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ti) 係】

　　作者：田毅鵬（吉林大學哲學社會(hui) 學院教授，吉林大學鄉(xiang) 村振興(xing) 研究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hui) 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ti) 係。自主知識體(ti) 係的建構，不隻是一個(ge) 觀念更新的問題，而且是一項帶有客觀性和經驗性的總體(ti) 實踐工程。尤其是對於(yu) 社會(hui) 學而言，無論是學科體(ti) 係的建立，還是自主知識體(ti) 係的建構，都離不開對其學科實體(ti) 性基礎的探求和追索。

　　本文所言“社會(hui) 學學科實體(ti) 性基礎”，主要是指學科體(ti) 係中那些作為(wei) 社會(hui) 單元實體(ti) 而存在的宏觀、中觀及微觀等社會(hui) 要素，如城市社會(hui) 和鄉(xiang) 村社會(hui) 便是作為(wei) 宏觀意義(yi) 上的實體(ti) 性社會(hui) 要素而存在的，社區、村落則是中觀意義(yi) 上實體(ti) 性社會(hui) 要素的主要表征。與(yu) 之相對應，便是學科體(ti) 係中的城市社會(hui) 學、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社區研究、村落研究等社會(hui) 學分支學科和研究對象。在這一意義(yi) 上，建構中國社會(hui) 學自主知識體(ti) 係如果僅(jin) 局限於(yu) 基本的學科思想理論探討和研究方法設定，而不對其實體(ti) 性社會(hui) 要素展開研究，社會(hui) 學學科便會(hui) 因缺乏實體(ti) 性知識體(ti) 係的支撐而無法獲得真正意義(yi) 上的發展。從(cong) 歐美社會(hui) 學早期發展演進的軌跡看，19世紀中葉歐陸社會(hui) 學在其起源發生階段，主要是從(cong) 理論上回答社會(hui) 學作為(wei) 一門學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古典社會(hui) 學的三大流派分別從(cong) 不同角度回應了學科研究對象、基本理論命題等學科發生的根本性問題，但並未在實體(ti) 性學科領域加以展開。到了20世紀初期，隨著社會(hui) 學傳(chuan) 到北美，才出現了學科化進展，其中最具核心意義(yi) 的標誌便是城市社會(hui) 學和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的誕生，為(wei) 建構社會(hui) 學知識體(ti) 係奠定了帶有覆蓋性、實體(ti) 性的知識基礎，以此為(wei) 契機，社會(hui) 學學科獲得了大發展。19世紀末期以來，中國在引進西方社會(hui) 學學科基本理論的同時，也開啟了學科本土化的進程。從(cong) 社會(hui) 學傳(chuan) 入中國初期至今，幾代社會(hui) 學人深刻意識到，作為(wei) 舶來品的西方社會(hui) 學與(yu) 中國城鄉(xiang) 社會(hui) 間存在較為(wei) 突出的隔膜，而力倡通過經驗研究加以破解與(yu) 轉換，進而建立起自主知識體(ti) 係的實體(ti) 性基礎。

　　首先，注意從(cong) 城鄉(xiang) 實體(ti) 性社會(hui) 樣態出發，挖掘提煉中國本土社會(hui) 的基本特質，不斷推進社會(hui) 學自主知識體(ti) 係建設。在社會(hui) 學發展曆程中，城市社會(hui) 學和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的誕生是學科知識體(ti) 係演進過程中的重要事件。正是以此為(wei) 載體(ti) ，社會(hui) 學研究者方可通過城市和鄉(xiang) 村這兩(liang) 個(ge) 實體(ti) 性空間來拓展知識體(ti) 係，增強社會(hui) 學研究的客觀性和經驗性，並由此形成帶有主體(ti) 性和實體(ti) 性的知識體(ti) 係。在社會(hui) 學作為(wei) 舶來品傳(chuan) 入中國的初期，包括吳文藻、費孝通在內(nei) 的社會(hui) 學家，努力通過對鄉(xiang) 土中國的實證研究，概括出“倫(lun) 理本位”“差序格局”“郡縣社會(hui) ”等學術命題，凸顯出中國社會(hui) 學極強的本土性特色，形成了富有曆史影響的社區學派，使得中國社會(hui) 學在建立初期便建立起建構自主性知識的實踐自覺。改革開放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社會(hui) 學界展開了持續性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研究，形成了對“三農(nong) ”問題的新理解，認為(wei) 中國的鄉(xiang) 村問題，絕不僅(jin) 僅(jin) 是農(nong) 業(ye) 問題，同時也包括農(nong) 村和農(nong) 民問題，隻有從(cong) 經濟、社會(hui) 、文化等多方麵加以理解，才能真正解決(jue) 鄉(xiang) 村問題。此外，從(cong) 鄉(xiang) 土中國研究入手理解中國社會(hui) 的路徑固然是一種具有曆史依據的現實選擇，但如果將其唯一化，也會(hui) 導致認識上的偏執。如學者陳映芳較早意識到此種表述的局限，認為(wei) 將既有的中國裁剪、過濾成“傳(chuan) 統的、鄉(xiang) 土的中國”的過程存在簡單化缺憾，在此種表述中，中國城鎮社會(hui) 、城鄉(xiang) 關(guan) 係的傳(chuan) 統以及傳(chuan) 統的城市秉性等被忽略。由此，不僅(jin) 中國的傳(chuan) 統性被單性化，中國的城市特性也成了純粹的外來之物、無本之木。這既於(yu) 我們(men) 的文化自覺無益，亦不利於(yu) 對現實中國城鄉(xiang) 問題的把握，因此，對中國城市傳(chuan) 統的研究和挖掘也被納入研究議程。

