ju) 措。
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遊牧文明、農(nong) 耕文明等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積澱了河套灌區曆史文化的深厚底蘊,烏(wu) 梁素海這顆“塞外明珠”也越來越美麗(li) 。(內(nei) 蒙古日報社融媒體(ti) 記者 郭偉(wei) 偉(wei) )
(圖片除署名外均由鄂爾多斯市博物院、內(nei) 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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