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降臨(lin) ，貴州省黔東(dong)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裏市三棵樹鎮板新村的廣場已經支起了投影幕布。飯後的村民三三兩(liang) 兩(liang) 圍攏過來，不一會(hui) 兒(er) ，現場就坐滿了觀眾(zhong) 。這天播放的電影是諜戰片《風聲》，盡管村裏的老人們(men) 都聽不懂普通話，可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因為(wei) 電影中的所有台詞均重新譯製成了苗語。

　　如果不考慮語言差異，觀影現場的感受與(yu) 原片相差不大，電影裏的配音無論是音色還是語氣，都十分貼近原片的角色。“雖然重新譯製，但你聽張涵予（電影主演之一）說話，還是他那個(ge) 感覺。”現場一名年輕的觀眾(zhong) 說道。

　　這部電影的譯製工作來自貴州省黔東(dong) 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製製作中心。中心成立於(yu) 1981年7月1日，是全國11家少數民族語譯製中心之一。成立40多年來，累計用苗侗語翻譯電影作品1000多部，放映10萬(wan) 餘(yu) 場，觀眾(zhong) 達1500多萬(wan) 人次。破除語言障礙，打通了優(you) 秀文藝作品通往民族地區基層的最後一道梗阻。

　　“16歲那年看的第一部電影，聽到了親(qin) 切的家鄉(xiang) 話”

　　走進貴州省黔東(dong) 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民族語影視譯製製作中心，門前掛著一年內(nei) 的譯製計劃：《中國藍盔》《平原槍聲》《懸崖之上》……“這些影片都是主旋律、正能量的電影，我們(men) 希望傳(chuan) 遞到基層的文化作品是有品位、有內(nei) 涵的。”公司黨(dang) 支部書(shu) 記宋其生說。

　　在貴州，部分地區少數民族群眾(zhong) 不同程度存在國家通用語言使用障礙。“我剛剛參加工作那會(hui) 兒(er) ，我們(men) 苗寨裏沒有一個(ge) 人會(hui) 說普通話，就連我自己都隻會(hui) 認不會(hui) 說。”譯製中心退休配音演員汪蘭(lan) 說。

　　基層群眾(zhong) 的文化發展被封閉了起來。“電影是很好的文化滋養(yang) 工具，可在民族地區的農(nong) 村，語言障礙阻擋了這一文化形式走向群眾(zhong) 。”黔東(dong) 南州演藝集團副總經理李文坤說。

　　早些年，公司還承擔著到基層放映電影的功能，有一幕讓宋其生印象深刻：“放的是一部喜劇，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們(men) ，看著周圍的人在笑，他們(men) 也跟著笑，問他們(men) 笑什麽(me) ，他們(men) 也隻是搖搖頭，這讓我挺心疼的。”宋其生說。

　　板新村村民楊文兵仍然記得，16歲那年看的第一部譯製電影是《黃橋決(jue) 戰》，當看到精彩的對白變成了家鄉(xiang) 話，親(qin) 切又激動，從(cong) 此成為(wei) 了忠實的“影迷”。

　　“以前放電影，看的人不多，看懂的更少。現在村頭一放電影，基本都是坐滿的，尤其像我母親(qin) 這樣聽不懂普通話的老人，可以從(cong) 電影裏了解曆史文化，看懂故事情節。”楊文兵說。

　　“電影是大眾(zhong) 藝術，也是我們(men) 守住民族地區基層文化陣地的一件利器。正是因為(wei) 這一點，才讓我們(men) 堅持了這麽(me) 多年。”李文坤說。

　　苗嶺侗鄉(xiang) 裏的翻譯家，要做點綴民族文化的小花小草

　　讓楊文兵第一次看譯製電影就著迷的原因，來自一句台詞。

　　“電影原本的台詞是‘你們(men) 從(cong) 左邊走，我們(men) 從(cong) 右邊走’，但翻譯成苗語之後，就變成了‘你們(men) 從(cong) 長方田那邊走，我們(men) 從(cong) 三角田這邊走。’生巴巴轉述，老人們(men) 分不清左右不說，還不具體(ti) 。長方田和三角田都是我們(men) 這邊的土話，一改成這樣，瞬間覺得電影離我們(men) 更近了。”楊文兵說。

