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冉冉（華東(dong) 師範大學中文係副教授）

　　明代萬(wan) 曆以降直至清初，較為(wei) 集中地出現了大量以“按鑒”為(wei) 標榜的曆史演義(yi) 。起初，學界認為(wei) 這裏的“鑒”是指《資治通鑒》。可是，許多標榜“按鑒”的曆史演義(yi) 所表現的曆史年代根本不在《資治通鑒》的載史範圍。於(yu) 是有學者認為(wei) ，這裏的“鑒”除了《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之外，還包括它們(men) 的前編與(yu) 後續之作。然而，這些“通鑒”類史書(shu) 文古義(yi) 奧，《列國前編十二朝傳(chuan) 》等曆史演義(yi) 的編撰者又多為(wei) 書(shu) 坊主，不要說從(cong) 這些史書(shu) 中擇取史料並且還要進行加工改造，就是通讀這些史書(shu) 對他們(men) 來說都是相當困難的。那麽(me) ，由書(shu) 坊主編撰、又是將曆史通俗化普及化的“按鑒演義(yi) ”是否直接從(cong) 這些史書(shu) 中取材很值得懷疑。不過，如果當時有一些現成的將曆史通俗化的讀物，書(shu) 坊主們(men) 不用直接與(yu) 浩繁艱澀的史著搏鬥，隻要將這些通俗讀物中的史料略加綴輯及使用更俚俗的語言就可以編成一部小說，這是書(shu) 坊主們(men) 更可能采取的編撰方式。通過考察能夠發現，在當時確實有這樣的曆史通俗讀物，它們(men) 往往以“綱鑒”命名。

　　明清曆史演義(yi) 早期的“綱”“鑒”兼采

　　所謂“綱鑒”，本是朱熹《資治通鑒綱目》與(yu) 《資治通鑒》的合稱。《資治通鑒》史學價(jia) 值很高，然而篇帙近三百卷，對一般讀者來說有相當大的閱讀難度，所以後世一直對《資治通鑒》進行著簡化提要的工作，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後世學者幾乎都有這樣一個(ge) 共識：《資治通鑒》以史故翔實見長，而《資治通鑒綱目》則效法《春秋》，通過一定的“書(shu) 法”來微言“大義(yi) ”。流風所至，曆史演義(yi) 所稱之“按鑒”並不隻是借鑒《資治通鑒》按年編排、次第鋪演從(cong) 而使史實輪廓清晰、條理分明的曆史書(shu) 寫(xie) 方式，還往往要“按《通鑒綱目》而取義(yi) ”。

　　從(cong) 目前所見材料來看，最早以“按鑒”為(wei) 標榜的是嘉靖27年的葉逢春本《三國演義(yi) 》。此本視蜀漢為(wei) 正統、在卷首標時間起止不以太歲紀曆而以甲子紀年便是“按《通鑒綱目》而取義(yi) ”非常典型的例證。朱熹創設的“綱目”體(ti) 史書(shu) 不僅(jin) 對小說所演之“義(yi) ”有著很大的影響，而且，它把294卷《資治通鑒》縮編為(wei) 59卷，並以“綱”提要，以“目”鋪陳，使得史實輪廓更為(wei) 清晰，更便於(yu) 曆史演義(yi) 以“綱”設置情節主線，而在描摹細節之時則不妨從(cong) “目”以及敘事更為(wei) 詳細的“鑒”中取材。曆史演義(yi) 之“按鑒”一開始就有著兼采“綱”與(yu) “鑒”的特點。現存最早的一部曆史演義(yi) 是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yi) 》，以此書(shu) 第一回為(wei) 例，此回中寫(xie) 張角起事及其與(yu) 官軍(jun) 的爭(zheng) 戰在行文次第上多按時間順序將《資治通鑒》中的相關(guan) 記載移入小說，然而其中提到張角自稱“大賢良師”，且介紹張角生平不在光和六年而在中平元年，這些都是《資治通鑒》不載而在《資治通鑒綱目》中能夠找到的。類似的例子很多，足證嘉靖壬午本《三國演義(yi) 》之“按鑒”有“綱”“鑒”兼采的特點。

