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shu) 者說】

　　作者：劉雨薇（北京語言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zhuan) 業(ye) 博士生）

　　十卷本《鍾桂鬆文集》於(yu) 2022年2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文集洋洋300萬(wan) 字，圍繞桐鄉(xiang) 文化名人展開，不僅(jin) 收錄了《茅盾傳(chuan) 》《二十世紀茅盾研究史》《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shu) 館》等七部鍾先生作為(wei) 茅盾研究專(zhuan) 家在該領域的主要著述，還選取了傳(chuan) 記作品《沈澤民傳(chuan) 》《張琴秋傳(chuan) 》和文論集《豐(feng) 子愷：水光山色與(yu) 人親(qin) 》《豐(feng) 子愷與(yu) 杭州》，這些文字傳(chuan) 遞著鍾先生這位從(cong) 桐鄉(xiang) 走出的研究者對於(yu) 故鄉(xiang) 先賢們(men) 的深深敬意和濃厚的研究興(xing) 趣，也記錄著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研究領域作出的重大貢獻。

　　通讀《鍾桂鬆文集》，最強烈的閱讀感受是“厚重”。這種厚重絕不是以量取勝，而是以下幾個(ge) 因素的合力。

　　首先，作品的厚重來自豐(feng) 富翔實的史料。閱讀文集，仿佛走進一座史料的博物館。例如在編寫(xie) 《茅盾傳(chuan) 》時，鍾先生不僅(jin) 在茅盾的文學作品、回憶錄、書(shu) 信和日記中廣泛地選取材料，還援引了如楊之華編寫(xie) 的《文壇史料》、季刊《新文學史料》中的茅盾研究論文等研究資料。除了參考當時已經公開出版的茅盾作品和研究材料，鍾先生還前往桐鄉(xiang) 市博物館查閱茅盾小學時的作文手稿，寫(xie) 信向茅盾後人韋韜先生請教相關(guan) 細節，積累了大量珍貴的第一手資料。有如此紮實的史料做支撐，無怪乎丁帆先生盛讚該書(shu) 為(wei) “茅盾傳(chuan) 中名列前茅的好書(shu) ”。

　　《鍾桂鬆文集》之所以能夠囊括體(ti) 量如此恢宏、類型又如此多元的史料，有賴於(yu) 作者對史料的敏感和保存史料的意識。這種意識由收錄於(yu) 文集第五卷《豐(feng) 子愷：水光山色與(yu) 人親(qin) 》中的《豐(feng) 子愷的故家和往事》一文中可以窺見一斑，在這篇文章中，鍾先生整理了他與(yu) 豐(feng) 子愷的本家侄女豐(feng) 桂的書(shu) 信往來，這些書(shu) 信為(wei) 後人了解豐(feng) 子愷這位文化大師的家族往事和早年經曆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值得一提的是，在寫(xie) 作該文的上世紀90年代初，鍾先生在桐鄉(xiang) 縣委負責宣傳(chuan) 工作，同時依托當地文化資源進行桐鄉(xiang) 籍文化名人的研究，而豐(feng) 桂老師則在由當地政府重建的石門灣緣緣堂工作，出於(yu) 工作和研究的需要，兩(liang) 位老師其實不乏碰麵的機會(hui) 。鍾先生之所以有意選擇用書(shu) 信的形式向豐(feng) 桂老師請教豐(feng) 子愷的故家往事，完全是出於(yu) 保存史料的考量。如今豐(feng) 桂老師已經作古，得益於(yu) 鍾先生當年的高瞻遠矚，這些珍貴的資料才能夠以書(shu) 信為(wei) 載體(ti) 完整、清晰地被留存下來，成為(wei) 後輩學人研究豐(feng) 子愷的寶貴材料。

　　鍾桂鬆先生還很注意史料的補正。在《茅盾傳(chuan) 》出版十餘(yu) 年後，鍾先生又應南京大學之邀為(wei) 《中國現代文化名人評傳(chuan) 叢(cong) 書(shu) 》寫(xie) 作《茅盾評傳(chuan) 》。與(yu) 《茅盾傳(chuan) 》相比，《評傳(chuan) 》不僅(jin) 加重了“評”的色彩，還增加了大量史料。鍾先生不僅(jin) 善於(yu) 發掘新材料，還往往能夠向前一步，在新材料的基礎上提出新觀點。