　　這部電影正是宋其生負責翻譯的。1984年入職以來，宋其生從(cong) 事少數民族語電影譯製工作已經快40年了，那句讓楊文兵印象深刻的台詞，凝聚了宋其生在電影譯製生涯裏最寶貴的經驗：“給群眾(zhong) 翻譯電影，未必一定要雅，但還是要講個(ge) ‘信’和‘達’。”宋其生說。

　　“電影台本翻譯首先要忠於(yu) 原著的本意，還要克服文化差異帶來的理解障礙，更要考慮讀者和聽者的接受性。”宋其生說。由於(yu) 最終作品麵向基層的群眾(zhong) ，電影中的文化環境很難完整地投射到他們(men) 的生活，因此除了直譯，更多要用群眾(zhong) 熟悉的方式進行不失本意的轉譯。

　　第一部讓宋其生獲獎的翻譯作品是趙本山主演的電影《男婦女主任》。除了要讓大家看明白劇情，更重要的是如何讓西南地區苗侗群眾(zhong) 理解到東(dong) 北喜劇的笑點。“東(dong) 北的二人轉，如果直接翻譯過來，群眾(zhong) 接受不了。”

　　宋其生熬了幾個(ge) 晚上，填詞譜曲，將東(dong) 北二人轉全部翻譯成了苗歌、侗歌，“這就是大家日常喜愛的方式了，現場觀眾(zhong) 笑得前仰後合。”宋其生說。“這次我知道，他們(men) 是真的笑了。”

　　言在此而意在彼，才能讓翻譯有“信”有“達”，最終有“味”。

　　台本翻譯是第一步，配音則是第二步。如果台本翻譯需要的是有“味”，那麽(me) 配音工作則需要有“神”。如今已退休的汪蘭(lan) ，當年正是因為(wei) 一聲有“神”的笑聲，在這個(ge) 行業(ye) 一幹就是大半輩子。

　　1984年，正準備大專(zhuan) 複習(xi) 考試的汪蘭(lan) 在一次下鄉(xiang) 演出活動中被公司選中，第一次走進了錄音棚。這次的角色是電影《玉碎宮傾(qing) 》裏的塔娜公主。“第一次就讓我配女主角，可把我折騰壞了。”

　　膠片電影時代，電影配音沒有單獨的音軌操作，更不能剪輯，每一句台詞的語速和感情都要跟上角色的口型，一配到底。“我的台詞多，每卡殼一次，大家都要陪我從(cong) 頭來一次。”汪蘭(lan) 回憶說，雖然沒人怪她，但看到所有人都在歎氣搖頭，配音結束後，汪蘭(lan) 沮喪(sang) 地回去了。

　　“就當自己做了個(ge) 夢吧。”汪蘭(lan) 這樣安慰自己。幾天後，她收到了公司一位領導的來信，稱讚她的配音非常有神，“尤其是那幾句笑聲，完全把角色的特點笑了出來。”汪蘭(lan) 說，這句話讓她懷著失而複得的心情回到了公司。

　　當第一次聽到了自己配音的電影，汪蘭(lan) 確定了這就應該是一生的事業(ye) ，當即放棄了大專(zhuan) 考試。“從(cong) 來沒想過家鄉(xiang) 的語言、自己的聲音會(hui) 出現在電影裏。可能在這個(ge) 行業(ye) 裏，我隻是小花小草，但卻能點綴自己的家鄉(xiang) ，傳(chuan) 遞我們(men) 的文化。”汪蘭(lan) 說。這一幹，就幹到了退休。

　　宋其生也對自己第一次配音的角色印象深刻：戰爭(zheng) 電影《高山下的花環》中唐國強飾演的主角。這個(ge) 軍(jun) 旅角色前後變化巨大，人物故事豐(feng) 滿，讓宋其生吃了大苦頭。

　　“不是語速快了慢了，就是情緒沒跟上，甚至是忘詞。我沒有當過軍(jun) 人，說話沒有那種氣勢。也不會(hui) 調動情緒，沒有一次配到最後的。”宋其生說。“我們(men) 常說笑比哭好，但配音工作裏，往往是哭比笑好，因為(wei) 情緒的轉場需要緊跟故事情節，沒有準備時間，劇情該哭了，拍電影還能滴眼藥水，配音就一定要馬上哭出來。”宋其生說。

　　就像繪畫一樣，沒有經驗，隻能臨(lin) 摹。宋其生不得其法，隻能一句一句地琢磨，和原片做對比。膠片珍貴，多看幾次就會(hui) 有損毀，那就聽錄音。“這部電影的錄音，我聽了不下一百遍。”宋其生說。當終於(yu) 錄完全程走出錄音棚時，宋其生感覺整個(ge) 人都快虛脫了。