　　其次，由改革開放後中國新型城鄉(xiang) 關(guan) 係創新實踐引出的內(nei) 生發展理論。在社會(hui) 學知識體(ti) 係中，通過帶有實體(ti) 性的城鄉(xiang) 社會(hui) 發展經驗提煉概括出的發展理論至關(guan) 重要。長期以來，西方針對發展中國家建構起來的是所謂“外發理論”，即通過將外部現代性因素引入鄉(xiang) 村，使其內(nei) 部發生變動，進而獲得發展。這種典型的刺激反應、衝(chong) 擊回應的理論分析模式，忽略了發展中國家內(nei) 部的動力及發展活力。以城市化和城鎮化概念的理解界定為(wei) 例。“城鎮化”概念最早出現於(yu) 歐洲，由西班牙工程師塞達於(yu) 1867年所著的《城鎮化基本原理》一書(shu) 中提出。在此後的發展過程中，因歐美世界較少有“鎮”的層級設置，故其普遍使用城市化概念。而從(cong) 20世紀晚期開始，中國提出了新型城鎮化概念，並演繹出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學界通過對城鎮化概念的闡發，努力實現中國社會(hui) 學自主知識體(ti) 係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其一，強調縣域社會(hui) 作為(wei) 獨立發展單元的重要性。在中國曆史上，自秦漢時期便開始有縣鎮層級的設置，一直延續至今。縣鎮不僅(jin) 是一個(ge) 行政區劃的單位，更是一個(ge) 發展的實體(ti) 性單元。正如學者王春光所言，縣域社會(hui) 作為(wei) 基層社會(hui) ，具有完整的、獨立的形態和係統，可以有效連接個(ge) 體(ti) 、家庭、村落、鄉(xiang) 鎮與(yu) 更宏觀的社會(hui) ，兼具現代性、城市性和傳(chuan) 統性、鄉(xiang) 村性，具有傳(chuan) 承與(yu) 發展的功能。其二，關(guan) 於(yu) 內(nei) 發理論的構建和闡釋。在歐美的外發理論看來，工業(ye) 化城市化背景下的鄉(xiang) 村是一個(ge) 走向衰敗的空間，已不再具有發展的內(nei) 生力。但改革開放背景下的中國社會(hui) 學界基於(yu) 鄉(xiang) 村發展的“中國經驗”，卻提煉出中國特色的“內(nei) 發理論”。所謂內(nei) 發型發展主要是指“適應於(yu) 不同地域的生態體(ti) 係，根植於(yu) 地域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地域的文化傳(chuan) 統，依據地域居民的共同合作，開創出發展方向和道路的一種創造性的事業(ye) ”，日本內(nei) 發理論的代表者鶴見和子承認，她所提出的內(nei) 發理論，主要來源於(yu) 費孝通的小城鎮理論。費孝通關(guan) 於(yu) 蘇南小城鎮的研究應被看成是中國的“內(nei) 發型發展論”。他曾圍繞內(nei) 發理論的典型“蘇南模式”展開研究，認為(wei) 其特點在於(yu) 村集體(ti) 經濟發達、接受大城市輻射，政府主導、工農(nong) 互補，離土不離鄉(xiang) 。後來又強調“內(nei) 發”與(yu) “外發”相結合的特點。陸學藝在其1988年開始進行的“百村調查”中，將其第一本著作命名為(wei) 《內(nei) 發的村莊》，實際上也是通過“內(nei) 發”概念闡釋，對處於(yu) 急劇變化中的鄉(xiang) 村發展內(nei) 生動力的生成做出一種理論概括，豐(feng) 富了內(nei) 發理論的知識譜係。

