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虎濤（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習(xi)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0AJL004〕階段性成果）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xi) 貫徹黨(dang) 的十九屆五中全會(hui) 精神專(zhuan) 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多次提到自立自強、自主創新，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最本質的特征是實現高水平的自立自強，必須更強調自主創新”。當前，世界經濟正迎來以數字技術、生物技術和新能源為(wei) 代表的技術革命浪潮，其中，數字經濟是重要基礎，也是新一輪國際競爭(zheng) 的重點領域。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斷做強做優(you) 做大我國數字經濟，必須破除其中存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努力實現數字技術領域自立自強。

　　一

　　數字經濟的發展以深度融合為(wei) 方向。所謂深度融合，意即數字技術不僅(jin) 要發揮強大的替代效應，也要發揮廣泛的滲透效應；數字技術不僅(jin) 要在生活性服務業(ye) ，而且要在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和製造業(ye) 中發揮催生新業(ye) 態、提高生產(chan) 率的作用。也就是說，隻有將數字經濟作為(wei) 一個(ge) 係統而非少數行業(ye) 進行整體(ti) 推進，才能實現國民經濟在技術基礎和生產(chan) 方式上的全麵數字化轉型，這對構建現代化經濟體(ti) 係、推進產(chan) 業(ye) 基礎高級化和產(chan) 業(ye) 鏈現代化有著極為(wei) 重要的意義(yi) 。

　　從(cong) 現實發展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已具備較好的基礎。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上升為(wei) 國家戰略並取得顯著成就，數字經濟規模連續數年位居世界第二。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9.2萬(wan) 億(yi) 元，占GDP比重為(wei) 38.6%，同比名義(yi) 增長9.7%，高於(yu) 同期GDP名義(yi) 增速約6.7個(ge) 百分點。其中，數字產(chan) 業(ye) 化占數字經濟比重為(wei) 19.1%，產(chan) 業(ye) 數字化占數字經濟比重達80.9%。2002年至2020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由10.0%提升至38.6%，數字經濟在整個(ge) 國民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龐大的互聯網用戶和完整的產(chan) 業(ye) 體(ti) 係，為(wei) 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海量的數據規模和豐(feng) 富的應用場景，這是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潛在優(you) 勢。

　　但同世界數字經濟大國、強國相比時，我國的數字經濟在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基礎層弱、應用層強、生活性服務業(ye) 強、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和製造業(ye) 弱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數字經濟總體(ti) 來看大而不強、快而不優(you) 。首先，從(cong) 技術分布看，重應用、輕基礎的特征明顯。以人工智能為(wei) 例，科技部發布的《中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報告2020》指出，當前人工智能在技術層呈現中美雙寡頭競爭(zheng) 格局，中國在圖像、語音識別等應用層的專(zhuan) 利領先，但在AI基礎技術及工具的研發方麵仍然相對落後，AI基礎技術的核心力量掌握在美國手中。其次，從(cong) 產(chan) 業(ye) 分布看，2020年，中國服務業(ye) 、工業(ye) 、農(nong) 業(ye) 的數字經濟占行業(ye) 增加值比重分別為(wei) 40.7%、21.0%和8.9%，工業(ye) 和農(nong) 業(ye) 數字經濟占比明顯低於(yu) 服務業(ye) 。中國數字經濟巨頭的主營業(ye) 務主要集中於(yu) 生活服務業(ye) ，即消費互聯網。相比之下，北美15大互聯網公司中，消費互聯網和產(chan) 業(ye) 互聯網的企業(ye) 數量基本相當，呈現出齊頭並進的發展態勢。總體(ti) 上，我國數字經濟在製造領域，無論是芯片、存儲(chu) 器等數字產(chan) 業(ye) 化部門，還是先進數字製造技術在製造業(ye) 中的使用，如協同機器人、工業(ye) 互聯網等，都與(yu) 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差距。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之所以出現應用強、生活服務業(ye) 旺，但基礎差、製造和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弱的結構性問題，是多種因素綜合導致的結果：

　　首先，從(cong) 技術層麵看，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由於(yu) 數字技術改變了傳(chuan) 統服務業(ye) 必須“同時同地”“麵對麵”的要求，因而更易於(yu) 影響服務業(ye) 的產(chan) 業(ye) 特征和組織形態。服務業(ye) 在應用數字技術的過程中，重在用其獲取、分析市場交易對象的信息，我國龐大的服務市場規模和多樣化的應用場景，形成了拉動這類需求的重要力量，也因此加快了服務業(ye) 的數字化轉型速度。相較之下，製造業(ye) 生產(chan) 流程和分工網絡更為(wei) 複雜，產(chan) 品的異質性程度更高，更需要解決(jue) 的是“物”在生產(chan) 過程中的信息，而此類數據的協調難度更大，格式標準、傳(chuan) 輸協議更為(wei) 複雜，需要更為(wei) 長期的工業(ye) 化和信息化進程積累工業(ye) 能力和產(chan) 業(ye) 基礎，因此在製造和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領域，產(chan) 業(ye) 數字化的程度相對低，發展的速度也更慢。