　　其次，《鍾桂鬆文集》的厚重寓於(yu) 作者鮮明的曆史意識中，雖是以“人”為(wei) 中心的研究，句章中一以貫之的卻是“史”的意識。在為(wei) 茅盾、豐(feng) 子愷、沈澤民、張琴秋這幾位家鄉(xiang) 的文化名人作傳(chuan) 時，鍾先生並未把這些人物看作孤立的個(ge) 體(ti) ，而是將個(ge) 體(ti) 的生命經驗置於(yu) 廣闊的時代背景中，表現個(ge) 體(ti) 在時代風雲(yun) 中的選擇與(yu) 浮沉，以個(ge) 人命運透視20世紀中國社會(hui) 的變遷。作為(wei) 研究者，鍾先生十分關(guan) 注研究對象與(yu) 曆史的關(guan) 聯，在具體(ti) 的研究之中，他一方麵常將筆觸伸向與(yu) 研究對象同時代的人，《文集》第二卷《悠悠歲月——茅盾與(yu) 共和國領袖的交往》和《人間茅盾——茅盾和他同時代的人》就是以茅盾為(wei) 中心，通過書(shu) 寫(xie) 茅盾與(yu) 中共領袖、文學同儕(chai) 們(men) 的交往，以小見大，照見共和國的風雨與(yu) 輝煌，以及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艱難曆程。相似的還有在文集第五卷《豐(feng) 子愷與(yu) 杭州》中，鍾先生用一章專(zhuan) 門講述了豐(feng) 子愷在杭州與(yu) 老師李叔同、佛學大師馬一浮、友人蘇步青、鄭振鐸的交往。另一方麵，鍾先生還很注重承繼關(guan) 係的梳理，以研究對象為(wei) 基點，從(cong) 社會(hui) 曆史的維度上向前追溯和向後延伸。《文集》中有關(guan) 茅盾和豐(feng) 子愷的研究成果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探究地域文化、家庭和學校教育對這兩(liang) 位大師人格之形成的作用，也有關(guan) 於(yu) 他們(men) 在文學、繪畫領域對後輩的影響。鍾先生大氣磅礴的曆史觀念，使得十卷《文集》獲得了超越自身體(ti) 量的廣度，閱讀《文集》，仿佛在讀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於(yu) 細微處見恢宏。

　　鍾先生的曆史眼光獨到，善於(yu) 選取曆史的截麵展開研究。《文集》第九卷《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shu) 館》就是以茅盾自1916年至1926年在商務印書(shu) 館的經曆為(wei) 中心進行的研究。在商務印書(shu) 館從(cong) 事編輯工作的十年間，茅盾的文學觀走向成熟，這為(wei) 作家茅盾的橫空出世奠定了基礎。也是在此期間，茅盾加入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可以說商務印書(shu) 館也見證了茅盾政治生涯的起步。

　　最後，《文集》的厚重也來自作者思想的厚度。《文集》作為(wei) 鍾先生40餘(yu) 年研究成果的集合，沉澱著作者在學術之路上一路走來的智性思考，具有很高的思想和學術價(jia) 值。思想的厚度離不開研究視野的廣闊，作為(wei) 生於(yu) 浙江、紮根於(yu) 浙江的文化學者，鍾先生在地域文化研究領域先聲奪人，創作於(yu) 1989年的《論茅盾小說與(yu) 吳越文化》是《文集》中所收最早的該研究方向下的成果。鍾先生在這篇論文中援引曆史學與(yu) 社會(hui) 學的相關(guan) 著述對“吳越文化”這一概念進行了細致而嚴(yan) 謹的界定，使這一研究從(cong) 起點上就被賦予了科學性。此後，鍾先生不斷以新成果充實著這一研究領域，30餘(yu) 年間，鍾先生以地域文化為(wei) 研究的切入點產(chan) 出了豐(feng) 富多元的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於(yu) 茅盾小說主題研究、語言特色研究、人物形象研究，豐(feng) 子愷散文研究、圖像藝術研究以及基於(yu) 兩(liang) 位大師的史料研究。鍾先生立足於(yu) 吳越文化，由點到麵，將其研究內(nei) 容輻射到了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研究的方方麵麵，提供了一種以小切口做出大學問的學術範式。

　　當然，作品的思想性最終還是要落到具體(ti) 的觀點之上。鍾先生的學術寫(xie) 作富於(yu) 理性色彩，處處閃耀著思想的鋒芒。《文集》中收錄的四部傳(chuan) 記作品是鍾先生作為(wei) 浙籍文化名人研究專(zhuan) 家的突出貢獻，閱讀這些傳(chuan) 記作品，讀者不僅(jin) 能夠了解傳(chuan) 主的人生經曆，還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思想痕跡。這是由於(yu) 鍾先生在撰寫(xie) 傳(chuan) 記時並不滿足於(yu) “講故事式”的人物生平記述，而往往能夠做到有史有論，依托翔實的史料，形成理性的思考。例如在為(wei) 茅盾作傳(chuan) 時，作者就通過茅盾少年苦讀的經曆和在商務印書(shu) 館時期選編文章的特點總結出茅盾對個(ge) 人奮鬥精神的看重。對於(yu) 茅盾在文壇和政壇的活動，作者也在介紹作品、陳列史料的基礎上分析了茅盾文學作品的特色，總結了他擔任政治職務時的曆史貢獻，這些獨到的見解使讀者對茅盾的認識能夠從(cong) 感性層麵上升到理性層麵。此外，作為(wei) 文學文化研究領域的前輩學者，鍾桂鬆先生立場清正，對於(yu) 曆史上有爭(zheng) 議的問題也往往直陳事實、力求公允。

　　十卷本《鍾桂鬆文集》，見證著鍾先生在學術的旅途上一路走來的碩果累累,也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場思想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