　　“按鑒演義(yi) ”從(cong) “綱鑒”體(ti) 史書(shu) 中取材的重要例證

　　至晚在隆慶年間，就已經有了將通鑒體(ti) 與(yu) 綱目體(ti) 合編的“綱鑒”體(ti) 史書(shu) 。《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曆史大方綱鑒》之“凡例”稱“《綱》、《鑒》二書(shu) ，古來未有合編者。合之，自荊川唐老師始,總之為(wei) 舉(ju) 業(ye) 家祈捷徑也。”唐順之確曾輯有《新刊古本大字合並綱鑒大成》，今存隆慶年間書(shu) 林楊員壽刻本。此類史書(shu) 在萬(wan) 曆以後非常盛行，如刊刻於(yu) 萬(wan) 曆年間的《綱鑒白眉》在其凡例中稱“曆代《綱鑒》之刻，近纂修者不啻百種”；萬(wan) 曆年間建陽書(shu) 林熊衝(chong) 宇刊本《曆代紀要綱鑒》有“告白”雲(yun) :“《綱鑒》一書(shu) ，坊間混刻多矣”。這些“綱鑒”體(ti) 史書(shu) 已被大大通俗化了，如張岱在《夜航船》序中說：“凡百工賤役，其《性理》《綱鑒》，皆全部爛熟”；謝肇淛《五雜俎》中有語雲(yun) ：“塾師所授不過《編年節要》、《綱鑒要略》而已。”也正是因為(wei) “綱鑒”體(ti) 史書(shu) 的通俗性質，《四庫全書(shu) 總目提要》卷48中不無輕蔑地說：“《綱鑒正史約》之類,坊刻陋本,不足以言史學。”

　　以“按鑒”為(wei) 標榜的曆史演義(yi) 恰恰也是在萬(wan) 曆以後大量出現的。其中，編撰了《列國前編十二朝傳(chuan) 》的餘(yu) 象鬥是整個(ge) 明清時期刊有曆史演義(yi) 種類最多的書(shu) 坊主，而且，其刊行的曆史演義(yi) 幾乎皆以“按鑒”為(wei) 標榜。就是這位書(shu) 坊主除了刊行曆史演義(yi) 之外還出版有《新刻九我李太史編纂古本曆史大方綱鑒》及《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曆史大方綱鑒》（兩(liang) 部《綱鑒》內(nei) 容幾乎全部一樣，題署不同是書(shu) 坊主的一種營銷手段）等曆史通俗讀物。有學者已經指出了《列國前編十二朝傳(chuan) 》與(yu) “綱鑒”體(ti) 史書(shu) 之間的密切關(guan) 聯，不過，還沒有把餘(yu) 象鬥本人就曾刊有“綱鑒”體(ti) 史書(shu) 這樣的事實與(yu) 《列國前編十二朝傳(chuan) 》的編撰聯係起來。實際上，經比勘對讀，可以看到大量史料從(cong) 《綱鑒》迻錄於(yu) 小說之中，小說甚至連《綱鑒》中的史論與(yu) 評注也加以抄錄，行文次第與(yu) 措辭亦與(yu) 《綱鑒》一致。小說中所謂“鑒斷”、“鑒論”等也都可以在餘(yu) 刊《綱鑒》中找到出處，甚至文字措辭都並無二致。可以得出結論，餘(yu) 象鬥在《列國前編十二朝傳(chuan) 》中所標榜的“按鑒”並非如學界所認為(wei) 的，從(cong) 《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或者其前編後續之作等“通鑒類”史書(shu) 中取材，而是對《鼎鍥趙田了凡袁先生編纂古本曆史大方綱鑒》之類的“綱鑒”體(ti) 史書(shu) 稍做整理加工而來。

　　“綱鑒”體(ti) 史書(shu) 的編纂特點

　　“綱鑒”體(ti) 史書(shu) 雖然名目繁多，但共通性的編纂特點還是相當清晰的。

　　其一，正文前一般都附有“曆代帝王傳(chuan) 授之圖”（或題“曆代帝王國統相承之圖”“曆代國號之圖”等，以圖表形式呈現從(cong) “三皇”至明代的帝王名號國號），“先儒名公姓氏”（或題“引用先儒姓氏”，姓氏下皆有小傳(chuan) ）以及元潘榮的《通鑒總論》。

　　其二，“凡例”或“讀法”中往往都強調“綱揭大義(yi) ”“鑒悉事由”“綱仿《春秋》，目仿《左傳(chuan) 》”，故“以綱為(wei) 主而鑒目附焉”。此類史書(shu) 多稱“綱鑒”而非“鑒綱”，應該與(yu) 此有關(guan) 。

　　其三，“綱鑒”體(ti) 史書(shu) 雖然並不是簡單地將通鑒體(ti) 與(yu) 綱目體(ti) 史書(shu) 合編在一起，但仍具史鈔性質。盡管常常宣稱是纂輯《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綱目》及其前編與(yu) 後續之作，但“綱鑒”體(ti) 史書(shu) 實際上又以“綱”、“紀”、“經”、“編”之類的名目對上述史著進行了節略與(yu) 整理。

