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大為(wei) （天津社會(hui) 科學院文學與(yu) 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作為(wei) 明清之際的大儒，王船山不僅(jin) 學問博大宏深，視野開闊，而且與(yu) 一般的經學家或理學家不同，無論其本人的詩文寫(xie) 作還是詩話文論，對於(yu) 詩文藝術問題都能自成體(ti) 係、洞徹幽微。“聖人達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王夫之《詩廣傳(chuan) ·召南一》，下引船山著作不再標注作者）是船山在《詩廣傳(chuan) 》當中提出的一個(ge) 經學問題。但“函情”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概念係統，船山在詩話文評當中也經常使用，如果細加審度，可以發現這在船山並非偶然隨意的借用，其經學意義(yi) 上的“函情”說，與(yu) 狹義(yi) 上的詩學文論並非全不相幹，而是《詩》學與(yu) 詩學內(nei) 在貫通的理論體(ti) 係。

　　儒家傳(chuan) 統的文學觀念背後，原本有著一個(ge) 完整的經學思想係統。但到魏晉時代，已經有“詩言誌”（《毛詩序》）與(yu) “詩緣情”（陸機《文賦》）的對立，經學觀念係統似乎已經不能充分地囊括與(yu) 解釋文學現實。後來的文學觀念與(yu) 文學理論，不斷有“原道”“征聖”“宗經”之類的要求，但對於(yu) 文學自身的藝術特征似乎關(guan) 注不夠，或不能具體(ti) 化為(wei) 藝術標準與(yu) 操作技藝。而皎然、司空圖、嚴(yan) 羽以來的詩學理論所渲染的那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的詩藝境地，又在理論上走向另一極端，使得文學創作與(yu) 文學作品都成為(wei) 不可理喻的神秘之物。到了明清時代，詩文等傳(chuan) 統文學體(ti) 式走向衰微，明代台閣體(ti) 、前後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弊端，清代的神韻、格調、性靈、肌理諸說的問題，歸根到底，大體(ti) 是對於(yu) 文學創作機製與(yu) 文學情感、文學經驗本身理解的簡單化、抽象化、粗鄙化、神秘化所致。

　　船山的“函情”說既然是經學問題，那自然是以聖人和《詩經》為(wei) 標準。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它形成一個(ge) 認知與(yu) 價(jia) 值評判的層級：聖人“達情”之文，是理想性、理念性的價(jia) 值標準；而君子修文“函情”，則包含著實踐性、操作性的文學觀念與(yu) 文學思維方法。聖人達情之“文”，其極致就是禮樂(le) 教化、典章製度之“文”，它是天下人共同遵循的政治、社會(hui) 與(yu) 文化、文明秩序，也是情、文之間密合“無畛”的典範（《詩廣傳(chuan) ·召南一》）；君子修文“函情”，可以與(yu) 狹義(yi) 概念上的詩文相互因依、相互融通。但船山不是在簡單複古或者調和，而是力圖以其宏闊開張的思想格局與(yu) 創造性的思想突破，將這兩(liang) 個(ge) 層麵貫通起來：正是“達情”之文的經學化的理想價(jia) 值標準與(yu) 開闊理論界麵，構成“函情”說背後的認知背景與(yu) 問題性格局，指向了有關(guan) 文學創作主體(ti) 、文學情感、文學經驗之現實構成與(yu) 複雜機理的辯證的、具體(ti) 的理解方式。

　　在這種被船山重新激活的儒學或經學的現實性與(yu) 社會(hui) 性文學視野當中，文學創作主體(ti) 與(yu) 文學經驗，自然不能是“小人一往之喜怒”（《夕堂永日緒論內(nei) 編·一》）的結果，但即使是在藝術創作與(yu) 詩性造境當中，也非一個(ge) 抽象、神秘的主體(ti) 性，而仍然是現實的、社會(hui) 性的存在。這導致文學情感與(yu) 文學經驗本身，需要具有公共性基礎與(yu) 多維立體(ti) 的複合性構成：“詩言誌，非言意也。詩達情，非達欲也。心之所為(wei) 期者，誌也；念之所覬得者，意也；發乎其不自已者，情也；動焉而不自待著，欲也。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誌，公意準乎情”（《詩廣傳(chuan) ·邶風九》）。誌、意、情、欲，都不宜作抽象凝視與(yu) 割裂理解，“但言意，則私而已；但言欲，則小而已”（《詩廣傳(chuan) ·邶風九》），所謂的“私”與(yu) “小”，指的不僅(jin) 僅(jin) 是觀念視野，同樣也是孤立、抽象的認知方式、思維方式的體(ti) 現。

　　所謂“大欲通乎誌，公意準乎情”，則將傳(chuan) 統“言誌”與(yu) “緣情”說的對立疏解開來，在“通乎誌”“準乎情”之間的辯證思理與(yu) 錯綜關(guan) 係格局當中，是“函情”說的生動展開與(yu) 理論活力之所在，在“修文以函情”的文學經驗與(yu) 文化實踐的現實關(guan) 係當中，意、誌、欲、情進行了生動的轉化與(yu) 升華：這種轉化與(yu) 升華，既是文學性與(yu) 詩性的生成過程，也是“一往之喜怒”的原始情誌的社會(hui) 化經驗轉換與(yu) 公共性價(jia) 值重建。這個(ge) 過程，不可化約為(wei) 一種概念化的同質性，或“純粹”藝術性的神秘體(ti) 驗，而是共同指向一種擴展了的文學觀念視野、認知格局，與(yu) 多向度、多層麵的解釋路徑。缺乏這一雙向的錯綜、綜合機製，不僅(jin) 文學情感與(yu) 文學經驗缺乏儒家傳(chuan) 統要求的社會(hui) 意義(yi) 與(yu) 教化作用，藝術問題解釋也終將走入困境。