　　在隨後的39年裏，宋其生參加譯製配音的電影有530餘(yu) 部，為(wei) 2000多個(ge) 角色配音。就這樣在200多萬(wan) 字台詞、48000多分鍾配音時長的磨礪裏，當年的小宋也變成了宋老師，越來越專(zhuan) 業(ye) 。

　　如今的宋其生在錄音棚裏，劇情到哪兒(er) ，情緒就到哪兒(er) ，表情動作也到哪兒(er) 。一次配到爭(zheng) 吵時自責的台詞，宋其生也和電影裏的角色一樣，“啪”給了自己一巴掌。等到結束後摸著火辣發燙的臉頰，才想起來當時是怎麽(me) 回事。

　　“‘配音演員’這個(ge) 詞，‘配音’隻是工作，後麵的‘演員’才能證明你做得好。”宋其生說。

　　“最難的時候，我們(men) 連辦公場所都沒了”

　　譯製中心在一棟老舊樓房的頂樓，木地板吱呀作響，桌椅板凳也被磨得鋥亮，室內(nei) 裝飾停留在十幾年前，錄音剪輯設備卻是嶄新的。“我們(men) 的經費主要都用在了設備上，這幾套最新的設備加起來200多萬(wan) ，比這層樓都貴。”公司總經理楊藝林自信地說。

　　如今略顯寒酸的譯製中心，是黔東(dong) 南州電影發行放映有限公司僅(jin) 剩的業(ye) 務部門。但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也曾是個(ge) “吃香”的部門。“以前的電影發行放映是由各級放映公司負責，全州的電影發行放映業(ye) 務都歸我們(men) 公司，還有財政補貼，收入很可觀。”楊藝林說。

　　宋其生曾經是十裏八鄉(xiang) 的土明星，每次去放電影被人認出來，總是能得到最熱情的款待。“村支書(shu) 知道是我給配的音，站起來就要敬我三碗酒。”宋其生說。

　　隨著中國電影發行放映製度改革，公司逐漸風光不再。先是1994年公司完全轉為(wei) 企業(ye) 自負盈虧(kui) ，取消了財政補貼；2000年，原本多層級的電影發行放映模式變成了發行公司和製片單位直接向院線公司供片的模式，中間的各級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業(ye) 務也被架空。

　　發行和放映業(ye) 務取消，除了一些農(nong) 村院線，整個(ge) 公司還有業(ye) 務的部門僅(jin) 剩譯製中心。然而由於(yu) 都是公益放映，這項業(ye) 務也不是個(ge) 掙錢的活兒(er) 。可在當時，大家都把它當成了救命稻草。“這項工作隻有我們(men) 能做，也隻有我們(men) 還願意做，業(ye) 務不停，證明公司還活著。”楊藝林說。

　　公司還活著，但越來越艱難。2002年，原來的大樓在政府拆遷範圍內(nei) ，很快就變成了一處嶄新的廣場，新樓還沒開始修建，業(ye) 務砍了，補貼沒了，最後連辦公場所也沒了。公司50多人集體(ti) 待崗，每月隻能領到198元錢的補貼。

　　令人驚訝的是，盡管數量減少，譯製中心每年仍有電影產(chan) 出。“我們(men) 租了一個(ge) 十平方米的小房子，用地毯貼到牆上自製隔音牆。平時做自己的事，一有配音工作就到小房子裏開工。”汪蘭(lan) 說。

　　是怎麽(me) 堅持下來的呢？記者詢問了當年的老員工，有說是靠外出打工兼職補貼撐下來的；有說是在主管部門一年幾千塊錢的微薄補貼裏發著牢騷把活兒(er) 幹完的；也有說是2005年新樓修好之後靠收租過下去的：六層樓全部出租，譯製中心蜷縮在頂樓搭建的小房裏。

　　但宋其生明白，心裏沒點牽掛，是撐不下來的。“我回家遇到老人，會(hui) 問我最近怎麽(me) 沒電影了，我說不出話。”宋其生說。

　　汪蘭(lan) 在工資發不出來的時候，選擇到省城打工，在一家食品企業(ye) 做銷售。由於(yu) 手腳勤快做人本分，很快得到老板的賞識，不到三個(ge) 月，就被提拔為(wei) 區域銷售主任。