　　最後，基於(yu) 地域社會(hui) 學研究而生發出來的社會(hui) 學知識體(ti) 係創新。伴隨工業(ye) 化和城市化進程，城鄉(xiang) 社會(hui) 的界限逐漸呈現出模糊化的特征。與(yu) 之相伴隨，城市社會(hui) 學與(yu) 農(nong) 村社會(hui) 學的研究分野也開始相互交錯融合。經曆了產(chan) 業(ye) 化、城市化衝(chong) 擊波的社會(hui) 已不能簡單地運用“城市—鄉(xiang) 村”的二分範式來加以解釋，這便提出了既包括城市，又包括農(nong) 村，而又超乎其上的“地域社會(hui) ”概念。地域社會(hui) 學所關(guan) 注的不是那種靜止的傳(chuan) 統地域社會(hui) ，而是充滿了動態流動性和複雜重層的“地域空間”，圍繞著地域社會(hui) 而展開的研究有助於(yu) 形成具有自主性的學科知識概念及體(ti) 係。其一，地域社會(hui) 學密切關(guan) 注城鄉(xiang) 融合的地域空間。19世紀末，英國城市學家霍華德曾提出其城鄉(xiang) 融合方案，認為(wei) “城市磁鐵和鄉(xiang) 村磁鐵都不能全麵反映大自然的用心和意圖。人類社會(hui) 和自然美景本應兼而有之。兩(liang) 塊磁鐵必須合二為(wei) 一”。而現實中城鄉(xiang) 間的融合點又首推城鄉(xiang) 結合部。在城鄉(xiang) 融合的進程中，城鄉(xiang) 結合部承載著特殊的功能。在歐美城市學家以往的研究中，城鄉(xiang) 結合部往往是作為(wei) 城市的“陰影地帶”而存在的，是城市問題的淵藪。但從(cong) 地域社會(hui) 學研究視角審視中國快速城鎮化背景下的城鄉(xiang) 結合部，我們(men) 會(hui) 發現，作為(wei) 一種特殊的社會(hui) 樣態，城鄉(xiang) 結合部的人口結構、空間結構、關(guan) 係結構、階層結構、組織結構都與(yu) 一般意義(yi) 上的城鄉(xiang) 社會(hui) 不同，具有鮮明特色，往往是作為(wei) 最具發展活力的地域空間而存在的。由此，探究城鄉(xiang) 結合部的問題表象及活力源泉，成為(wei) 我們(men) 理解問題的關(guan) 鍵。其二，地域社會(hui) 學強調地方性在發展中的作用，對地域空間內(nei) 社會(hui) 關(guan) 係和社會(hui) 結構變動展開研究。如學者王春光認為(wei) 地方性比傳(chuan) 統性、鄉(xiang) 土性和鄉(xiang) 村性具有更強的靈活性、開放性，與(yu) 現代性存在著更複雜、更具彈性、更兼容親(qin) 和的關(guan) 係，盡管也存在一定的張力。由地方性滋養(yang) 出來的社會(hui) 文化主體(ti) 性成為(wei) 推動縣域現代化發展和變遷的主導力量。從(cong) 地方性中尋找社會(hui) 文化主體(ti) 性的培育可能，是中國更多縣域推動現代化建設可以借鑒的重要經驗。

　　總之，談中國社會(hui) 學自主知識體(ti) 係的建構，必須注意分析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背景。其一，要將此話題置於(yu) 西學東(dong) 漸的背景之下，從(cong) 中學與(yu) 西學的複雜互動中加以理解和展開。晚清時期，在嚴(yan) 複等啟蒙思想家將西方社會(hui) 學引入中國的過程中，曾試圖通過中國傳(chuan) 統思想中的“群”等重要概念來化解西方的社會(hui) 學理論，借以彰顯中國社會(hui) 學的自主性。新時代中國社會(hui) 學研究者潛心觀察研究城鄉(xiang) 社會(hui) 發展實踐，將中國社會(hui) 學的學科體(ti) 係、學術體(ti) 係、話語體(ti) 係的自主性構建推向了新高度。其二，既要關(guan) 注學科的理論性，又要紮根城鄉(xiang) 社會(hui) 展開經驗實證研究，借以建立起學科的實體(ti) 性基礎。中國社會(hui) 學自主知識體(ti) 係的建構，是一個(ge) 涉及城鄉(xiang) 社會(hui) 變遷、帶有極強總體(ti) 性的實體(ti) 性問題，我們(men) 在探討中國社會(hui) 學自主知識體(ti) 係建構的過程中，既要有思想理論的反思，更要有客觀性、實體(ti) 性經驗研究的持續和深化，隻有這樣，才能建構起具有自主性的社會(hui) 學知識體(ti) 係，進而實現當代中國社會(hui) 學的理論自覺。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04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