　　其次，從(cong) 經濟因素看，數字經濟在我國生活服務業(ye) 領域的爆炸式增長主要得益於(yu) 以下幾個(ge) 方麵的因素：一是我國數字基礎設施的普及化，國家統計局的公報顯示，2020年年末，中國手機上網人數達9.86億(yi) 人，全年移動互聯網用戶接入流量1656億(yi) GB，比上年增長35.7%。2015年以來，僅(jin) 中國聯通的移動網絡流量平均資費降幅就已超過95%，低廉、高速而廣泛的信息連接為(wei) 生活性服務業(ye) 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二是隨著我國人均GDP不斷增長，居民消費升級速度加快，數字化的生活性服務業(ye) 因其便捷和多樣化，日漸成為(wei) “美好生活需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三是較高的居民密集度，使數字化生活性服務業(ye) 的發展易於(yu) 實現規模經濟。上述因素，使得我國生活服務業(ye) 領域的數字化進程大大快於(yu) 製造和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領域的數字化進程。

　　二

　　數字經濟的發展是一個(ge) 係統工程，在全球關(guan) 於(yu) 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製高點的競爭(zheng) 過程中，與(yu) 基礎、製造相關(guan) 的技術、設備、知識產(chan) 權和標準體(ti) 係將日趨重要，甚至具有決(jue) 定性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以下兩(liang) 點：首先，應用場景的多樣化和規模化，可以為(wei) 催生多樣的應用技術提供強大的需求拉力，從(cong) 而引致創新，但在全球分工網絡中，基礎層的知識產(chan) 權仍具有控製甚至收獲更高附加值的能力，脫離了基礎技術，應用技術不僅(jin) 走不遠，而且走不穩。其次，便捷、快速、多樣化的消費互聯網產(chan) 業(ye) ，不僅(jin) 建立在數據、算法和軟件基礎上，也建立在存儲(chu) 、芯片、傳(chuan) 感等硬件基礎上。互聯網四大定律中，就有兩(liang) 大定律旨在揭示和強調軟件和硬件的“互激式增長”關(guan) 係。比如，安迪比爾定律指出，基於(yu) IT硬件產(chan) 品上的應用功能越來越強大，同時對硬件性能要求也會(hui) 越來越高；吉爾德定律指出，主幹網的帶寬每6個(ge) 月增長一倍，12個(ge) 月增長兩(liang) 倍，其增長速度是摩爾定律預測的CPU增長速度的3倍，這體(ti) 現了數據體(ti) 量和數據基礎設施之間的互激式增長。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傳(chuan) 統的摩爾定律正在向著黃氏定律轉化，即針對專(zhuan) 門任務進行計算的專(zhuan) 業(ye) 芯片推動AI性能實現逐年翻倍，如穀歌的人工智能TPU、英偉(wei) 達的圖形處理器等，這些底層核心部件的發展正在成為(wei) 決(jue) 定人工智能發展的關(guan) 鍵因素。

　　當前，發達國家圍繞新一代數字技術高點的競爭(zheng) 日趨白熱化，不僅(jin) 體(ti) 現在算法、軟件設計等領域，而且體(ti) 現在芯片、光刻機、存儲(chu) 設備等關(guan) 鍵設備領域。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世界經濟強國不僅(jin) 在相關(guan) 領域加大研發支持，而且在關(guan) 鍵技術領域和產(chan) 品上進行卡、壓、打，謀求價(jia) 值鏈和產(chan) 業(ye) 鏈的霸權控製，主導全球數字經濟生態的意圖十分明確。我國無論在芯片、光刻機等硬件製造領域，還是在EDA等設計軟件領域，都存在明顯的短、弱瓶頸和缺、斷的風險。如果在這類數字經濟的關(guan) 鍵、基礎領域，我國不能在國際競爭(zheng) 中有所突破，那麽(me) ，具有較強係統特性的數字經濟發展也難以持久繁榮，海量的數據體(ti) 量和應用場景就隻能成為(wei) 潛在優(you) 勢，而無法轉化為(wei) 現實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如果我國的數字產(chan) 業(ye) 化不能實現自主和安全發展，產(chan) 業(ye) 數字化——包括生活性服務業(ye) 領域的數字產(chan) 業(ye) ——在保護主義(yi) 抬頭、單邊主義(yi) 盛行的逆全球化時代也難以持續健康發展。

　　應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結構性失衡問題，從(cong) 長期來看，需要政府、企業(ye) 與(yu) 研究機構等各方麵的集體(ti) 關(guan) 注和共同努力才能克服和解決(jue) ，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軟件和硬件、消費互聯網和產(chan) 業(ye) 互聯網必須齊頭並進、協同發展，才能在未來人工智能、物聯網的大時代裏取得差異化的獨有競爭(zheng) 優(you) 勢。從(cong) 短期來看，應特別重視消費互聯網巨頭的作用，長期以來，作為(wei) 互聯網用戶流量的頭部明星，我國的消費互聯網巨頭規模增長迅速，他們(men) 作為(wei) 最大的一線用戶，深知硬件需求的具體(ti) 特征和發展趨勢，應當也可以作為(wei) 更具長遠需求、更具全局觀的需求方參與(yu) 到硬件製造和基礎研發的攻堅創新中來，共同謀求數字技術領域自立自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