　　在此前提下，船山對於(yu) 傳(chuan) 統詩學與(yu) 文學問題本身形成了新的理解視域：“於(yu) 所興(xing) 而可觀，其興(xing) 也深；於(yu) 所觀而可興(xing) ，其觀也審。以其群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群，群乃益摯”（《詩譯·二》）。過於(yu) “純粹”的藝術性和“一往之喜怒”一樣，不僅(jin) 僅(jin) 是對於(yu) 詩性與(yu) 文學性的抽象化與(yu) 簡單化，同樣也不能提供“隨所以而皆可”的豐(feng) 富的解釋向度與(yu) 闡釋餘(yu) 地。正因此，船山的“興(xing) 觀群怨”解釋，不僅(jin) 僅(jin) 是文學接受問題，也是對於(yu) 文學情感、文學經驗與(yu) 文學創作機製，作出的周全、圓通、立體(ti) 化的解說。

　　具體(ti) 地說，這種精細的解釋方式建立在兩(liang) 個(ge) 認知前提之上：一是文學創作主體(ti) 、文學情感“出於(yu) 四情之外”（《詩譯·二》）的多維複合的社會(hui) 性構成與(yu) 豐(feng) 富的現實經驗內(nei) 容，二是由此決(jue) 定的文學經驗本身的多層次蘊涵與(yu) 接受、闡釋層次，以及陳詩觀化的教化作用、現實意義(yi) 。在這種主客觀之間的錯綜結構與(yu) 複雜綜合當中，就是“修文以函情”的社會(hui) 化的實現空間。

　　（一）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在經學視野當中展開的“函情”說，並非一種文學工具論與(yu) 功利化的文學觀念，從(cong) 經學視野出發的文學之現實性、社會(hui) 性情感與(yu) 文學經驗構成觀念，使“函情”說擴大、豐(feng) 富了理解文學情感、文學經驗、文學創作主體(ti) 性機製的認知視野與(yu) 思考路徑：一方麵，“達情”與(yu) “函情”在理想與(yu) 現實、理論與(yu) 實踐、理念與(yu) 操作關(guan) 係當中構成的理論格局，使得船山的經學視野突破了“純粹”藝術性詩學的理論困境，發揮了積極的基礎性的理論構成作用；另一方麵，船山也並沒有忽視文學自身的特質與(yu) 創作機製的複雜性，其經學視野能夠吸收儒家以外的曆代詩學觀念的合理成分，對文學情感、詩性經驗與(yu) 創作機理，給出比較全麵客觀的、深契藝術規律的解釋。

　　（二）與(yu) 此同時，“文”在一個(ge) 更大的視野當中，構成聖人與(yu) 君子之間連通與(yu) 聯係的中介。這裏的“文”，小而言之是詩文、文學、文章，大而言之就是文化與(yu) 文明。聖人與(yu) 君子對待“文”的方式、其“文”的功用當然不同，但正因此，“文”才能將整個(ge) 的文化與(yu) 文明秩序維係與(yu) 統合起來：聖人達情，“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龍·原道》），構成文明的標高與(yu) 典範；君子函情，其文學與(yu) 文章創製，代表了文明的層次、曲折與(yu) 具體(ti) 內(nei) 容。然而，聖人與(yu) 君子共同創造與(yu) 經營的，都不僅(jin) 僅(jin) 是狹義(yi) 的文學和文章，也包括人們(men) 生活於(yu) 其中的文化與(yu) 文明的秩序，聖人與(yu) 君子共同代表的，正是文明生活秩序的現實和具體(ti) 的整體(ti) 構成；而以包括文學與(yu) 文章在內(nei) 的手段，維護並不斷為(wei) 這個(ge) 秩序注入新的活力，正是儒家經典與(yu) 經學的核心努力之所向。

　　船山的詩學主張沒有突破經學問題框架，但以“六經責我開生麵”為(wei) 畢生追求的船山，經學範式為(wei) 其提供了解決(jue) 陷入模擬、空寂、狹窄乃至邪僻的詩學問題困境的理論視野，從(cong) 而同樣開文學與(yu) 詩學的“生麵”。而船山以《詩經》為(wei) 標準，所推崇的情景浹洽、妙合無垠的神化之境（《夕堂永日緒論內(nei) 編·十四》），正是建立在文學創作主體(ti) 、文學經驗的層級結構與(yu) 複合構成基礎上的精微藝術辨析，同時也可以將廣闊的社會(hui) 曆史經驗與(yu) 現實性內(nei) 容包括於(yu) 其中。所有這些，使得船山表麵上看似有些保守的文學與(yu) 詩學觀念，對於(yu) 明清之際詩文等傳(chuan) 統文學體(ti) 式弊端的根本成因來說，反倒是切中要害、恰如其分的對症之藥，及理論格局的生動拓展和重構。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19日 13版）