　　其四，《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yi) 》不僅(jin) 以綱目體(ti) 對劉恕《通鑒外紀》作了大量的的節略與(yu) 加工，而且還為(wei) “綱鑒”體(ti) 史書(shu) 的編纂方式提供了諸多可供借鑒之處。例如，它效法《資治通鑒綱目》“大書(shu) 以提要，分注以備言”的方式，又以眉批的形式對“提要”中的重要史實再次加以強調。另外，《資治通鑒綱目》主要是以“史述”微言大義(yi) ，《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yi) 》則以“××曰”的形式增加了不少“史斷”，議論化、義(yi) 理化的傾(qing) 向進一步增強。而且，《新編纂注資治通鑒外紀增義(yi) 》的“注”改變了《資治通鑒綱目》以“目”（較具體(ti) 詳備的史述）注“綱”（重要史實的概述）的單一格局，其注文還有注音釋義(yi) 進行名物訓詁對史實加以考證補充等多種內(nei) 容，這些都對“綱鑒”體(ti) 史書(shu) 有較大影響。

　　其五，“綱鑒”體(ti) 史書(shu) 無一例外都是評點本，以評點的形式使原先文古義(yi) 奧的史著通俗化普及化。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征引明人言論最多的並非是署名為(wei) 纂輯者的唐順之袁了凡王世貞鍾惺等人，而是周禮（字德恭，號靜軒）。此人著有不少通俗化普及化的曆史讀物如《通鑒外紀論斷》《朱子綱目折衷》《續編綱目發明》《訓蒙史論》、《通鑒筆記》《讀史詩集》等，《三國演義(yi) 》諸多版本中引有不少以俚俗為(wei) 特點的詠史詩，這些詠史詩往往署名為(wei) “周靜軒”、“靜軒先生”等，但是否確為(wei) 周禮此人所作，還有待更確切的材料加以論證。

　　此發現的學術意義(yi)

　　此發現能夠拓展深化曆史演義(yi) 的以下一些研究領域：

　　第一，史料來源研究。此類研究很容易簡單地把史實的原始出處判為(wei) 曆史演義(yi) 的史料來源，實際上，小說作者不必讀過最早記錄某一史實的史著，也能從(cong) 已被通俗化的曆史讀物中直接取材，這些曆史讀物才是曆史演義(yi) 的史料來源。

　　第二，編創方式研究。某些曆史演義(yi) 以“綱”文設置情節主線，甚至有些曆史演義(yi) 的回目就是照抄或對“綱”文略加變化而成。此外，“綱鑒”體(ti) 史書(shu) “按《通鑒綱目》而取義(yi) ”、增加了“史斷”文字對曆史演義(yi) 的主題表達與(yu) 人事評價(jia) 頗有影響；“綱鑒”體(ti) 史書(shu) 的史鈔性質使得一些曆史演義(yi) 把迻錄“《綱鑒》舊文”作為(wei) 重要的編創方式；“綱鑒”體(ti) 史書(shu) 對主要活躍於(yu) 弘治正德年間的周靜軒征引頗多，一些曆史演義(yi) 也特別偏愛周靜軒的言論；“綱鑒”體(ti) 史書(shu) 在正文前附圖表、人物傳(chuan) 略、總論性文字的作法被一些曆史演義(yi) 襲用……關(guan) 注到“綱鑒”體(ti) 史書(shu) 這一取材對象，長期被遮蔽的曆史演義(yi) 之編創方式將得到學界更真切的認識與(yu) 更公允的評價(jia) 。

　　第三，文本演變研究。在推測曆史演義(yi) 的版本年代時，有學者把後起文本因加工比之前文本更詳細的一般規律套用，簡單地把簡本年代斷為(wei) 繁本之前。這就忽略了，與(yu) “綱鑒”體(ti) 史書(shu) 更強調對“鑒”“目”的提要與(yu) 通俗化一致，一些曆史演義(yi) 恰恰是把對之前文本的刪減簡化作為(wei) 主要加工方式的。關(guan) 注到“綱鑒”體(ti) 史書(shu) 這一取材對象，上述錯誤認識皆可得到澄清與(yu) 糾正。

　　第四，小說評點研究。一些曆史演義(yi) 取材“綱鑒”體(ti) 史書(shu) 的同時也受到了其評點的影響，但小說評點的這個(ge) 特點目前還少被關(guan) 注，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