　　“我原本是想著打點零工補貼家用，有配音的工作就回去。”汪蘭(lan) 說。可幹到了主任，就不可能隨時回去配音了。當譯製中心的電話打來通知又有配音工作，汪蘭(lan) 在隻能二選一的情況下，還是踏上了回凱裏的班車。

　　“當時給我開的工資是三千多，回去補貼加上賣電影票隻有四百塊不到。老板打來電話罵我，說我是腦子進水了。”汪蘭(lan) 說。十幾年後，那家小公司已經成為(wei) 當地的大企業(ye) ，身邊總有人開著玩笑說，要是當初不回來，現在肯定發財了。“可我覺得，這幾十年我配的幾百部電影，才是我最大的財富。”

　　最艱難的日子撐了7年。2009年，告別了膠片塗磁、模擬膠片時代，少數民族語電影譯製工作進入數字化，這一時期的補貼開始增多。黨(dang) 的十八大以後，國家對於(yu) 基層文化事業(ye) 的投入也逐漸加大，各級政府的補貼也開始恢複。2018年，譯製工作被納入國家級項目財政資助，譯製一部電影能獲得7萬(wan) 元經費，徹底解決(jue) 了譯製中心的生存困難。

　　“我們(men) 如今有設備，有經費，有人才，一年能完成48部電影的譯製。”宋其生說。除此之外，譯製中心也承擔著各類基層宣講的譯製任務：中央精神苗侗語宣講提綱、就業(ye) 技能培訓課件、森林防火和疫情防控宣傳(chuan) 視頻等等。“群眾(zhong) 需要什麽(me) ，我們(men) 就翻譯什麽(me) ，不能浪費現在這麽(me) 好的條件。”宋其生說。

　　“我們(men) 譯製的電影，會(hui) 通過更多的屏幕走進苗侗山鄉(xiang) ”

　　隨著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義(yi) 務教育普及，不懂普通話的人越來越少，譯製電影最初的受眾(zhong) 也在收縮。但在李文坤看來，今天少數民族語電影譯製工作“兵強馬壯”，所承載的功能和價(jia) 值也在不斷增加。

　　“以前是聽不懂普通話的群眾(zhong) 太多，現在是聽得懂苗語侗語的群眾(zhong) 太少。很多年輕人，都不會(hui) 說民族語了。”李文坤說，由於(yu) 苗語侗語沒有相應文字記錄保存，作為(wei) 少數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載體(ti) ，離年輕人越來越遠。

　　“現在很多新詞術語不斷出現，但由於(yu) 語言文化保護措施跟不上時代的變遷，老祖宗原生態的語言漸漸遠離我們(men) 而去。所以我們(men) 在翻譯台本的時候，必須時刻更新漢語知識的學習(xi) ，鞏固少數民族語言的素材庫。”宋其生說，“最早我們(men) 是想要讓老百姓看好電影，如今則是要讓少數民族文化更好地傳(chuan) 承。”

　　前不久，汪蘭(lan) 的兒(er) 子試著學習(xi) 母親(qin) 配音，錄了一段發到了短視頻平台，獲得大量點讚。汪蘭(lan) 說起這事兒(er) ，難掩自豪。“一是高興(xing) 還是有年輕人喜歡我們(men) 的民族文化事業(ye) ，二是發現我們(men) 的翻譯作品還能找到更多的播放渠道。”

　　下一步，譯製中心計劃改變現在單一的放映渠道，在新媒體(ti) 上播放電影。“從(cong) 文化保護的角度來說，我們(men) 現在需要更多年輕人成為(wei) 我們(men) 的觀眾(zhong) ，譯製電影的翻譯需要跟上時代，放映渠道也要跟上時代。”李文坤說，“我們(men) 的譯製電影，會(hui) 通過更多的屏幕走進苗侗山鄉(xiang) 。”

　　楊文兵今年50多歲，距離第一次看譯製電影已經30多年過去了，他已經不記得看過多少部電影，如今每當村頭放電影，他還是會(hui) 早早地守在那裏。他說現在每次看電影，都還是會(hui) 有第一次那種感動。“無非就是看個(ge) 飯後消遣的事兒(er) ，還是有人專(zhuan) 門用我們(men) 的語言來製作，說明我們(men) 在這麽(me) 偏遠的山裏，都還是被記著的。”楊文兵說。（記者楊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